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 “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我们认为，在我国人口政策转变的关键期，有必要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历史功过做出全面客观地评价。只有客观地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一、一孩为主导的生育政策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这里应当指出，学术界和媒体习惯提及 “一孩化”和 “一孩政策”是不准确的，是研究上和宣传上的一种误导。30 多年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全面推行一孩生育政策，更没有 “一孩化”的倾向。关于我国生育政策，准确地说，是以一孩为主导的适当照顾生育两个孩子的偏紧政策。
我国一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经历了长期地、反复地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早在 1954-1957 年理论界就围绕 “中国人口是多还是少”展开了一场深刻地、激烈地大讨论。
1957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报》 全文刊发了着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做的题为 “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一是指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 二是分析了中国资金积累的不够快； 三是重申了两年前主张控制人口的思想； 四是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影响； 五是阐述了中国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区别； 六是指出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七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要控制人口； 八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要控制人口； 九是就粮食而论，控制人口势在必行； 十是提出几点建议①.[1]马寅初先生的观点和主张为后来的人口控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他为代表的真知灼见却被贴上了反动的政治标签，打入了“冷宫”,使刚刚燃起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热望，冷固在那个历史的时点上。
从 1957 年 “反右”斗争开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修斗争、“文革”等深刻影响民心和经济发展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决策层无暇顾及生育政策的谋划设计。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干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时，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被学术界称之为 “沉重的人口包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摆到了决策层面。新华社于 1980 年 2 月发出电稿，公布了 《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1980 年 2 月 14 日 《人民日报》摘要刊登，《光明日报》全文登载。《报告》提供了 5个预测结果，其中最高方案是，从 1980 年起平均生育率为 3. 0,到 2000 年全国人口将达到14. 14 亿，2050 年达到 29. 23 亿，2080 年达到 42. 6 亿。最低方案是，到 1985 年平均生育率降低到 1. 0 并长期保持下去，则 2004 年全国人口达到峰值 10. 54 亿，2060 年可减少到 6. 13 亿，2080年减少到 3. 7 亿。在 5 个方案中，专家倾向平均生育率为 2. 0 的预测方案，即： 到 2000 年达到12. 17 亿，2052 年达到峰值为 15. 39 亿，2080 年减少到 14. 72 亿。
[2]130这个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成为领导层做出决策的 “定海金针”.因为在当时的科研条件下，也只有这份 《报告》更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我们认为，在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的形成，并非某个人的能力或者努力就能实现的，而是当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事实上，“一孩化”本身在提法上并不科学。在制定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时，也兼顾到了一部分人群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并非 “一孩化”.所以说，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生育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究其原因： 一是脆弱的政治生态环境。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无论是组织上和思想上在全国上下还未形成高度一致，而生育革命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要推行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需要有 “矫枉过正”的强硬态度和措施，所以采取以生育一个孩子为主导的偏紧的生育政策自然在情理之中。二是艰难的经济发展环境。十年“文革”动乱，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距离越拉越大，治理 “文革”创伤、恢复元气、加快发展自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和全民意志。发展就要轻装上阵，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我国却背着沉重的人口包袱，所以在以 GDP 增量为核心的年代，在人口政策上采取急刹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三是群众期盼富裕的心理呼应。新中国成立后，万众欢腾，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期盼过上富裕生活。然而，由于天灾人祸等错综复杂的原因，百姓的实际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差距甚大，“少生孩子快致富”的呼唤，拨动了百姓敏感的神经，大多数群众相信计划生育能带来生活质量的提升，可以说偏紧的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当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助力工程”.现在，党中央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面对全国和全球发展形势，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选择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得民心、顺民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二、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功大于过
3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因计划生育少增加 5. 69 亿人口，创造了巨大份额的人口红利。有学者对 30 多年计划生育成果进行了测算： 假如没有经济社会发展，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按照 1970 年总和生育率 5. 81 的水平保持不变，经过模拟计算，2009 年底中国人口总量要达到 28. 28 亿。这是一个封闭的静止人口生育模式的结果，而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运动的人口模式，所以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到 2009 年底，我国的实际人口只有 13. 35 亿。[3]
为了计算出计划生育的贡献率，研究人员利用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相近而人口政策差异较大的印度作为参照系，进行了模拟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从1971 年后，按照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而没有生育政策的印度生育水平进行生育，到 2009 年底我国人口应该达到 19. 04 亿。实际上，我国人口增长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双重影响，其结果是 13. 35 亿。因此，可以从理论上认为，1971 年以来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而少增加5. 69 亿人口。[3]
也有学者用不同的数学模型测算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出生 4 亿多人口。至于究竟少出生了多少人口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绝对值。但由于出生人口的大量减少，把中国加速推进到了发展的 “黄金期”,使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以及它所创造的 “红利窗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是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而造成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以水资源为例，世界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每年平均为 9 000m3,低于 3 000m3为轻度缺水，低于 2 000 m3为中度缺水，低于1 000 m3为重度缺水地区。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7 个组织对153 个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 2 200 m3,排在第 121 位，属于中度缺水国家。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再多出 5 亿，人均淡水资源将由目前的 2 200 m3下降到 1 500 m3,缺水程度将更加严重。[4]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所以以一孩为主导偏紧的生育政策无疑把这条勒紧的水生命线松了扣，使人有了喘息的机会。
森林草原是地球之肺，是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森林资源有限，森林覆盖率只有 20%,满足新增人口需求每年减少林地56. 2 万公顷。林地、草原和湿地大量减少，已经威胁到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如果不是有效地控制住人口增长，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耕地和粮食是民生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我国人均耕地 1. 4 亩，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仅有 1. 13 亿亩，如果现在人口达到 19 亿，即使动用后备土地资源，人均耕地也会减少到 1 亩。[3]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特别关注 “三农”问题，实施了配套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粮食增产，人均占有粮食突破 400 公斤，终于能够满足各方面需求。但是，如果人口是 19 亿的话，人均占有粮食就要下降到 287 公斤，回到 1953 年的水平，既不能保证百姓温饱，又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