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压力的传递，我们发现，大众、微博活跃者和名人都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大众的关注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微博活跃者（如“奇异的恩典”）通过直接的行动，影响政府的政策过程，而名人则借助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对政府施加压力。三股力量汇合的时候，有可能推开政策之窗。
与传统的媒体议程不同，自媒体议程与政策议程的互动是一种“对话”的模式。在已往的研究中，当政策议程影响媒体议程，例如20世纪之前的美国媒体受政党控制并向公众传播党派意见，被称为“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模式[15];当媒体议程影响政策议程，例如媒体发起公众讨论，形成舆论压力，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媒体议程的偏好，被称为“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模式[16].但是，在自媒体议程设置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直接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和传递压力。例如，2011年11月19日，“奇异的恩典”向北京市环保局书面提出北京PM2.5数据的信息公开申请，次日接到该局口头答复称，数据仅供研究用不能公开。于是，“奇异的恩典”11月21日发布微博，将公众与政策制定者的互动过程公开，并提出“我要求他们给我一个书面答复”,通过自媒体呼吁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最终，12月2日，北京市环保局正式以书面形式回绝。尽管短时间内北京市环保局没有公开数据，但是对“奇异的恩典”的“书面回复”的诉求做出了回应。12月21日，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时间表，PM2.5监测全国将分“四步走”.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已公布了PM2.5监测网络建设计划，将分三步走，并计划在年底前全部完成。可以看到，自媒体为公众带来了与政策制定者直接对话的渠道和机会，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动地等待媒体议程对政策制定者渗透舆论压力。
4 政策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普通网民、微博活跃者和名人三股力量，通过自媒体议程设置影响了公共政策形成，改变了传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其主要的原因是现今中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还不是很畅通[17],此时，自媒体赋予公众及时、主动发声的平台，使公众得以反映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
第一，网民通过自媒体推动公共政策形成，主要依赖于普及知识、表达态度、发起行动三种工具进行议程设置。名人通过微博等自媒体提供与公共事件相关的基本信息，在名人效应和广泛传播的作用下，使公共事件进入更多网民的视野，推动事件进入公众广泛讨论的议程。一些微博活跃者，往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提出明确的政策诉求，在自媒体环境下形成热烈的讨论氛围，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主动采取行动或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倡议，呼吁公众参与到自媒体议程向公共政策形成的转化中来。
第二，自媒体用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不均等性，但并不各自为战。政策制定者应当密切关注那些自媒体意见领袖及其影响力的扩散情况，以保证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是在有序、良性的舆论氛围中进行的。微博活跃者在自媒体议程设置过程中，思路明确，内容详实，但影响力不及名人；名人在自媒体中的主动性不如微博活跃者，例如发布内容简单、不轻易表态或动员，但因其拥有大量的粉丝关注，所以通常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但是，自媒体的社交功能将所有用户联系起来，通过转发、提到等功能，无论处在影响力哪一层级的自媒体用户，都可以通过相当低的成本，求助于更有影响力的自媒体用户来扩散自己的诉求和观点。换言之，自媒体将网民凝结成一个覆盖广泛、联系紧密、沟通即时的自组织系统，以形成合力，完成议程设置，共同推动政府形成公共政策。
第三，自媒体议程推动公共政策形成的路径，不同于传统媒体议程自上而下地传播政策议程，或传统媒体议程反映公众需求并自下而上地对政策制定者形成舆论压力。自媒体议程为公众开辟了一个主动的、自发的与政策制定者直接对话的路径，使公众议程能够更直接、更迅速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开通微博，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与民互动。公众通过自媒体的社交功能，可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直接“联接”到领导者或政策制定者，通过自媒体的线上对话，直接向政府表达公众需求，政府也能直接予以回应。基于官民新媒体互动的大趋势，政府或许可以将自媒体议程设置这一非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形成路径制度化，使自媒体议程与政策议程的互动成为长效机制，由此，政府通过自媒体及时地、合理地回应公众诉求、提供公共服务，反过来将营造一个良性沟通的氛围---即将自媒体打造成官民互动的理性平台，而不仅仅是公众利益无处表达的无奈选择和情绪发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