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逐步转变，各种权利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社会矛盾突出，整个社会中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处于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当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化，在各种极端情绪的作用下很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这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甚至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的政治稳定造成威胁。因此，有效地应对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一、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及PX项目回顾
2015年4月6日18时56分，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 （PX项目） 厂区33号腾龙芳烃装置和周边的常压渣油储罐发生漏油着火事故，并引发爆炸，事故共造成14人受伤。
4月22日，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漳州古雷PX事故是由于二甲苯装置在运行过程当中输料管焊口焊接不实而导致断裂，泄漏出来的物料被吸入到炉膛，因高温导致燃爆，事故定性为责任事故。
①2013年6月，漳州PX项目试投产，同年7月30日凌晨4时35分，该项目一条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充入氢气测试压力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伤，无物料泄漏。官方通报称，事故造成附近一个村庄部分房屋玻璃震裂或破损。
②最近几年，PX项目在中国一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每次落户都困难重重。在厦门之后，各地反PX项目的抗议事件有：成都 （2008年5月与2013年5月）、大连（2011年8月）、宁波镇海 （2012年10月）、昆明 （2013年5月）、茂名 （2014年3月） 等。与此同时，自2007年以来经过专家、地方政府及媒体不遗余力的科普，越来越多的公众逐渐知晓了PX的低毒属性。特别是2014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的词条保卫战，更是使得PX低毒属性深入人心。
③然而，时隔不到2年，漳州PX项目再次发生爆炸事故，这让备受争议的PX项目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参照相关报道，笔者总结了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普通民众等四方对此事件的主要观点，并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具体说明。
1.政府部门：问题出在安全管理
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表示，这起事故暴露出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重效益、轻安全，二是装置的规划布局不合理、不科学，三是企业的安全管理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④
2.企业自身：设备材料有问题
腾龙芳烃技术部、生产部多位工程师表示，此次事故首先是生产作业区的加热炉管道爆裂后，引发加热炉及约百米远的油罐爆炸起火，至于加热炉管道为何爆裂，是因为加热炉炉管存在材料问题。⑤
3.行业专家：事故与PX工艺无关
环保部专家曹凤中表示，此次事故是由漏油引起的，实际上是岗位责任不到位，操作不到位，缺乏安全生产意识，和整体PX生产工艺无关。⑥
4.普通民众：对PX项目更为抵触
微博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平台，微博上不乏与上述三方观点相一致的声音，但大多数微博网民通过对“福建漳州官员曾保证PX工厂不会发生爆炸”、“福建漳州PX项目2年内2起爆炸事故”等事实的传播，以及不满情绪的表达，表现出对PX项目更为质疑的态度。相比之下，较少谈及事故发生的原因，而是将PX项目本身与项目的安全监管混为一谈，结果便是对PX项目更为抵触。
通过比较以上四方观点可以发现，关于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三方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将事故原因归于安全监管，并尽量厘清事故与PX本身的关系；而普通民众的观点则相反，爆炸事故的发生使民众对PX的态度更为消极，抵消了之前“PX国家公关”的作用。
二、具体情境对PX项目传播效果的现实制约
如前所述，近几年来政府、专家、媒体等对PX不遗余力地推行的科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PX项目的抵触情绪，但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无疑再次激起了民众对PX项目的恐慌心理，使有关PX项目的传播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1.传播效果的有限性
20世纪40年代起，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普遍应用于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进入“有限效果论”阶段。这不是说媒介被发现没有效果或影响，而是说在媒介刺激和受众反应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或一对一的关系。媒介是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在人们的观念、态度、行为方式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它们也决定了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注意和反应。⑦政府、专家、媒体传送给民众的信息在发挥作用时，必然会受到现实中相关实际情况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关PX项目的传播所取得的实际的传播效果，是建构于与PX项目相关的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的，而这些具体、直接、甚至可感的特定社会现实，与政府、专家、媒体所传送给民众的相对间接的信息相比，在影响民众关于PX项目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作用。此外，随着与PX项目相关的实际情形的改变，民众会主动改变或修正由先前传播所形塑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之前所取得的传播效果也会相应增强或减弱。因此，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之所以会在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再次变得悲观，就是由于此次爆炸事件容易让普通民众产生“PX项目不安全”的感观，这种特定的感观则消解了之前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所取得的正面效果。
2.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与培养理论
美国学者克拉伯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选择性接触，是指人们倾向于接触或注意那些觉得与自己的态度和兴趣相一致的媒体信息，同时倾向于避开那些可能制造不和谐的信息。⑧选择性认知是对信息的精神或心理上的重塑，这种重塑使得信息的意义和某人的信仰和态度相一致。⑨选择性记忆，是人们倾向于将与自己之前的态度、喜好相一致的信息记住，并记得最清晰、最长久的过程。⑩由于2007年厦门抵制PX项目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较大，使民众关于PX项目形成了危害生存环境的刻板印象，因此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在面对来自政府、专家、媒体的有关PX项目的正面信息的时候，由于这些正面信息与自己已有的认知倾向并不一致，民众往往会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消极态度和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对这些正面信息产生抵触情绪，结果便是，这些来自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信息并未能改变民众关于PX项目的已有认知，因此也就很难进入记忆阶段。但是，这里并非是说民众关于PX项目的认知是无法改变的。培养理论认为，长期的媒介接触会导致受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趋同于媒介中所呈现出的世界观。
事实也证明，经过政府、专家、媒体对PX项目正面信息的长时期传播，民众逐渐知晓了PX的低毒属性，对PX项目的认知也越来越理性。但如前所述，这种培养效果也是建构于特定的现实情境的，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造成了现实情境的改变，因此也带来了传播效果的变化。
3.信源可信性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在考察传播者时，霍夫兰及其团队成员研究了信源的可信度，并把它分为“可信性”（trustworthiness） 和“专业性”（expertness） 两个层面，通过研究发现高可信度的传播者能导致更多的态度改变，而低可信度的传播者较少导致态度改变。政府、专家、媒体三方所进行的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之所以效果较差，与近年来这三方可信性程度的下降是分不开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然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未能满足民众的价值期待，贪污腐败等问题的一再暴露，都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近些年，专家学者的诸多“雷人言论”也使其公众形象被戏谑为“砖家”,造成了专家话语可信性的下降。
在信息社会，首要的社会安全和人民权利，应该表现为社会整体的信息安全和公众的知情权。大众传媒担当着提供信息的职责，尤其是机关媒体，负有更大的责任。这就要求传媒的报道结构合理，公众关注的焦点事件，应及时、客观、完整地加以报道，不能遗漏重大新闻，以便为公众的理性判断提供权威的信息源。可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受权力与资本控制的传媒，在某些特定事件上并未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而表现为一种集体失语。此外，近些年来互联网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使信息传播环境变得更为开放和自由，为民众接触到事实真相提供了更多途径，而一旦民众所了解到的事实与政府、专家、媒体等提供的事实相左时，便会进一步消解这三者的可信程度。
传播效果的产生是建构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情境之中的，只有符合实际情况的传播活动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针对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尽管PX本身低毒、PX项目并不危害生存环境，但由安全监管问题所导致的项目事故一再发生，这就造成了民众对PX项目的质疑和抵触。只有让PX项目的运作严格遵守相关程序和法律，将PX项目置于严密的安全监管之下，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才能通过长久的传播活动重建民众对PX项目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