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母语观念从母语教育，到母语权利，最后发展到母语保护。这些观点“逐渐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进行本土化尝试，部分理念内化为国家的语言政策”［1］。
然而，多年来国际社会倡导的抽象的“母语平等主义”在转换为社会语境中的具体实践时常遭遇困境。①在欠发达国家和后殖民地国家，人们常常陷入“语言人权悖论”: 母语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母语认同与向上流动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一些倡议、公约在许多国家依然停留在文本上，成为“空白支票”，难以付诸实施。母语权利无法成为真正的权利，因为“没有救济措施的权利本质上不是权利”［2］。
近年来，中国的语言规划学者开始倡导语言经济理念，认为语言经济包括母语经济、二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其中母语经济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母语经济理念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母语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举将更有利于母语保护和母语权力的实现。
本文主要思考以下几个与母语经济相关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母语经济? 即母语经济的本质属性与理念滥觞; 其次，如何从经济视角理解双母语现象? 即双母语资源在母语经济开发中的重要意义; 第三，如何发展母语经济? 即母语经济的实现路径; 第四，如何培育母语经济的活动空间? 即母语社区的建设问题;最后，母语经济理念对语言政策有何影响? 即母语经济的政策定位。
一、语言资源意识: 母语经济理念的由来
1出语言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价值。②徐大明指出: “语言可以开发成为产品，进入市场，进入消费领域。语言是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语言可以是生产资料，也可以是生产工具，还可以是劳动力的一部分，员工的语言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本和收益。”［3］语言经济学就是将语言作为一个经济变量，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考察语言地位变化和语言使用状况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计算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李宇明特别指出: “在当今社会，不包含语言的经济学属性的意识，不是与时代契合的语言意识。”
［4］语言资源意识是母语经济的立足点。母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在信息沟通、文化传播、民族与国家认同等方面都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而言，语言资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自然语言及其文字; 第二，自然语言的衍生品，如辞书、检字法; 第三，语言能力。
①母语资源主要体现在第一和第三类。“日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作‘文化财’，是可以继承、利用的财产。”［5］毫无疑问，母语是这种“文化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母语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对母语资源的开发，不但会提高母语的活力，而且作为一种“绿色经济”，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母语水平是个体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而且“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6］，作为人力资源组成部分的母语，其能力高低与劳动力素质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母语强，则人力资源优良，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大; 反之，母语弱，则人才市场高素质人才少，必然掣肘经济的发展。
过去人们一直强调对外语经济价值的研究，而忽视了母语的经济价值。其实，母语具有经济学的一些本质特征: 价值( value) 和效用( utility) ，费用( cost) 和效益( benefit) 。母语的经济价值首先体现在其较低的习得成本，其次体现为母语“产品”应用的广泛性上，再次可以反映在母语能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快捷性和便利性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属性总是希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而母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徐大明指出: “将语言视为资源并不是对语言带来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反之，通过对语言资源的掌握、利用和发展，可以防微杜渐，防止有关问题的产生。……在‘发展观’的规划指导下，紧密地监测、不断地调控、有计划地发展语言资源。这样，语言资源的利用、再产生和增长就会进入一个良性过程，语言带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而语言资源的配置也越来越适应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需要。”［7］另外，与“语言问题观”不同，语言资源观还“有助于缓解主体社区与少数族群社区之间的紧张局面，它提供了一种看待社会中少数族群语言的更一致的方法，它强调合作式语言规划的重要性”。［8］因此，语言资源观是当代语言规划中值得提倡的规划理念。
根据母语经济理念，母语是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提升一种语言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将其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是保护该语言的最有效的办法。”
［1］语言的社会政治问题都起源于经济问题。不解决根源问题，不把语言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将无获而终。应该找到语言歧视、语言濒危和语言消亡的经济原因。母语使用人口的减少和使用域的缩小，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仅仅是出于对于一种语言的热爱，并不能保证它不被替换。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区的经济不发展，大量人口外流，会导致语言濒危; 而以同化为目的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开发，也可能会导致语言替换。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提高使用该语言人群的经济地位，从而提升该语言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要倡导语言多样性的理念，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总之，建构语言保护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尽量做到语言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母语经济的内核是语言权利。如果说“母语人权”更多地强调母语在地位上的平等，以及由权力衍生出来的母语习得权、使用权和传播权，那么“母语权利”就更多地考虑母语给讲话人自身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何俊芳、周庆生认为“语言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缘于对语言所带来的利益竞争。
①换言之，许多以争取母语人权为口号的运动，其背后大多有个人和社区的利益因素。当然，“母语人权”和“母语权利”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徐大明在《母语平等政策的政治经济效益》一文中论证了两者的关系，认为1现实条件下可行的尽可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实施方案。“从语言经济的层面看，母语平等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母语平等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进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催生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因此改善少数民族群体和方言群体的社会语言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9］目前倡导的语言人权概念，其内容多富于礼器的象征性而缺少工具的操作性，应该通过母语权利的获得来真正实现母语权力———这就需要大力倡导母语经济的理念。
既然母语经济是母语权利成其为权利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那么在争取母语权时，就应当更多地考虑母语在社会教育、文化活动、商业贸易等领域的具体应用。在 1993 年，由英国威尔士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参与的“威尔士语言运动”促使英国政府通过了《威尔士语言法例》( Welsh LanguageAct) 。然而出乎这些语言活动人士的意料，商业和经济部门对此表达了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为用威尔士语进行教育只会使一些单语的年轻人无法就业。对此，埃杰指出: “单单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能够用该语言做演讲是毫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用该语言提交纳税申报单、写支票、支取福利报酬。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优势体现，没有所有社会阶层能够共享的认同，那么语言政策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性的手势，一个知识分子的游戏。”［11］埃杰的这番话是对语言经济与语言权利关系的极佳阐释。
二、双母语: 母语经济中的珍贵资源
在双语人群中有一类特殊群体。从语言习得看，他们从小几乎同步习得(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两种语言; 从语言能力看，他们是平衡双语人，两种语言的水平相当，可以在不同场合进行双语间的自由转换; 从语言认同看，他们对两种语言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其内心没有厚此薄彼的意识，不存在语言偏见。这类群体可以称为“双母语人”( dual native speakers) 。
双母语情形通常出现在跨族婚姻家庭、移民家庭，或是双语社区的家庭( 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交界地带通常会形成双语社区)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上的双母语人也越来越多。
双母语是母语经济中的珍贵资源。首先，从语言习得的成本收益看，自幼习得双母语较之在学校的正规教育中学会第二语言( 或外语) ，其语言习得成本要小得多; 从最终的语言能力看，其收益则要大得多。
正如郭友旭所言: “以自己的母语进行交流是对自然习得的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相反，被迫学习他种语言以适应社会生活意味着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的付出。”
1其次，从语言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看，双母语人将语言能力转换为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可以为其带来各种红利。从社会资源看，双母语人可以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其发展空间比单语者要大; 从人力资源看，双母语人在求学、就业、升职等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
第三，对于社会而言，需要各种各样的语言应急援助。我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且语言、方言复杂的国度，在防灾救灾中离不开语言、方言的支持，在一些灾害的救援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已经出现过因语言不通而影响救援的问题。例如 2009 年中国四川玉树发生特大地震，由于有些村寨是藏族同胞聚集的地方，他们大多数都不懂汉语，语言援助不能及时到位，受灾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在这里，双母语人可以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较好的作用。第四，对于国家安全来说，双母语人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中国共有 30 个跨境民族、30 多种跨境语言，如蒙古语、朝鲜语、哈萨克语、傣( 泰) 语等。以汉语和这些跨境语言为双母语的国民将是国家重要的语言人才战略储备，香港、澳门的双母语国民也可以成为我国外交和翻译领域的人才储备。
更重要的是，双母语理念有助于保护母语自身，这是最大的经济价值。当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在花大气力保护濒危语言，政策不可谓不齐，用力不可谓不勤，投入不可谓不多，然而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弱势语言由于缺乏强势语言独享的语言权利，难以在公共场合使用，也缺乏制度层面的支持，导致族群语言活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不足，弱势族 群 常 被 迫 放 弃 母 语，转 向 强 势 语言”［10］。Ｒomaine 曾经指出: “指望学校和官方来支持语言就像在灯柱下面寻找丢失的钥匙，因为那儿似乎是灯光最亮的地方，而不是因为那儿是钥匙丢失的地方。正因为像在灯柱底下更容易看清楚一样，建立学校和宣布一种语言为官方语言要比让家庭成员给自己的小孩讲一种受到威胁的语言更容易。然而，只有后者才会保证语言的传递。”［11］事实上，要保护濒危语言，就必须尽可能增加母语的使用者、扩大母语的使用域和提高母语的社会地位，而培养双母语人是最便捷、最稳妥和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对双母语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提升母语声望，达到母语“保值增值”的目的，并促进母语活力系数的提高。一方面，双母语倡导母语双重认同的理念，这有助于提高母语声望，消除个体的母语认同焦虑，改善家庭母语传承的社区氛围。在语言规划中，“地位”是具体真实的方面，而“声誉”是抽象的社会心理形象。语言公平与语言保存息息相关，因为语言的流失或死亡常常是语言不公平的结果。德国学者 Haarmann 在 1990 年提出了语言规划中的“声望规划”( prestige planning) ，认为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失败常常是因为对声誉规划的忽视。
①埃杰( Ager) 也认为一种语言能否延续，归根结底在于个体的好恶，取决于语言规划能否将该语言的形象提高到高声誉领域。
②双母语理念倡导语言平等，无优劣之分，这有助于弱势语言的维持。从当前语言状况看，双母语是濒危语言保护的最佳对策，可以减少因为负面的语言态度而导致的放弃母语的行为，有利于文化传承。双母语理念与语言保护工作者呼吁的“在学前教育中实施母语教学”不谋而合。相反，在单母语心态下，讲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被视为一种缺陷，其后果是使讲话人感觉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被挑战，更加远离主流社会，不利于语言保护和社会和谐。双母语模式有益于培养双语人使用两种语言的信心。
另一方面，双母语理念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只有当个体在他所属的群体中或者对文化认同感到安全放心，他们才能宽容其他群体和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够放心地去尊重自己所属的群体时，才会对其他群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否则就会对外群体产生偏见。双母语概念彰显了人们对每个民族、每种文化，乃至每种语言的尊敬。双母语人可以通过各种语言认同策略，选择更有利于自己交际身份的母语，这有助于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不至于在语言身份认同上产生进退两难的窘境。双母语人的双重认同和跨文化素养可以增加社会互动的机会，这种多元文化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展现对社会和谐的建构具有暗示作用。
同时，双母语理念更加有利于母语权利的实现。在西方国家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常常会遭遇“人权悖论”。比如“尽管我希望国家认可我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但是我并不期望国家强迫我继续使用我无意中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权利。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语言，这是人们对国家的一种合理期待，因为这表明了国家对民权和人权的尊重”［12］。双母语概念正是基于这一观念: “国家全部认可，个人自由选择，这有利于化解母语权问题的症结。将语言视作一种资源，通过开发语言资源，发展语言经济和语言服务，来提升语言声望，提高语言活力，从而更有效的保护弱势语言，是当今语言规划的一个崭新思路。”［13］
三、语言服务: 母语经济的实现路径
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 包括文字) 知识及语言技术、语言标准等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社会经济行为。语言服务是语言资源开发利用，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关键。多样化的语言服务会进一步促进语言资源的全面开发，促进全社会的语言消费。只有将语言服务作为语言资源建设的立足点，将语言资源建设与社会语言服务完美结合，才能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语言服务需求，避免语言资源开发建设的盲目性。
政府向全社会提供包括国家通用语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标准( 如辞书、字符编码、字库、拼音方案、术语标准等) 就是一种语言服务，符合现代社会治理即社会服务的理念，而且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平稳运行，促进信息、教育、传播等产业的发展非常关键。
司法行业的母语服务也有较大的需求。我国宪法规定现行宪法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 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司法领域的语言服务包括为当事人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为当事人*写状纸，对非通用语的语音、话语意义等进行辨识，等等，还包括案件审理过程中为当事人辩护，以及参与案件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工作。目前我们还比较缺乏这方面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语言服务人才资源储备远远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的语言服务需求。
语言矫治与语言康复也是语言服务的一种类型。中国患语言疾病的人数很多，据残疾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语言障碍患者树立达到 3542 万”［14］，其中包括失聪、自闭症、假喉等导致的失语和语言发育迟缓的患者，他们都需要得到语言诊疗和康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大力提倡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残疾人康复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康复行业将大有作为。语言康复行业发展、残疾人群福利保障都呼唤更多的语言治疗师，而且这对改善就业环境，提高专业人才数量种类也大有好处。孙先德在 2013 年全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有利于改善听力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生存、发展状况，有利于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15］Skut-nabb － Kangas 认为手语“必须被看作所有聋哑儿童的第一语言或者母语”［16］，指出聋哑儿童享有接受这一母语教育的权利。从这方面看，对语言障碍患者的语言服务也是一种母语服务。
学校的语文教育和社会上的语言培训，如导游、播音员、接线员、民航服务人员的语言训练等等，也是语言服务的重要类型，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如今广告语言设计、产品说明书文字使用、医患语言交流、救灾和灾后心理援助都成为语言服务的组成部分。我国铁路部门推行的“语言无障碍”服务，要求各主要服务岗位的工作人员要学习各地常用方言 200 句，产生了各种基于多方言的语言服务。以后交通行业还要推行多语服务、民族语言服务。韩孝荣指出，语言服务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缺位使得许多新疆维吾尔人不能与其他民族进行有效的交流，并且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加剧了一些人的挫折感。
①语言服务还渗透在国家的反恐、维稳、重大自然和疾病灾害应对等安全职能之中。
应该认识到母语服务与外语服务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我们为来华外国人所提供的外语服务，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母语服务。多语种的服务通常能带来良好的商机和世界级影响力。达沃斯是一个瑞士小镇，然而借助其良好的语言服务，它成功发展了国际会议经济。全年的 GDP 达到 8 亿瑞士法郎，其中由国际会议带来的收入占比三分之一强。现在每年在达沃斯举办的 300 人到 1500 人规模的大型国际会议超过 50 个，小型国际研讨会数量将近 200 个。
①天津市根据国际社区外籍居民分布情况，整合和组建了英语、韩语、日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五大语系的医疗服务团队，为母语为以上五种语言之一的外籍患者提供 7× 24 的快速响应母语服务。当国际社区外籍居民需要紧急医疗服务时，只需拨打急诊电话，救护车辆便会载着能够讲患者母语的医疗工作人员出发，使患者享受母语交流的救护和医治。
②社区母语服务也在蓬勃发展。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公交汉英双语报站、多语商店招牌，专门的外文翻译服务，以及汉、英、韩、阿拉伯等多语的政府网站建设，说明语言服务在促进这个“联合国社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一些网站和机构提供的“英语母语化润色服务”也是其中一个例子，语言服务人员会帮助用户处理论文和着作中的拼写、语法和标点错误，会根据研究领域选择对应专家进行英语母语化润色和校对，使之符国外专业期刊审稿人喜欢的专业语言风格。
语言服务的隐性产值潜伏在各个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上，正因如此，语言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语言服务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产业的问题，它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语言服务业是绿色经济，增值效益大。目前我国的语言服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占整个产业市场的比例过小。随着我国信息化工作的推进，预计语言服务业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
四、母语社区: 母语经济的活动空间
保护母语应当从母语社区角度进行实施。首先要保护这一社区不被侵害，保护这些操该语言者不至于分散。如果母语社区受到了冲击或遭分裂，则操该语言的人群将面临如何保存母语的问题。
对于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经济引导，解决当地人的生活问题，创造优良生活条件，使其生活的社区对其成员仍具有强劲的吸引力; 其次增强人们的母语意识，既要认识到母语的重要性，又要允许语言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时代，双语和多语社区的规划成为语言规划的一个重点。布龙菲尔德认为: “频繁的言语互动使得同一言语社区内的人们说话方式相近，言语社区也因互动的频率及密度与周围社区区分开来。”［17］然而与布龙菲尔德不同，甘柏兹认为言语社区既可以是单语的也可以是双语的，“语言的多样性不会妨碍言语社区的形成”［18］。甘柏兹在研究印度北部村庄时发现，来自不同种族的村民虽然能听懂对方语言，但都坚持保持各自语言的特性，语言间的语码转换规则也为所有人遵守。Jackson 调查发现，亚马逊平原西北的沃佩斯( Vaupes) 地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同一种语言的人不能通婚。“社区中拥有来自不同语言派系的配偶，因此呈现高度多语的情形，但这不妨碍这一言语社区的稳定发展。”［19］多语现象不是混乱，相反，它代表一种有序的社会共识和一致。双语社区的维持，并不一定需要儿童都平衡地习得两种语言，也不需要社区成员平衡地使用两种语言，但是社区通行的语言交际规范必须得到尊重，和谐的语言环境是母语得以传承的保证。
人们对于希伯来语的复兴常常从“母语意识”的维度进行解释，然而斯波斯基更加注重对母语复兴的经济学解释，其中就涉及到希伯来语“母语社区”的建设。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犹太人散布在世界各地，流动性非常强。当他们在 20 世纪初逐渐回归聚集到巴勒斯坦地区后，一些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在希伯来语的复兴运动。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发起者们积极投身于集体农庄的劳动，在那里，所有的公共活动都用希伯来语来进行; 还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是“1906 年特拉维夫的建立，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以希伯来语为主的城镇”［20］216 －217。于是，希伯来语成为犹太人社区的公共语言。语言意识形态的宣传固然重要，但流动性的减弱和语言交际密度的增强是希伯来语能够复兴的关键因素。“在分析语言转用时，人们往往把这些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作为背景提出来，然而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因素。”［20］242与希伯来语相反，爱尔兰语的复兴常常是作为失败的案例来分析。目前在爱尔兰，“懂得英语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98． 37%，其中绝大部分是把英语作为母语来学习和使用的”［20］214。斯波斯基认为: “爱尔兰从一开始就把民族语言复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系统上，而没有呼吁和发动家庭、社区来支持在校学习爱尔兰语的儿童。”［20］215母语保护不只是口号或行政命令，而是应当使操该母语者发自内心去保护自己的母语，国家政策只是外因，起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罗时英在《光明日报》的“知行论坛”撰文指出，“政府应当有系统地实施语言复原计划”; 建议参照“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示范村社”的模式，“在语言资源丰富的地区设立‘濒危语言保护示范区’”。［21］虽然这一方案实施起来会遇到许多困难( 如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民众对语种选择权的认知等) ，但可以看出学者对言语社区的语言维持功能的重视。
付义荣认为“社会流动是语言变化的动因”［22］，而流动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而且规模和速度都在加大。如此看来，似乎方言母语和少数民族母语的转用已经无法阻止了。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任何社会，流动较大的永远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儿童和老年人的流动性都很弱。而儿童时期正好是习得语言的关键阶段，因此如果能够将国家语言发展战略与城乡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计划地打造一批留得住人的言语社区，就可以为儿童习得当地语言提供较理想的环境，儿童也不必随父母一起流动，而导致母语的磨蚀和转用。同时，在这一言语社区中，老年人也可以担任母语和文化传承的角色。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较大规模的村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成为白语使用和传承的“堡垒”。如大理镇下鸡邑村有近3000 人，村里面有村委会、幼儿园、小学、卫生所，还有各类小店和流动摊位，书店、电视、电话、网络设施一应俱全。整个村寨通行汉语和白语，而且白语的使用域广，使用频率高。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概念完善的村寨为白语的使用和延续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应该大力发展母语社区。具体而言，在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区域性小城镇。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小城镇，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配备较完整的生活、教育、医疗设施。使人们安居乐业，离土不离乡，在附近就学、就业、就医，就可以大大降低流动的规模和频次，使小城镇成为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母语社区。小城镇还可以起到传播文化、编织社会网络、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作用，并为方言和民族语的歌谣、戏曲、民间故事等文艺节目提供足量的观众。遗憾的是，近年来，受发展思路的制约，我国小城镇发展滞后，由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匮乏，人们越来越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小城镇对语言保护的作用没能显现出来。
五、语言多样性: 母语经济的政策定位
语言规划中的“单语情结”往往带来“语言一体化”的诉求，母语经济则是一种以“语言多样性”为初衷的政策性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母语除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外，还有其经济价值，而且只有关注其经济价值，才能真正彰显其文化与社会价值。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本质上依赖于经济条件。要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必须具有母语经济的理念。斯波斯基指出，如果相关政府能够“从意识形态上接受语言多样性和相关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从实用角度来实现个人双语制的认知价值或实现由丰富的语言资源所带来的经济优势”，那么“濒危语言幸存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20］210不能忽视语言经济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关怀。对母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对母语最好的保护。
“母语资源观让人们更加珍惜语言，而传统的语言问题观往往导致语言漠视与遗弃，特别是对弱势语言。”［14］应当认识到，经济因素从根本上影响语言的选择。母语使用人口的减少和使用域的缩小，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经济因素会影响母语忠诚度。另一方面，多语人的语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埃杰( Ager) 指出: “认同由多种因素混杂组成: 文化、传统、语言因素固然重要，但经济因素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确保族群被关注。……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经济条件，认同就只是空想。”［11］要保护一种语言，提升其经济价值，将其代表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是最有效的办法。“应当在树立语言资源意识的基础上，充分调查语言资源分布，全面收集语言资源数据，认识语言经济的运行规律，发展语言产业，培育语言职业，促进语言消费，使国家和个人充分赚取语言红利。”［4］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田立新认为: “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语言的工具属性，人们就会把多样化的语言看成是影响社会交流和沟通的障碍，人们便会单一地致力于语言的统一。如果我们转换观念，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资源，看成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甚至是经济资源，人们便会积极地保护和开发这些资源。”［23］实际上政府的语言规划就是“对宝贵的语言资源的管理和配置，防止语言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对其合理地开发利用，促进语言资源的增长和优化，是语言规划者的终极目标”［10］。语言、经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是对母语最好的保护。母语经济理念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所有语言的珍视程度。应该从母语的资源属性出发，探讨母语作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时在社会实践中所体现的经济价值。
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但是社会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从语言权利、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角度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笔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调查时发现，傣族的文艺表演、民俗文化的介绍、佛教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民族语言。“在传统语言经济类型的基础上，还可以发展语言艺术、语言体验、语言展示等新的民族语言经济形式。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24］目前应该探索“将少数民族母语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旦这种政策选择被进一步落实，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产业体系和语言经济形态，势必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5］。应该发挥语言资源的外溢效应。通过政府规划推动，加上市场运行，整合配置语言资源，起到“四两拨千斤”和倍增效应的作用。
结 语
母语经济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母语观在中国的发展，是国际母语观念与中国语言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母语经济是语言资源观的必然归宿，其内核是母语权利的真正实现。提升母语经济的可行性办法就在于发展语言服务，而双母语作为珍稀的母语资源，对其开发利用有助于提升母语的声望和活力。既然母语经济的活动空间是母语社区，就应当提高母语社区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为社区成员的母语交际提供便利空间。以母语经济为理念的国家语言政策讲有利于语言生态的保护，有助于语言多样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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