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的背景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发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变化，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变革，新技术、新产业得到突破性的发展，也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
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持续进一步深化，产业边界逐渐消失，科技创新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单一科技创新逐渐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融合创新或者组合创新成为推动不同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也成为目前乃至未来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目前，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都在不遗余力地通过资金、政策、人才、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支持，积极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推动创意创新产业的兴起并蓬勃发展。
可以说，文化对科技的发现、发明创造和应用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加快了科技产业的变革和演进。科技创新为文化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也带来了传统文化产业的振新和新兴业态的兴起发展。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充分发挥科技在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高科技对这些领域的贡献率。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创新的桥头堡，必须承担起改革创新先试先行的责任，大力加强科技对各个领域的推动力量。2014 年 5 月，***总书记明确提出希望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上海的文化与科技却被割裂开来，各自独立发展，从而使上海的文化与科技始终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与世界文化、科技大国匹敌。所以，一味强调科技创新而忽略弘扬与繁荣城市文化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将走向歧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建立在文化与科技有机融合的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城市处于一个文化沙漠之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难以建成的。
基于未来的发展定位，上海目前迫切需要依托创新的力量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国外新兴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产品越来越快地渗透进中国市场，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消费选择。
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人口不断导入，消费者在重视物质上满足的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精神的享受，追求独特个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朝气蓬勃的态势迅速发展，融入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
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涌现出来的新兴业态，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也成为科技创意产业中最具精神力量的部分，甚至成为整个现代产业体系中最有发展前景的部分。
文化的创新和繁荣能够为科技发展构思新的创新理念，构建新的创新机制，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极大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赋予文化新生命，催生现代文化产业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科技是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力提升的主要途径。现阶段，上海应根据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融入科技创新、创意的元素，贯彻“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理念，全面提升上海文化、科技相关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提升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日益多层次、多元化的需要，加快推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海派文化走向世界，推动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
1.2 研究的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第一，通过对上海市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研究，从理论上可以丰富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比如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要素和运行的机制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通过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进一步丰富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相关理论，揭示文化与科技两个系统如何实现深度融合，达到“1+1>2”的理想状态，以期为文化、科技相关产业研究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充实相关领域的研究。
第三，目前学界在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对其融合创新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却相对比较少。本文通过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据此建构一个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机制，以期为文化与科技融合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
1.2.2 实践意义
第一，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策略是为传统产业注入活力、赋予时代内涵的重要手段。
通过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现状进行分析，为上海企业转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上海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等提供参考价值。
第二，通过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现状的分析，比较国内其他城市的情况，为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出谋划策，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更好地促进上海文化产业与科技的融合，为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推动新兴业态的发展。
1.3 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的涉猎，可以追述到文艺复兴时期，着名画家达·芬奇认为：艺术插上科技的羽翼才能飞得更高。
他生动地揭示了科技是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文化的升级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深入琢磨不难发现，科技也只有被运用各个领域，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不断进步，创造出新的产品。因此从这一角度俩看，文化与科技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推进，实现双赢的关系。雷舜东等人通过研究认为，从真正意义上讲，默顿才是最早对文化与科技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深入地分析了文化与科学两者相互间的影响关系。
在莫顿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于西方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变革导致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唯一性遭到了巨大的挑战，机械复制时代来临使得艺术作品能够被复制、再造，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它的价值。虽然瓦尔特·本雅明对于艺术作品的复制表示惋惜，但是瓦尔特·本雅明认为科学技术带来的机械复制时代还是有可取之处，它带来了文化艺术品的大众化，民主化，使更多人能够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启发了民智。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从总体上还是赞扬了科学技术变革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极大解放，认可其能够为更多民众带来的精神层面享受。
向勇在研究《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关键问题和人才要求》时采纳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的观点，威廉·麦克高希在其着作《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中，提出了“人类文明的界定是以传播媒介为前提的”这一观点，并以“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ies）为参考值，他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将世界史划分为表意文字、音标字母、印刷技术、电子影像以及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等五个时期。
英国思想家 C.P.斯诺（C.PSnow）提出了“第三种文化理论”的观点。1956年，斯诺在《两种文化》的文章中阐述了两种文化的界定，他指出两种文化即文学中的文化与自然科学的文化。两种文化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小，形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直至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提出彻底打破了过去对文化与科技分离的研究，开始从宏观上把二者融为一体。第三种文化的理念是追求文化与科技的自由融合，是社会科学的自然发展。
肯特·托比奥卡较早指出了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推动作用。他阐述了技术进步与日本文化事业之间的关系，指出随着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各种技术创新和由此带来的经济价值对日本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M.桑德罗斯基指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其发展得益于文化的形成并且也形成着文化。一个技术创新的悖论是除了创造了新的人力安排外，往往巩固了现有的社会文化习俗、标准及价值观。
马利察讨论了异质文化之间作用的三个层次，即价值观差异、科技发展水平差异、知识差异，认为文化在影响政策制定、技术发展及创新过程中意义重大。
Richard H.Day 从历史视角分析科技在文化演进中的特点和产生的结果，认为在文化演进中，科技改变了个人和社会存在的每个方面。科技与文化相对而立，相辅相成，科技的进展应对了文化上的各种挑战。
1.3.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的相关研究最早是从竺可桢，他是中国开拓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现代科技创新功能的奠基人。他留学海外，较早吸收了将国外的先进思想，对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并将这种先进思想带回国内，不断地进行的优化和推广，影响了国内一大批学者，他们之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吸取了竺可桢的研究经验。目前来讲，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刘玮（2008）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首先分析了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四个发展周期。然后总结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增长的周期规律，分别是：科技创新加速发展规律，文化产业增长周期规律以及科技创新之于文化产业增长的反作用规律。最后提出要依靠科技创新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深圳大学陈振旺（2013）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文化科技融合产品的形态和融合方式。通过选取现实生活中已有的文化科技型产品和科技文化型产品进行深入剖析，这些产品往往烙上鲜明的文化与科技的印记。然后根据这些产品探讨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繁荣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耦合共生模式，典型的融合案例是华为与海底捞的“IT 火锅”;第二种是文化先行模式，典型案例是迪士尼的“米奇幻曲剧场”,第三种是科技引领模式，借助科技的力，赋予文化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彭英柯（2013）基于产业融合机制视角，先分析了产业融合的概念和形式，梳理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本质，即产业的融合，并将融合分为两种：生产方式进化型和产业分工异化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两种新形式的融合机制的动机、路径以及融合的过程。文章提出生产方式进化型的动机是企业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路径是生产方式外延式融合和内涵是融合两种，融合过程依赖技术条件支持；而产业分工异化型的动机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融合路径是企业的跨产业经营活动导致分工的内部化，融合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最后根据融合机制的探讨，提出了针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三种模式：第一、技术驱动模式；第二、跨越发展模式；第三、政府推动模式。
深圳大学贺和平，刘雁妮（2014）基于体验视角下探讨了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文化产品创新路径，全文围绕“体验”一词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第一、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是体验；第二、文化产品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第三、文化与科技融合产品创新的基本路径是增强体验，第四、文化与科技融合产品创新的创新思维是体验丰富化。
华东师范大学黄武龙（2014）基于产业化视角，分析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质和模式。介于当代文化和科技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先深入剖析了文化和科技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进一步挖掘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本质和影响因素，最后聚焦于在企业为主体的融合模式下，文化与科技融合业态的发展机制，并从人才培育、市场体制、融合环境三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苏卉（2015）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构建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并将其视为一个系统，认为该系统可以通过功能耦合、循环互动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最后提出可以从战略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和政策协同这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平台的要素构成，更好地推动系统的运行。
本文深受此文影响，也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这一视角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的有效运作来实现上海文化与科技的协同创新，充分发挥文化与科技两个要素“1+1>2”的协同效应。
1.4 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文一共有八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背景意义和理论基础，对研究对性进行学理性分析，交代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内涵以及融合的模式、融合创新的需要的机制等等。
第二部分为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现状的评价并通过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的比较，进一步找出上海落后的因素。文章采用回归分析法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进行论证评价。然后采用比较分析法，找出几个关键指标进行比较，使得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一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发现上海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是针对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机制要素分析以及机制的建构。在分析要素时，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找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推动机制的关键要素，为第六章机制的建构奠定基础。
第四部分为第七章，主要以政府的角度从六大方面提出推动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对策建议。
第五部分为第八章，主要是对本篇文章的总结和展望。
1.4.2 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对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或者对同类事物在同一阶段进行的差异比较，通常选取一些直观数据进行分析，进而了解在经济活动中不同主体发展差距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通过以北京、深圳、杭州三个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情况较好的城市与上海作对比，借以发现上海自身的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为上海弥补不足，继续发挥优势，更好的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奠定基础。
（2）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是在统计学中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时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通过选取自变量与应变量对应的观测数据，建立归回函数。本文为了将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别选取了 2005 年至 2013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研发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运用数量关系结合图表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定量分析，通过精确的数据和图表，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上海文化科技的相关关系，进而使研究观点变得更加确定和明晰。
（3）社会调查法
社会调查法是系统地、有针对性搜集能反映研究对象现实情况或历史情况的数据资料、文字资料、图片资料或其他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社会调查发包含了多种调查方法，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文广局、上海市科委、国研网等发布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为分析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现状提供充足的现实依据，进而为揭露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存在的瓶颈困难找到突破口，并据此提出相应解决困难瓶颈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4）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一种涵盖多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的态势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反之，则较小。
在本文的研究中，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运行机制各要素其的关联度。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麻烦，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机制构建找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