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藏语系中,藏语和汉语(以下简称藏汉语)是历史文献最丰富的两种语言,其语言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将藏汉语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则只有近百年的时间。
总的说来,藏汉语结合研究集中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四个领域。其中,藏汉语结合研究发端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藏汉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始自藏汉语亲属关系的同源词研究,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冯蒸对其已有详细全面的论述。本文只对藏汉语近60年来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结合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社会语言学(sociol inguistics)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二者的研究范围有别。狭义社会语言学侧重研究语言变异,广义社会语言学除语言变异外,还研究言语交际、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
本文中社会语言学是指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因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限定,藏汉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结合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接触。语言接触是指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因不同民族或族群间的接触而产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语言现象。语言接触会导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或演变,这些变化或演变包括语言成分借用、双语兼用、多语兼用、语言转用、语言联盟、语言干扰、语言混合、语言保持、语言濒危、语言消亡等。藏汉语接触研究则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语言成分借用
在语言成分借用方面,藏汉语接触以词汇借用居多,语法借用次之,语音借用最少。
(一)词汇借用词汇借用研究以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为主,成果较多关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教研组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发表了《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关系》,该文以藏语拉萨话中的汉语借词为据来认识藏汉两民族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较详细地列举了藏语拉萨话中来自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汇,从语音、语义、语法角度归纳了藏语借用汉语词汇的方式和规律。
可以说,这标志着国内藏汉语接触研究的开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成为藏汉语接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当然,在国外,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很早就开始了,美籍德国藏学家劳费尔于1916年发表了《藏语中的借词》,但该文直到1981年才由赵衍荪翻译出版。
此后,其中的汉语借词部分又以题名《藏语中的汉语借词》单独刊发。劳费尔对藏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整理,搜罗了藏语中的300多个汉语借词,并将其分古代汉语借词和现代汉语借词。此后,戴庆厦主编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一书从汉语借词的分布、汉语借词的方式、汉语借词对藏语的影响、借词带来的语音变化等四个方面对藏语中的汉借词进行了分析。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藏语汉借词的研究有所扩展。
玉珍的《藏语安多方言同仁话中的汉语借词》从单点藏语方言出发研究汉语借词,重点讨论了藏语同仁话中汉语借词的类型、借用方式、语音变化。
薛才德的《藏语汉借词的特点》以《藏汉大辞典》等四部词典为据,对其中的藏语汉借词进行统计、分类,重点分析了藏语汉借词和汉语的语音对应关系,另外还探讨了藏语汉借词的同音词、多义以及识别。张建民的《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从借用方式、发音、词序等方面论述了夏河藏语中汉借词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的关系。
向柏霖的《藏语中的中古和上古汉语借词》先指出劳费尔在藏语的汉语借词研究中成就与不足,而后将敦煌汉藏译音材料的对应关系归纳为五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藏语中的中古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以及初步提出藏语中还存在上古汉语借词的观点,最后指出藏汉语中存在一些既非同源又非借用关系的在音义上纯属巧合的词。
上述研究集中于藏语汉借词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探讨,除此而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藏语汉借词的规范、创新等问题。傅千吉、高慧芳的《浅谈藏语对汉语词语的吸收及其规范问题》简要地回顾了藏语在翻译汉文典籍中吸收汉语词语的历史,指出了藏语吸收汉语词语存在的问题以及藏语吸收汉语词语的规范对策。
李永斌的《藏语词汇的借用与创新》以藏语中的汉语借词为例,认为藏语词汇的借用和创新历史悠久,主要有音译、意译、拟声、仿译等方式,但也有表意不准、形式不一等问题。语言接触是相互的,而语言间的影响则是双向的。在藏汉杂居地区,汉语也借用藏语中的词汇。贾晞儒的《青海话中的民族语借词》则分析了青海汉语方言中藏语借词的语音特点和语义特点。
(二)语法借用因语言接触的类型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有差异。在藏汉杂居地区,藏汉语深度接触,出现了许多语法借用现象,其中以汉语借用藏语的语法成分为主。上世纪80年以来,汉语河州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如SOV语序、格标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语序方面,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河州方言是受藏语安多方言的影响。仁增旺姆的《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通过藏语安多方言夏河话和汉语临夏方言韩家集话在格助词、语序等方面的比较,发现河州话的主要句子结构与藏语是很相似的,且在语法手段的语音表现形式上也有对应规律可循的,认为河州话是由藏语的句子结构和汉语的语音、词汇合成的新的语言混合体。
中岛幹起的《甘肃汉语方言的特点———关于夏河(拉卜楞)话的语言接触》从音韵、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来展现汉语夏河话受藏语安多方言的影响,其中语法部分占的篇幅最多,重点分析了汉语夏河话代词的“格”、宾动句式、后置词“哈”(ha)等语法特征,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河话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汉语外观特征的藏语。
王森的《甘肃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详细地举例分析了临夏市区汉语方言的宾语、状语的语序,认为这些很有特色的语句顺序是受当地藏语、保安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谢晓安、华侃、张淑敏的《甘肃临夏汉语方言语法中的安多藏语现象》运用对比方式,分别从名词后缀,形容词、远指代词、副词的语法手段,表示方式方法的后置词,虚词的运用,语序,假设、条件、转折、顺承关系复句的关联词,部分特指问句、正反问句的结构等七个方面描写临夏汉语方言中的安多藏语现象。
雒鹏《河州话语法———语言接触的结果》在概述河州话语法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河州话语法的区域特征的成因,认为其形成过程先是操藏缅语的民族与汉族的接触融合形成了“SOV”型语言,而后蒙古语族民族与其进一步接触融合、相互影响,形成了今天具有“格”范畴的河州话语法系统。
(三)语音借用与词汇、语法借用相比,关于藏汉语在语音借用上的研究极少,多数是在讨论词汇借用时顺带提及,如藏语借入汉语中的/ f/音位,而冯法强的《青海卓仓藏语、乐都汉语与江淮官话元音擦化现象比较探讨》则通过与周围汉语方言进行比较,深入地探寻了卓仓藏语元音擦化的来源,认为卓仓藏语和乐都汉语有接触关系,乐都汉语影响了卓仓藏语并使其发生音变,在此过程中汉语借词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卓仓藏语的音系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元音擦化现象。
当然,这种元音擦化现象不仅在卓仓藏语中存在,而且在藏语安多方言中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是藏语与其周围的汉语方言接触后而形成的,是甘青一带藏汉语的区域性特征之一。
二、双语兼用
双语兼用,即通常所说的双语(bilingualism),是指个人或集体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双语研究可以分为以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其实践研究是对双语理论的具体运用,主要包括双语教育研究和双语教学研究及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等。因与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交叉,我们在此不讨论藏汉双语的教育、教学研究,只论述藏汉双语的理论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马学良的《应该重视“双语”问题的研究》、《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相继发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双语研究,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研究。之后不久,对藏区的双语调查研究就开始了。 较早对藏区进行双语调查的是林向荣,其文《阿坝藏族自治州双语使用情况调查》重点分析了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汉族、羌族、回族等民族的双语使用情况以及双语使用给语言结构带来的影响。
此后,藏区的双语调查研究进展缓慢,直到上世纪末情况才开始改观。万明钢、王鉴的《藏族双语人双语态度的调查研究》以藏汉杂居地区夏河拉卜楞镇的藏族成年人为对象,研究双语人对母语、汉语以及不同交际情境中的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的态度。傅千吉的《初探安多藏区双语现状及其发展》对安多藏区的双语现状和双语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通过实例来探讨如何搞好安多藏区的双语教育。
新世纪伊始,学界对藏区的双语现象持续关注,研究不断深入。这方面的文章有:才让措《青海藏族教师双语态度研究》主要分析了青海藏族教师的双语态度及双语教学态度;扎洛的《藏区藏汉双语学生类型及学校类型研究》通过问卷法调查青海、四川、甘肃三省藏区九所藏汉双语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归纳总结了藏区藏汉双语的学生类型和学校类型;邬美丽的《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在第三章“在京藏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中,以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藏族学生为问卷调查对象,统计分析藏族学生在藏汉语文方面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才让措、普华才让、尖措吉、窦秀玉的《藏汉双语能力发展的生态化分析———基于青海藏族学生藏汉双语能力发展测验》对青海568名藏族中小学生的藏汉双语及思维能力进行了测验,并对测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西藏的双语现象备受关注。其中,周炜对此有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如:《西藏的人口构成与语言互动》从西藏的人口构成出发,从宏观上初步分析了西藏的藏汉语接触;《西藏现代化过程中语言使用模式的分析和讨论》重点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形成的语言模式和教育模式,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藏语仍然在今天的西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西藏双语人口主要在市镇的分布格局,在认清西藏的语言格局基础上宏观地对西藏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构架方面提出建议;《影响拉萨城镇居民双语使用的若干因素———1999年西藏城镇居民语言使用调查报告之一》认为影响拉萨市城镇双语使用的因素有基础教育的发展、双语教育的发展、民族交往和人口素质等;《西藏双语政策的形成和完善》全面总结了西藏双语教学所经历的雏形期、形成期、完善期三个阶段;《西藏的双语特点及双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纵观西藏双语发展的基本脉络基础上,概括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西藏双语的6个基本特点,分析了1990年以后西藏双语现象增多的主要原因;《西藏农村居民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对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农村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西藏的语言与社会》一书共17章,其主要内容包括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情况和西藏的双语现象、双语政策、双语教育。
近年,有关西藏双语现象的研究还有:李永斌的《论西藏媒体语言对汉藏双语使用的影响》认为媒体语言对藏族居民的影响以藏语为主,汉藏双语使用的情况在农村和城镇程度不一,藏族居民接受汉藏双语媒体影响状况和自身语言水平与需求相一致;李永斌的《论西藏居民普通话使用的社会影响因素》从语言规划、社会发展、教学条件、语言环境、语言使用者五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影响西藏居民普通话使用的社会因素。
三、语言混合
语言混合一般用来指克里奥尔语(Creole),又称混合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经过长期接触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语言。我国的混合语主要有新疆和田的艾努语、青海同仁的五屯话、西藏察隅的扎话、甘肃东乡的唐汪话、四川雅江的倒话、广西融水的诶话等。
其中,五屯话和倒话是藏汉语在长期深度接触下形成的混合语。20世纪80年代初,陈乃雄首先发现了五屯话,先后发表了三篇重要的论文:《五屯话初探》是作者于1980年实地调查的成果,初步描写了五屯话的词汇、语音和语法;《五屯话音系》则详细地描写了五屯话的元音、辅音、音节、轻重音,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进行了比较,寻找二者的语音对应规律;《五屯话的动词形态》初步地归纳和分析了五屯话纷繁复杂的动词形态变化。
此外,对五屯话的研究还有席元麟的《五屯话中藏语借词的音变现象》和付乔的《五屯话的格和体态式研究》。倒话被意西微萨·阿错发现于21世纪初,其研究成果有:《藏汉混合语“倒话”述略》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初步介绍了倒话的基本特点;《雅江“倒话”的混合特征》通过与藏汉语比较,分别从词汇、语音、语法三个方面分析倒话的混合特征,认为其词汇主要来自汉语而其构词方式多与藏语相同,语音系统的结构对应于藏语,语法结构主要来自藏语;《倒话研究》全书26万字,共5章,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四川倒话进行详细地描写分析和深入地理论探讨,细致地剖析了倒话中的藏汉语成分,深刻地揭示了倒话的形成机制。
四、语言接触史及接触类型
语言接触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因接触而产生的各种语言现象(如语言成分借用、双语、混合语等),而且还包括语言接触的历史、类型、规律等。
如:陈荣泽的《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从语言接触史的角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指出了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四种主要途径;陈荣泽的《吐蕃时期藏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接触》根据文献材料分析了吐蕃时期藏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间接接触和直接接触;吐蕃时期藏语与汉语西北方言;张建军的《藏语和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讨论了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接触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根据其接触历史和现实面貌,指出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接触主要有文化型接触、地缘型接触、商贸型接触三种类型;张建军的《甘南藏语与周边汉语方言的接触类型》根据甘南藏语与周边汉语方言的接触历史和现实而貌,将甘南藏语与周边汉语方言的接触分为文化型接触、地缘型接触两种类型。
此外,陈荣泽的《藏汉语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认为藏汉接触有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和地缘接壤性接触两种,并重点从共时层面上宏观地探讨藏汉语的地缘接壤性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类型。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近60年来,藏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研究之初局限于词汇借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扩展到语法借用、语音借用、双语现象和混合语等方面。
第二,在扩大研究面的同时,藏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在点上也不断深入挖掘,有了更多的发现和创见。
第三,研究纳入新的理论体系。在21世纪以前,藏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常归入语言关系或语言影响研究中,随着接触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该研究在新世纪已明确地被纳入到语言接触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更加明确的研究范围及研究内容。
当然,藏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研究内容上,以语言成分借用和双语兼用为主,而对双语兼用以外的语言使用功能变化或演变的研究较少,对整个藏汉语接触的历史、类型以及规律探讨得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地域上,对西藏、青海、甘肃的藏汉语接触研究较多,对四川、云南的藏汉语接触研究则很少;研究方法上,藏汉语接触研究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但缺乏对语言接触所引发藏汉语变化或演变的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尤其是藏汉杂居地区的个案研究和整个藏汉语接触的综合研究。
针对上述不足,我们应加强相关方面的调查研究,从而有力地推动藏汉语接触研究健康快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构建藏汉和谐的语言生活和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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