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 有多少人在流动， 恐怕没有人说得太清楚。 不过从旅客运输量可见一斑， 1979年全国旅客运输量 28．97 亿人次， 2012 年 380．4 亿人次。 这些流动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流动是以定居和工作为主要目的， 但是受户籍制度的影响， 他们被冠以形形色色的新名词， 诸如“流动人口 ”、 “外来人口 ”、 “农民工 ”， 甚至是歧视性的 “盲流 ” 等等 。 其实 ， 这些称呼都不太准确， 因此本文采用人口普查中， 根据在实际居住地， 以是否有当地户籍为划分根据， 将没有当地户籍者称为 “非当地户籍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一直是中国的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之一， 几十年来积聚了大量的非当地户籍人口， 分析这一人口群体， 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新变化， 对了解今天的移民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增长拐点已经出现
首先要说明一下 “拐点” 的定义， 本文采用数学上的拐点定义， 与通常所说的 “拐点” 有所区别。 从数学上讲， 拐点指的是二阶导数为零的临界点， 意味着增长速度下降的临界点， 通俗地说， 就是增长放缓的起点。
从表 1 的数据可知， 虽然非当地户籍人口总量不断增长， 但是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在 1982－2000 年间 ， 非当地户籍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都是两位数 ， 2000－2010 年 间下降到 1 位 数 。 作为人口输入大省的广东， 在 2005－2010 年间的增长率比全国低 5．39 个百分点。
前面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所得出的结论， 如果用公安部门进行的暂住人口登记数字， 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虽然公安部统计数字中包含短期的暂住人口， 但是以其中居住一年以上者可以视为长期居留的人员。从图1中可以看出，大体上在2005年前后，广东暂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一路走低，以居住一年以上者为例，高峰时超过35% ,现在接近20。图2是暂住人口的年增长率，同样是走低的态势。
非当地户籍人口拐点出现的原因，大体上有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改变作为人口流动主力的青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如果以15-2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1982 , 1990 , 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中.这 一 比 重 分 别 是 ： 29．11％ 、30．98％、 25．37％和 24．63％。 事 实上， 持续多年的沿海企业招工难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这一比重还会下降。
（ 2） 经 济 发 展 格 局 的 变 化 。改革开放初期， 在沿海地区高速发展之际 ， 内 陆 显 得 比 较 滞 后 ，因此沿海地区对内陆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一度出现不仅 “孔雀东南飞”， 连 “麻雀也东南飞”。但是这种情况， 已经有很大改变。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之初， 广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是全国平均水平高 20－30％。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广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 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扩大， 广东的收入比全国高出 60％以上， 这一时期也正好是大量外省人口涌入广东的时期。 从 20 世纪末开始， 随着各地经济高速增长，广东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迅速缩小，广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同期也降低， 近年来广东大体上只比全国高 20％。 区域之间的差距缩小之时， 自然会减少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 因此广东的局部地区， 非当地户籍人口可能转变为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 3） 产业结构的改变 。 由 于产业结构调整， 广东省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也减少了对劳工的需求。
（ 4） 国 际 经 济 波 动 的 影 响 。大部分人口迁移的动机是经济原因， 特别是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改革开放后， 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企业， 为内地劳动力提供了庞大的就业机会， 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2008 年的金融危 机 后 ，外贸出口受到明显的影响， 许多企业受严重冲击， 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下降企业无法用提高待遇来吸引就业人口， 这些都制约了人口的迁移流动。
导致非当地户籍人口增长拐点到来的原因， 不仅至今依然存在， 并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改变， 因此可以推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到 2008 年止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现象，很难会重现了。 可以认为， 如果没有突发事件， 人口迁移规模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二 还是“农民工”吗？
不少人把就业的非当地户籍人口称为 “农民工”， 且不说这称呼多多少少有点 “情感” 色彩，实际上也与事实大相径庭。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广东是农民工大省， 这只是大体上正确。 从表 2可知， 1990 和 2000 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 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当工人的 （真正的 “农民工”)的比重均未超过70%与2000年相比，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57.6%，下降了接近11个百分点如果仔细分析一下1990-2010年间广东非当地户籍人口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被视为白领的负责人、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重合计，从1990年的5.26%，上升到2010年的15.93 %，虽然白领阶层不是非当地户籍人口的就业主体，但是也已经达到大体上每6.5人当中，就有1人是白领的比例可以预见，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包括向内地的转移和向东南亚等地的转移.
工人的比重还会进一步减少。 同时随着广东省产业结构的改变， 今后非当地户籍人口中的白领和服务业的从业者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虽然 “农民工”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存在， 但是可以预计， 他们将逐步从舞台的主角淡出， 成为配角。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就是非当地户籍人口中以就业为目的的比重开始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从图 4 中可知， 非当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比较高， 2000 年人口普查时， 劳动参与率几乎达到 85％，不过 2000 年后明显下降， 2010 年的劳动参与率不足 78％。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反映出， 以就业为目标的人口迁移流动比重下降。随着并非以就业为目的的迁移增加和并非以当工人为目的的迁移比重增加， 这些将对今后的广东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值得关注， 对其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应当有所预计。
比如说， 以读书和养老为目的的流动迁移增加， 那么就要及早提升迁入地公共服务的承受能力。 一个工人和一个白领就业者， 可能对居住环境、 生活配套的要求会有所差别，当非当地户籍人口中的白领比重持续上升， 同样可能对城市的生活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也可能对住房提出更多的要求， 以至于影响房价， 这些都是地方政府要未雨绸缪的。
三、素质还“低”吗？
非当地户籍人口经常被人为贴上 “标签”， 常见的标签之一就是 “低素质”。 其实素质高低是很难衡量的， 不过教育程度水平还是被作为衡量人口素质的指标之一， 因此这里也就非当地户籍人口的教育水平， 讨论其素质问题。
应该承认， 早期的非当地户籍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不高， 在 1990 年广东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初中及以下的占 85．32％， 大专以上的只占 1．55％。 可是， 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到了2010 年 ， 广东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 初中及以下的占 67．98％， 大 专以上的占 10．37％。 如 果说这个比重改变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 表 4 的比较耐人寻味。 把 6 岁以上的当地户籍人口与非当地户籍人口的教育程度构成放在一起比较， 非当地户籍人口中大专以上的占 10．37％， 当地户籍人口这一比重只有 8．56％， 居然是非当地户籍人口的素质更高。 当然， 简单比对并不太科学，因为当地户籍人口中有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 因此， 仅仅比对 20－29 岁的青年人会更加有说服力。 在 20－29 岁年龄组中， 非当地户籍人口中大专以上的占 16．16％， 当地户籍人口这一比重 20．01％， 高非当地户籍人口近 4 个百分点。 但是仅仅是这一指标， 无法得出非当地户籍人口素质低的结论， 换句话说， 每 6 名 20－29 岁年龄组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就有 1 人是大专以上学历， 应该不能继续给他们贴低素质的标签了。
四、从个体到家庭
当今有许多人关注 “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和 “留守老人” 等因人口外流而在其原居住地产生的社会问题。 在政府、 社会各界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 迁移者自身也在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 1990 年广东非当地户籍人口中家庭户的比重只有 41％， 也就是大约 60％并非在家庭中居住， 而是居住在有中国特色的 “集体户” 中。 这种集体户， 大部分是以用工单位为主体， 把员工集中安排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 有研究者将其称为“住宿劳动制”。 1990 年之后， 家庭户的比重开始上升， 2010 年这一比重达到 61％。 这一比重的变化， 折射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家庭的方式在迁入地居住。 与此同时， 就是住在集体户的比重下降到不足 40％。 有趣的是 1990 年与 2010 年的比重几乎正好相反。
除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家庭的形式居住在迁入地之外， 非当地户籍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就是老人和小孩的比重上升了。 1990 年在广东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和 15 岁 以 下 的 少 年 儿 童 占 了13％， 2000 年下降到 7．54％， 2010年又回升到 9．78％。 1990 年广东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虽然老人和少年儿童占了 13％， 但是总数只有 43 万人， 尽管 2010 年老人和少年儿童占的比重还没有 1990 年时的高， 但是其总数达到 375万人， 并且老人和少年儿童无论是比重还是数量上， 很可能会继续增加， 这也会促成非当地户籍人口中， 家庭户将进一步增加。
当非当地户籍人口主要是因为工作机会而流入迁入地的时候， 他们还是相对能够忍受公共服务的不足乃至不公平的状况。 老人和少年儿童的迁移， 基本上是为了家庭团聚或者学习， 因此这一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强烈， 任何公共服务上的不公平， 就容易引发非当地户籍人口的抱怨和不满。
随着老人、 小孩和家庭数量的增加， 提醒迁入地的政府要注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至少要真正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
五、真有“超生游击队”？
作为艺术创作， 1990 年春晚中， 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 “超生游击队” 是成功的， 但是现实与其有距离。 生活中有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而外出谋生者，不过这并不是非当地户籍人口的主要生育方式， 也并非他们外出的主要目的。 遗憾的是， 伴随小品 “超生游击队” 的广泛传播， 非当地户籍人口生育率高的观念， 成为一个习惯性思维。
正确判定中国的生育水平非常困难， 在历次人口普查中， 均不同程度存在低年龄组的人口漏报。 不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还是可以做出粗略的判断。 图 6 的结果可能让不少人感到意外，2010年广东当地户籍人口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居然超过非当地户籍人口 。 不过如果分年龄组来看， 在 30 岁之前， 两个群体大体相当， 当地户籍人口略高一点， 30 岁之后的差距就很明显了。
广东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不仅生育水平并不比当地户籍人口高， 而且自身也在迅速下降。 图 7是 2000 年与 2010 年各年龄组女性非当地户籍人口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个年龄组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特别是 30 岁以上的下降幅度相当突出， 下降数量在 1－2 人。
其实， “超生游击队” 也是一个人为贴在非当地户籍人口身上的标签。 大部分非当地户籍人口是农业户口， 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许多地区农村是实行 “一胎半” 政策 （第一个孩子是女孩， 允许生二胎）， 甚至在少部分地区， 曾经长期允许农村生二胎 （如广东）。 对于许多不了解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城里的居民来说， 看到不少非当地户籍人口多于 2 个孩子， 就认为他们超生。
不少非当地户籍人口， 从农村来到城镇谋生， 一方面是生活艰难， 另一方面也受到城市生育观念的熏陶， 其多生育的冲动已经不高了。 图 6、 图 7 足已说明这点。
六、机遇和困境
非当地户籍人口的新变化趋势， 为地方政府带来机遇， 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困惑。众所周知，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但是改革户籍制度无法一蹴而就。 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难点是， 在一些地区， 非当地户籍人口远远超过当地户籍人口， 因此在现有的公共服务由地方财政承 担 的 体 制 下 ， 简 单 开 放 户 籍 ，会让地方财政崩溃。 因此， 当非当地户籍人口数量增长减缓， 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 部分地方就可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 而不会对地方财政产生太大的冲击。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 恐怕要关注以下 3 个问题：
一是， 近年来不少人在讨论 “人口红利” 的消失， 在广东这一问题暂时不太突出， 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与迁入人口减缓这双重效应叠加， 或许广东 “人口红利” 消失也将是不太遥远的事情。近几十年来， 不少地方依靠简单的扩大再生产， 以牺牲环境和不断投入简单的劳动来获取收益，这种简单劳动大部分是依靠非当地户籍人口的增长来维持。 这种模式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时期，还可以维持， 但是在劳动力供应短缺之际， 基本上难以为继。 虽然产业升级已经说了多年， 实际效果有限， 只有到了廉价劳动力枯竭之时， 劳动力市场的倒逼， 才会让企业背水一战。
二是， 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是教育的公平问题。 教育的公平问题， 不仅是对非当地户籍人口才存在， 但是他们感受比当地户籍人口强烈。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当地户籍人口把孩子带到身边，或者在迁入地安家生育， 他们对教育公平的呼声将日益高涨， 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将考验地方官员的政治智慧。
三是， 注意为非当地户籍人口正名。 长期以来， 非当地户籍人口被贴上许多带有感情色彩的标签， 如 “盲流”、 “农民工”、 “低素质”、 “超生游击队” 等等。 这些标签一方面并不太准确，另一方面伤害了非当地户籍人口的情感， 影响他们融合到其工作和居住的地区。 对于政府来说，至少在官方的文件中， 要杜绝这些词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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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彪 ，黄映川 ，李若建 ，梁汉学 ，林湘华 ，梁宏．广东省外来人口状况 ———基 于 2005 年 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J］．南方人口，2009（3）．
［3］ 叶 健夫 ，彭启鹏 ，黄春红 ，刘建民 ，钟作勇．广东流动人口研究 ［J］．南 方人口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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