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离不开语言。语言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语言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文化性。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蕴含着文化的内涵，语言的存在、理解、使用，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依据。依照解释学的观点，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由语言规定的，通向世界的道路只能诉诸语言来表达。人们通过语言并且在语言中理解、思考、决断，在语言中感知生存，语言规定着我们的视域。
一、阶层方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特征
语言分化为不同方言是社会分化的伴随现象。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内进一步的分工或社团居民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展，在某一个社团内出现的语言变化往往能在本社团内很快推开而不能同样快地扩展到其他社团，从而形成不同社会方言或地域方言的差异。社会方言是指在同一地区居住的居民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阶级、原居住地等的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决定的小社团语言差异，阶层方言是社会方言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基于不同的出生、职业、经济收入、文化水平，有形无形地将人们分为不同阶层的人群，不同阶层的人群讲话的语音、语调、词汇和句法结构不同，这种因阶级差异从而导致语言使用中的一些变异现象常被称作为“阶层方言”或者“阶级方言”。
阶层方言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性。社会阶层不同，语言习惯具有明显差异。一个社会的公用语言会因不同的社会集团表现出一定的变异特征，但是这些变异特征并不会与社会公用语形成质的偏离，它在社会公用语的语言体系允许变化的范围内进行。在上层英语变体中，皇室英语代表标准英语中的保守型变体。这种变体根据英国君主统治者的性别的变化而被称为“Kings English”或“Queen’s Eng-lish”。1993年，“国王英语”一书再版，这本书提出了国王英语的一系列原则，如词汇系统使用的基本原则：使用熟悉词语，避免冷僻的词语；使用语义具体的词，避免使用语义抽象的词；使用词化的单词，避免使用迂回表达；使用短词，避免使用长词；使用撒克逊词，避免使用罗马词；等等。
下层变体是指未被标准英语接受的，通常为下层社会人所使用的变体。由于社会地位的高低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使用标准英语形式的概率就会高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量使用非标准英语形式则反映话语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一般而言，很难从一个人的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却可以从他的口音、习惯用语听出这一切，说话口音及惯用词汇可能会带来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英国BBC曾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实际上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女皇英语”或者“国王英语”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间接催生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随着不同阶层人群流动机会的增加，阶层方言使用很不经济，不容易理解，所要付出的交际成本很大。
汉语中同样存在这种变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各阶级或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社会价值观念、教育背景等都会在语言中留下一定的痕迹。例如：在中国，封建士大夫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曰“薨”。帝王、诸侯自称为“寡人”，等。在唐代，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再比如“官腔”，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一部分官僚主义者的阶层方言特点。一般来说“官腔”内容比较空泛，缺乏针对性，多说空话、套话和尽人皆知的废话；语调长短高低不匀，常带有高音、强音，拉长语调，拿腔拿调；语速一般较慢，语气比较生硬、平淡。表情凝滞僵硬，罕见的笑容多是勉强装出来的；有一套适时、专用的词语（包括数字缩略语），而一般词语则比较贫乏，语义比较含混，常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以后再议”及“吧”“、嘛”等语气词；语法上爱用命令句。
阶层语言体现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语言社会功能来看，它是维系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阶层方言彰显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和人群色彩，具有很强的排外性，使特定人群中具有某些低俗的、顽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并得到某种强化。在一定的个人交际情景语境中，不同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选择特定的语言表达手段，表达一定思想的言语，以取得特殊的效果，是可以理解的。在不同阶层的人在交际过程中，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背景下，不自觉地在自我文化语境内对语言形式进行选择，并以语音、词汇、结构的突出形式来表达自我意义，阶层方言也具备了很强的文化意义。
哈贝马斯提出了言语的有效性概念，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要求：首先，言者必须选择一个可理解的表达，即所言必须符合语言结构和规范，以使言者与闻者可以相互理解；其次，言者必须提供真实的陈述，或具有提供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闻者可以分享言者的知识和信息；第三，言者必须通过所言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即言者必须根据公认的语言交流背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使自己所言能够在为他人所理解的基础上，为他人所相信；第四，言者必须与闻者达成默契，即言者所言必须是正确的，能使闻者接受并且认同。这四项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哈贝马斯认为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有三条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对于共同背景的关注使得哈贝马斯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很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很明显，交际过程中交际者的意向性表达和交际者所处于的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获得一定的语言有效性，哈贝马斯建立了自己的规范语言学，指导人们如何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交际。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也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的分析，倡导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把交往者应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及交往者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看作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两个关键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往双方真实、真诚、适当地进行交往行为，达成理性共识。
但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很难实现，这往往要以牺牲一方的语言存在为代价。如，美国黑人英语作为英语中最重要的种族变体，以其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与标准英语存在较大的区别，黑人英语不是任意的蹩脚的劣等语言，它有着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但黑人民族心理的弱化注定了黑人英语这一美国社会方言将被标准英语同化的命运。
二、阶层方言对语言编码的影响
着眼于“语言”的核心概念，从语言学视野对语言所进行的规范化实际上无法解释众多的语言现象，在社会的不同阶层我们发现许多不符合语言规范的语言现象，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现象是复杂多样的，并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我们用形式化的东西来概括规范语言总是存在着漏洞。
伯恩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社会语言与教育传递进行研究，初步形成了他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他认为，社会语言代码是社会建构的，各种意义的多样性不能脱离言语背景的语言现实方式。伯恩斯坦对于言语活动方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言语中蕴藏着特定表达方式和分类框架，这种方式和框架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特定的社会结构属性”。伯恩斯坦把这种语言中的方式和框架称为语言编码。通过分析，他发现，语言不仅是教育运用的工具，也是认知的部分内容。社会阶级不同，运用语言的习惯（语言的频次和类型）也不同。语言类型又影响认知表现模式，从而对教育成就也形成必然影响。基于这种认识，伯恩斯坦进行了不同阶级的语言类型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编码：一是精制语言编码（或正式语言编码），多为中产阶级所使用；一是局限语言编码（或称大众语言编码），多为劳工阶级所使用。
伯恩斯坦还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出两种语言类型的特征。精制语言的特征是：语法结构和句型结构正确严密；连接词富有变化，对称句子用得多，使句子更为讲究；常用既能代表逻辑关系又能表示时空连续性的介词；常使用非人称代词“它”作为主语；运用新鲜生动的形容词、副词、连词，且极富变化；讲究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及结构的精密性；善于运用被动语态；善于运用生动的词和句；使用的词汇较多，单句较长；运用符号化的情况较多。使用精致语言的人自由选择组织的机会较大；强调变化过程而不把事物看成孤立的存在；便于分析推理；能够在一个较复杂的概念层次里统整组织经验。局限语言特征是：
语法结构简单，句子不完整，句型结构非常粗陋，常用主动语气；连接词限于简单的几个，且不断重复使用；句型常限于简单的命令句和问句；机械呆板地运用形容词、副词；常使用人称代词，且运用“你”、“你们”的频率较大，很少用非人称代词作主语，例如“one”或“it”；善于运用反问句以获得别人的同情；常以事实命题作为理由或结论，如“按我告诉你的去做”；常用陈词滥调；使用的短语较长，停顿时间较短；使用的单句均属于较简短的；运用符号的情况较少。这种语言不利于精密组织的意义及关系的沟通；强调事物本身而非过程，不鼓励进一步分析问题，更无法从事深层次的讨论；主要用于加强社会的连结，而不适于传达特殊含义的知识。我们往往强调用精制语言代码系统来传递知识，导致学生的家庭出身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不同家庭背景出身造成了他们在接受知识上的差异，最终形成学业上的差异。
三、阶层方言差异的社会学意义
阶层方言不仅使人群从语言上具有了明显的区分度，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人群语言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比如“小姐妹”和“闺蜜”两词就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小姐妹”一般来说在中国南方城市普通小市民中使用，而且大多是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和“朋友”同义。其他群体如公司年轻女白领较多使用“同事”、“闺蜜”等，知识女性较多使用“朋友”“、同学”“，小姐妹”这个词具有鲜明的社会阶层言语风格特征，表明使用这个词汇的群体个体独立性差，更多的依靠亲情维系彼此；群体封闭性强，具有明显的家庭纽带特征；缺乏上进精神，具有不安全感，团体扩张力不够。
阶层方言差异一方面表现在专门词汇上。对于各种社会群体而言，使用特别的词汇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交流该群体所共同关注的特殊事物，一方面也可以将特殊词汇作为一种标志手段，使该群体的成员区别于群体之外不使用这套词汇的人。例如，在华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中普遍使用的“田野工作”一语，对于外行来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行话，它实际上是从英语的fieldwork（实地考察）翻译而来，无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种译法是否妥当，现实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相关专业人士都在如此使用“田野”一词，甚至衍生出“做田野”即进行实地调查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阶层方言差异还表现在发音差异上。不同阶层的人群出于各种原因会特意保持独特的发音，本地人群可能通过发音来使自己区别于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也可能通过发音来表达一种文化或价值观上的态度。如“京片子”、“上海话”对于融入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的重要。语言的认同往往暗示着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语言的差异往往暗示着某种程度上的抗拒。
阶层方言使得处于相同阶层的人群具有一种认同感，所谓“谈得来”，这种认同表现为归属感，实际上也是对语言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的不断加强也就是一个族群文化不断强大的过程。在与另外阶层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本阶层的身份不断被加强，通过这些差异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征，而这些特征就构成了该阶层语言的文化背景。我们认为阶层生存状态差别导致适应环境的差异，不同的适应方式逐渐内化为阶层内的一种语言、习惯、思维，最后生成一种阶层文化，不同的阶层文化逐渐内化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形成不同阶层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又外化为不同的行为特征。
阶层语言差异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学现象，它与身份的确认、社会价值排序以及权力的巩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语言与权力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阶层方言作为阶层身份的标识，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社会“权力”分配状况的确认，某一特定群体专业词汇的使用强化了群体的集体认同感，但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普及和群体复制的难度，从而确保了对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某种垄断地位，使得该阶层由于稀缺性提升了社会价值排序地位，并不断复制和强化这种排序，要改变这种排序状态，就必须加入上一阶层的话语圈，从而丧失原本的阶层文化背景。如，在现代社会，公司白领中流行的新词汇被社会效仿的几率要远高于蓝领阶层，而白领阶层又会从时尚杂志上了解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的流行动向，城市青少年和热门行业中所流行的新词汇成为流行的风向标，向上流动使得上层方言获得优越地位，而下层方言则处于失语状态，语言的变化很难反映他们的诉求、价值观和情感取向，久而久之，阶层方言呈现出向上趋同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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