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受年龄效应与代际效应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得到，老年消费具有年龄别差异，低龄、中龄与高龄的老年消费在数量和结构上有所不同。年龄效应将持续影响我国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无论哪一时代的老年人，在其老年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都会经历由年龄引起的消费差异。例如，高龄老人因健康状况退化而增加医疗护理类的消费需求，相比低龄老人而言，用于食品的开销有所下降。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趋势会扩大年龄效应对未来老年消费走势的影响力。高龄老人比重的增加会使得老年消费的整体结构向高龄老人的消费偏好靠拢。
与此同时，我国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也会受到老年人口代际效应的影响。伴随新一代老年人口逐渐替代老一代老年人口，其消费模式也逐步被更替。如果简单地将现在的高龄老人的消费模式套用到未来的高龄老人身上，则可能出现误判。出生并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老年人口的生活态度和消费模式是不同的，不同代际的老年人口有不同的年龄别消费模式。简单地说，当下的高龄老人与未来的高龄老人的消费模式有所不同，当下的低龄老人与未来的低龄老人的消费模式也不一样。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的完善、财富积累的程度、健康与死亡状况的改善等都会使得不同代际的老年群体之间产生消费差异。
尽管还无法对我国不同代际的老年消费展开长周期的对比，但现有数据已经可以部分地说明这样的趋势。以2008年和2012年CHARLS甘肃与浙江两省的跟踪数据为例（ 见图3所示） ,老年人均消费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低龄和高龄阶段的人均消费涨幅相较中龄阶段要大，这正是代际效应的作用结果。即便在短短四年内，当新的高龄老人代替老的高龄老人，当新的低龄老人代替老的低龄老人，高低两端的老年消费状况已产生显着的变化。当延伸到一代人，整个老年人口的消费模式，无论消费数量还是消费结构，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类似的发展趋势也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到印证。①
（ 五） 老年消费中的公共财政开支随老龄化深入而提高
以上讨论的都是老年消费中的个人消费，老年消费还包括公共部门的涉老财政开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公共部门的涉老财政投入将会增加。以日本2004年的情形为例，整个老年阶段中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随年事增长而提高，用于高龄老人的公共财政开支远远高于低龄老人。③老龄化（ 特别是高龄化） 会增加公共财政为老年人口的转移支付。不仅日本如此，主要发达国家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普遍经历公共财政的涉老开支逐渐增加的共同趋势。以公共财政开支中的医疗开支为例，在老龄化程度越深、整体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公共财政用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开支就越多，并且高龄老人所享受的医疗卫生的公共财政投入与低龄老人之间的差距更大。④
就我国而言，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同样面临增长趋势。鉴于我国所处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特殊阶段，我国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除了会经历因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引起的普遍性的增长之外，还会由于较低的起点而经历相比同等老龄化程度的其他国家更大的增幅。当下这一代的高龄老人，有较大的比例没有纳入正轨的退休金体系，其养老经济来源中公共财政的补贴性、托 底 性 转 移 支 付 占 有 较 大 的 份 额。2011年CHARLS数据显示，我国90岁以上老年人口当年的收入（ 主要是退休金） 仅仅能覆盖20%的消费开支，这意味着剩下的80%的消费开支是由高龄老人自身的财富积累、子女的补贴和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所填补。考虑到高龄老人留存的财富积累十分有限，公共财政是目前我国高龄老人养老的最重要经济依靠。我国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所面临的双重增长压力会随着未来高龄老人的代际替代而有所缓解，但与其他各国一样，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增长的普遍性压力仍然是存在的，长寿对于公共养老资源的压力和风险将不断增大。
二、对老年消费的重新认识
（ 一） 老年消费集多元性、变化性与公共性于一体
老年消费的种种特征事实已表明，传统认知所基于的假设并不成立：
第一，老年人口是一个具有人群差异和个体特征的多元化人口群体，其消费特征同样如此。城乡老年人口之间、高低收入老年人口之间、不同居住模式的老年人口之间以及不同老年阶段的老年人口之间均存在消费模式的差异。这些差异提示我们在理解老年消费这一问题时，需要细分老年群体的不同类型，需要充分认识到老年消费群体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与差别化消费能力。如果缺少了这些认识，对老年消费问题失去很多细节上的了解，就会很容易对老年消费本身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偏见。
第二，老年消费的特征与态势并非稳态，而是动态变化的，老年消费具有生命周期的变化和代际之间的变化。预期寿命的延长（ 特别是健康寿命的延长）、老年阶段经济收入的改善、个人财富积累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社会保障力度的提升等等均会导致老年消费的动态变化。老年人口个体在低龄、中龄和高龄不同的老年周期中的消费特征是在变化的，老年周期中不同阶段的消费数量与消费结构都会有所变化。推及整个老年群体，年轻的老人与年长的老人之间具有差异，当下的老人与过去的老人、未来的老人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在年轻老人逐渐替代年长老人的过程中，老年消费的整体特征态势也会经历代际更替。
第三，老年消费在很大层面上涉及公共部门的涉老财政开支。近年来，我国在有关民生领域加大政府投入，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制度深入推行，与老年人口直接相关的法规、制度和政策逐步完善，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会逐步提高。这对公共财政是压力，但也不无积极一面。与老人相关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的建设本身会促进老年人口的消费，而公共财政的医疗卫生开支增加，会减轻老年人口自身的医疗费用负担，使得老年人口有更多的闲钱用于其他消费，而老年消费最终会通过税收等方式转化为公共部门的财政收入。老年消费的这一公共性，提示我们在理解老年消费问题之时，除了老年人口的个人消费开支，还应注意到老年消费中的公共消费。
综上，我们对老年消费本身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的认识应当有所拓展，简单地将老龄化视为影响消费市场乃至经济发展负面因素的观点需要修正。时代变迁使得老年人口中代与代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经济活动参与程度的提高、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人生财富积累的增加，以及思想观念与文化程度的不断进步等现实改变促使我们认识到现在的老年人与过去的老年人已大有不同。仍然按照过去对老年人口群体特质的认识来推断当下老年消费的态势并不可取，对老年消费本身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应赋予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