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诺贝尔奖“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介绍，提出了该理论对市场和政府边界的启示，在当下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揭示了中国的市场与政府边界的问题，以具体的事例为证说明了中国政府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并且对中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的深层次改革提出了重要建议。
一、对诺贝尔创新理论的介绍
按颁奖委员会的说法，2011 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授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两位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两位学者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时间系列因果关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归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而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巨大差异，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政府均采取积极救市措施这样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对政府干预对现实经济能否起到预期效果提出了疑问，本质上是对当前全球性宽松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反思。正因如此，总体上看，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对于政府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是持悲观态度的。
萨金特与西姆斯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与理性预期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尤其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会抵消政府宏观政策效果。这就好像人们预期冬天将要到来，而提前预置棉衣来保暖一样。这一点，显然与 2004 年两位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仅有联系，而且非常相似，观点也几近一致。有联系，是说这些经济学家基本都可归属于“理性预期学派”门下；很相似，表现在他们的贡献几乎都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认为，正因为政府政策将被市场主体理性预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保持不变。
实际上，与大萧条时期政府的全面进入背景一样，政府的过度入市，引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都加入到了这个反思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预期学派对政府效率方面做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二、创新理论对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的启示
对于中国而言，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更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从全球范围看，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加入到积极刺激宽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奥巴马政府在伯南克的经济理念指导下，已连续实施了近三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连出台巨额的就业计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但这些措施与实际发展并不相关。以“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扩张性政策或许短期内有效，可从长期看，由于企业与雇员已提前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胀率谈判工资，商业银行也会根据未来预期调整利率水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只是加剧通胀。美国麦肯锡的研究就表明，以目前美国的状况，经济恢复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中国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在政府主导的 4 万亿投资刺激下，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有了很明显的扩张，而且引发出的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金融风险已开始显性化，近期频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不小震荡，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源于在金融抑制环境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事实上，类似政府有形之手伸得过长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无法正常实现的问题，在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存在。
三、中国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
1.政府越位：政府主导下资本在实体经济中资源配置不足问题与解决措施
欧债危机对我们的最大影响是出口，包括出口增长和出口订单。由于欧洲财政紧缩、失业率高、社会福利减少，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必然就会降低。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中国的出口企业出现困难，以及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实体经济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税费太高，企业不堪重负。不仅要交 17%的增值税（全球最高），占工资额 50%的社保缴费（美国为 24%），许多物流企业交 5.5%的营业税，还有其他杂税，再加各种行政收费罚款（一般国家征税后不再收费），如果全部老实交，90%的企业必死无疑。
而与此同时，贷款利率太高，很多企业贷不到款，企业利润被银行榨干。要解决实业空心化的问题，必须进行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前者必须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后者要放开民间金融，允许民间借贷，降低融资成本，这样企业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实业才会活起来。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很高，而中小企业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如果不进行改革，不仅企业要倒闭，还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国民收入向银行业流动，银行业把制造业的利润榨干，说明银行业的垄断和集中度太高，只有发展社区小银行，强化银行业的竞争，才能使银行贷款真实利率降低下来。
2.政府错位：政府在土地产权买卖中的角色错位
在各地区中，都存在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现象，即通过出卖本地区的土地给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却以较低的价格凭借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从原有居民那取得土地所有权。地方政府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仅仅凭着对土地的过手，就得到了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从农民那里得到土地时，政府用的是征用的名义，也就是说，它是动用政府所掌握的公权力来得到这块土地的，在这个时候，土地不具备商品的禀性，政府对它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尽管它也为此向农民支付了补偿款，但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农民根本没有与政府谈判的资格，农民除了接受政府规定的价格以外别无选择。而当政府得到这块土地后，它又运用市场化的拍卖手段，得到了最大利益。这时候，公权力同样是对拍卖场起支配作用的，政府就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转手就将土地转化成了一件奇货可居的商品。透过对这个过程的简单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做起了无本万利的土地生意，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成为了出卖土地商品剥削原住民土地利益的生意人，政府的错位显而易见。
相应地，只有实现产权的私有化，才能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才能根本地矫正政府在土地产权运作中的角色错位，才能真正地解决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的问题。但是土地产权关系到政府的重大利益，只有从根本的土地产权制度上才能得以改变。
3.政府缺位：政府在行业监督领域的不足
毒奶粉、增塑剂等事件发生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许多的事件都牵动着普通老百姓的心。老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正是由于政府在易出问题，特别是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商品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往往给唯利是图的不良商家提供各种机会，导致各种危及百姓生命财产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
政府应加强对食品工业、建筑工业、交通等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存在安全隐患的各行各业的监督。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抽样检查会是对防止此类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方式。同时，也应该鼓励和促进行业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从而能够辅助政府更好地实现有效的行业监管。
四、中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的深层次改革刻不容缓
1.改革的原因
未来五至十年，对于党和政府来说，有可能是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一是执政合法性已经经过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现行维稳办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三是人们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常被质疑，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因此，未来五至十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现行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太小太弱，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以党代政，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中，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
2.改革的方向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 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让民间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设立、活动起来。社会机构发展起来，不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职能，形成监督，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形成合作和制衡。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限权政府，建设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但究竟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家。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3.改革的具体举措
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
一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三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四是加强社会大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听取群众的诉求，依法行政，通过民主协调机制，促进民主。
五是细化行政法律、法规，完善和疏通群众法律维权通道，特别是严厉追究侵害群众利益的相关行政人员和行政机关的责任的处理。
六是疏通社会监督的反馈机制，建立和完善一个合法、有序的媒体监督的渠道。社会各个方面的行政监督机制发展得较为迅速，包括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等，在此情形下，行政行为处在有效的监管之下，有效减少了行政越位、错位、缺位的情况的发生。但是，网络社会鱼龙混杂，不恰当的报道也可能会侵犯行政人员本身的人身权利，比如，私下偷偷录制的影像资料侵犯了相关行政人员的隐私权，网络上盛行的人肉搜索不仅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也侵犯了个人的人身安全权，甚至会泄露国家的安全信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发起和完善一个合法、有序的媒体监督的渠道，让言路自由，也要让信息安全。
4.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 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 1978 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推进的可能。
一是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推进改革，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
改革的目标正是如当下政府所提出的实现中国梦，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全体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改革的道路是艰辛的，需要参与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更要重视社会的多方参与。改革需要的绝不是一条明确详细路线图而已，更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正如当下政府所提出的，既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又要讲究策略方法，因地制宜，试点现行、积微至着、渐进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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