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历程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由市场调节的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迅速成长，与计划调节的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形成巨大的反差。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在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寻租行为使得腐败现象迅速蔓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渐进式改革，总体而言，仍属于帕累托改善，在这期间所发生的社会冲突都属于非经济性质的，主要来自于精英阶层非经济利益的诉求。
到了 90 年代初期，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剧变，改革和经济增长均处在一种徘徊、停滞时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幸运的是，1992 年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最终得到了确立。在向市场化目标推进的过程中，首先在“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增量市场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要素存量市场化”改革却因阻力重重而并无实质性进展。两种资源配置体制并行产生了一系列摩擦，矛盾日益严峻，而维持要素非市场化的体制也在不断地消耗着大量的财政金融资源，造成财政赤字和金融机构呆账坏账激增，此时又逢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市场萎缩，矛盾进一步激化。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改革进入要素改革的攻坚阶段。
在一个交易成本并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资源初始配置的不同不仅意味着不同的配置效率，更意味着会有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机会不均等是造成结果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处于传统体制中的存量要素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配置使之市场化，都意味着巨大社会利益的重新组合。
中国社会由此也进入了一个直接利益冲突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增的阶段。
此后的社会冲突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社会冲突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阶段以官员和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此轮再分配中利益受损者对这种利益分配规则并不认同。这种不满可能直接引发以明确利益诉求为目的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也可能透过某个孤立、偶发、不相干的事件爆发，但爆发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直接利益受损方积累了对社会的不满。
二、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社会冲突
从前文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冲突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街头示威，也不是要求制度变革的激进行为，主要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的稀缺性而围绕着稀缺资源的竞争所直接或者间接引发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地方上的单一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并且大多数活动有明确利益诉求。利益诉求的社会冲突，实际上根源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在中国则表现为，从一个财产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向差异扩大的社会过渡。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述：“在可欲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权和不平等时，必然会加剧不同阶级之间的紧张和仇恨，这种仇恨会进一步触发那些没有权力、声望与财富的人对占有这些资源的人进行对抗。”笔者认为造成当前社会冲突的最主要经济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平等，而这当中首推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冲突密切相关。关于两者之间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稳定”.阿马蒂亚·森在其经典著作《论收入不平等》中谈到“不平等和暴动实际上是个近似体”,将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看作是同生体.用不平等来解释社会冲突的早期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或土地所有权的个人分布上，收入不平等导致了低收入阶层的不满，进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一个经济体要想取得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自 1978 年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经济改革总体而言是成功的。2012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3/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大为改善 .与总体福利改善得到一致认同一样，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每个人所共享也是得到一致认同的观点。8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状况；87%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三十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遵循的一个思路是：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生活标准上升，进而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会增加，政府也从这个角度保护人们免受社会冲突之威胁。但实际上 1990-2008 年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的近二十年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未提高，也就是幸福指数并没有伴随着收入提高而提高.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而且这种不平等的上升已经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事实上，在经济增长率突破 10%的时候，群体性事件反而呈现出“棘轮效应”（至少在一些省份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政治学意义上的冲突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创造社会财富本身的活动。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分配既与其经济制度相关，也和政策的倾斜度有关。市场化改革以来，造成人们之间收入出现差异的原因，可以归为人们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差异和竞争机会不均等两类。而能够引发不满并最终导致社会冲突的显然是后者。
三、失业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
（一）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失业的产生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有企业工人遭遇下岗，工资与福利被削减或中止，并失去了养老金。城市失业率据估计平均在 15%,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城市，失业率甚至上升到了 25%.以辽宁省为例，劳资冲突事件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增加。
据统计，在 2000 年 1 月到 2002 年 9 月之间集中爆发 9 559起劳资冲突事件.随着国企改革渐近尾声和对国企下岗职工安置工作的重视，发生在国企中的社会冲突事件不断减少，而代之以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维护相关利益的冲突事件，冲突地点也向沿海地区转移。例如，广州市 2004 年 1 月份到 10 月份发生了 863 起涉及超过 50 000 人的抗议事件。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失业者增加和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就业冲突会日益加剧。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就业人员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不断缩小，由于政策歧视引发的与就业相关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要求满足他们的积极就业的权利；要求得到承诺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障和改善工作环境。
（二）失业与社会冲突
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虽然城镇职工基本上都纳入了国家失业保险，但是城镇职工并不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城镇从业人员和大量的农民工。在非农就业人员中，大约只有 25%的就业者参加失业保险，这一比例基本稳定了十几年。而城镇就业人员中参保比例明显高于非农就业，但也只是在 40%上下浮动。
领取失业保险补偿基本条件：一是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及本人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的；二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在这些条件限定下，失业人员收益率（拿到失业保险金补偿的失业人员占总失业人员的比重）很低。从表 1 看，大部分年份失业保险收益率都不足 50%,自 2005 年以来更是逐年降低。如果按照调查失业人员数，则失业人员收益率更低，最后一列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失业保险收益率不足 1/4.且从 2008年以来大幅度降低。绝大多数的失业人员处于无保障状况。
即使参加了失业保险，领取了失业保险金，也不能保证失业者无后顾之忧。因为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水平偏低，替代率还达不到 20%（见表 2），保障水平根本无法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补偿的建议是：根据失业者失业前的工资或投保记录为依据，补偿标准在原工资60% 以上。大多数国家的补偿比例都高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中国的失业保险补偿替代率按照最低工资水平为基础，低于这个标准。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失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就业不充分，会恶化一些家庭的收入状况，进而扩大不平等，形成失业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统计口径问题，中国失业人口只计算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因此可以预见，实际上的就业冲突和危机比估计的要更严重。
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居民利益受到侵害和整个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在基本经济制度处在变革时期，如果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同时又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救助，自身劳动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而政府和社会机制又无法调节，此时社会紧张度不可避免提高。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通货膨胀、犯罪、失业、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危机、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都会触痛大众的神经，此时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四、维护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对长期增长问题的经验研究早已证实，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都不利于经济增长[6],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甚至会通过引发社会冲突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倒退[7].
Alesina and Perotti 将社会不稳定（用社会冲突度量）和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认为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增加社会不满情绪而加剧社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会降低人们的预期，增加不确定性，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性会反过来减少投资。据此可以推出，如果中国的社会冲突进一步加剧，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会下降。一些文献也支持了这个推论[6].例如，Easterly et al.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乏社会凝聚力（以收入不平等和种族分割度量），那么会通过影响制度质量进而阻碍该国的经济增长[8].Aisen and Veiga 通过分析一组跨国数据，检验了社会不稳定（选取政治变化的一些基本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7].Daron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认 为 政 治不稳 定 对 经 济制度和激励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不稳定直接导致了产权不安，同时也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例，源自殖民时代的制度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各种集团为了争权夺利，陷国家于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的悲惨处境[9].
经济放缓对所有政府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对中国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最近几十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地区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使得中西部地区还远未达到富裕水平，地区差异已经很明显。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其感受到的不平等危害更大。因此，与那些本身处境较差，民众期望不高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对中国显然意味着更多的内容。但这种增长绝对不能再建立在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如果政府致力于缩小收入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和以扩大就业为目标的投资，那么社会冲突自然会得到抑制。政府应从主导性角色向服务性角色转变，给予人们参与行政决策的机会、加强和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这些无疑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