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长河来观察，人口的消长往往和地区文明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口变动不仅成为史学家考察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主要维度，也是经济学家们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要素。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显然忽视了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发展影响的重要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都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福利资源。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同时，家庭作为对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直接影响的社会单位，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转入半公共领域，成为了和社会经济各系统直接发生作用的地方。国际上也特别注重家庭发展和相关福利政策，并将其作为现代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着力点。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家庭发展能力也受到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①。
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生育率下降之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又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同，当前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估算生育率下降以及当前低生育水平背景下②计生政策实施的影响效应：
（1）中国的人口转变并不纯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于其他国家，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城乡家庭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虽然学术界对具体的低生育水平值存有争议，但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会对中国家庭的长期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3）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家庭的禀赋、结构和发展策略做出了怎样的调整？是否会影响到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已提出的观点及建议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就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是在马寅初人口论的框架下，估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控制效果，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计划生育政策体制完善的技术性问题，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如何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去认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往的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因此，从家庭发展能力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怎样的家庭发展效应，以及家庭又如何适应这种影响，并为这一政策的完善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2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与假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中国的人口要素（婚姻、生育、死亡）以及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动，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我们首先对家庭发展和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界定和解析，然后理论探讨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效应。
2.1 家庭发展能力：理论与分析框架
家庭的发展不仅仅涉及家庭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还应重视家庭自身能力的建设。本研究所提出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和分析框架是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根据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发展任务，利用自身拥有的禀赋、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和家庭发展可持续性的综合能力。家庭发展能力建立在家庭发展权利、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基础之上，以实现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根本目标。家庭发展能力取决于许多因素，特别是家庭的禀赋状况以及政策、体制和过程所设置的制约或提供的机会。
这些资源与策略既包括家庭发展受到威胁的家庭及家庭成员采取的短期措施和手段，也包括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社会所制定和实施的长期措施和社会支持。家庭发展能力和家庭功能有着本质的不同。家庭功能主要表现在保持家庭的完整性，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需要，实现社会对家庭的期望等方面，重点强调的是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为各个成员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支持。而家庭发展能力强调的是如何整合家庭内外资源、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力量以实现家庭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禀赋、家庭功能①和家庭策略是构成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作为家庭发展能力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不能彼此替代。家庭禀赋表征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家庭拥有选择机会、选取发展策略和应对风险环境的基础；家庭功能反映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以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等；家庭策略也是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发展机会的把握及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组合。家庭禀赋可以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为家庭功能的完善提供相应的支持；或者在家庭受到外力冲击时，通过家庭策略的调整来整合外部资源，实现家庭发展的社会化和可持续性。
家庭发展能力还体现为一种承受外力冲击和损失的潜能，涉及到家庭承受、应付、抵抗外力冲击以及从这些影响中得以恢复的能力。外力冲击可以表现为突然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洪水）、经济萧条（如失业率、价格变动）、家庭成员健康或生命受到威胁（如流行病、车祸等）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比如生育政策）等，它们直接影响到家庭禀赋和家庭功能。当面临外力冲击时，家庭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策略来保障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计安全。根据所受冲击力和自身恢复力的不同，家庭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人口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发展能力，尤其是强制性人口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它不仅导致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也会导致代际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对于农村社会来说，家庭土地一般是基于人口数量来分配，人口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家庭自然资本。在强制性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类型的核心化，将导致中国家庭生产功能、家庭保障功能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图1】
2.2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假说
构建家庭发展能力衡量指标的基本目的是把复杂的、抽象的家庭发展能力概念变为可以度量、计算和比较的数据，以测算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发展效应。根据前面对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内涵的分析，我们以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个构成要素为基本框架统筹考量家庭发展能力，然后融合中国人口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效应的实际情况，对指标作进一步的分解。
2．2．1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家庭禀赋是构成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为实现家庭可持续性生计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动力资源。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直接影响是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从而在短期内影响家庭收入和资产状况，从长期来看还会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家庭土地数量、家庭社会网络等。从已有研究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长期影响效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生育率的下降会导致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衡量，其生产能力又有所提高；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扩展到30 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生育率对家庭土地数量的影响要根据当地租赁市场发展状况来确定。在缺乏内生技术增长时，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均衡的工资水平将由人口增长率决定，较高的生育率降低了均衡的资本劳动比，从而降低了均衡的人均收入水平。
假说 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家庭禀赋状况，尤其会在短期内增加家庭人均收入。
2．2．2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中国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变动显着，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死亡率、结婚率、离婚率以及老年人与已婚子女一起居住的倾向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也一改过去传统的、单一的模式，逐渐朝着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的方向发展。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这种过程在中国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刻和迅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弱化家庭生产、生育功能的同时，也降低了家庭的养老能力，使反哺模式由于资源的限制而不能有效地运作，家庭养老需要寻求其他的方式以实现替代。
在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孝道”强烈体现了“养儿防老”这一家庭保险机制。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了，养老花费也将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传统角色，储蓄是养老的唯一手段。由“外生”引起的生育减少会激励父母把更多资源转变成储蓄和其他的财富积累形式，以支持他们的老年生活。Modigliani 和 Cao更加明确指出，孩子是生命周期储蓄的有效替代物，中国从 20世纪 70 年代起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作为孩子替代物的生命周期资产积累就变得更为重要。
假说 ２：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家庭功能的弱化，出于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替代，父母会通过增加储蓄来整合社会资源。
2．2．3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之间进行选择，也会影响人们对自身投资以及对子女投资的权衡，包括对时间和金钱的重新分配。子女数量的减少，父母才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实现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利他的模式分析框架下，家庭生育决策类似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决策，其消费的代价体现为父母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照顾时间，因此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育决策的权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中国家庭的孩子数量是外生给定的，孩子的人力资本又不影响父母的终身消费，在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趋势下，家长重新进行现期和将来消费的权衡并不会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
假说 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仅会导致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还会增加家庭收入多样性和人力资本投资比重。计划生育政策越是严格的地区，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就会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样性也会趋于增加。
2．2．4 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会明显迥异于生育率快速下降阶段。在生育水平较高的时期，如果一个家庭少要一个孩子，那么，可供原来每个家庭成员利用的资源就会增加，父母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和实现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子女数量的减少，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如果家庭多要一个孩子，家庭人均资源量会减少，总消费会增加，父母可能延长工时以获取额外报酬。但是当低生育水平变成常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不仅会抑制人们正常的生育意愿，而且限制的生育行为大多是家庭根据实际需求做出的理性选择。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得到:假说 ４：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继续严格执行会强化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负效应，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会逐渐弱化。
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3.1 研究设计
本文试图扩展以往单纯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家庭发展与生育率“负向关系”的验证性研究，进一步讨论家庭功能、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多维度回答“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发展能力”这一问题。以往文献中之所以很少涉及到对家庭发展的综合研究，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对家庭发展综合衡量的困难性，二是既能体现家庭个体差异又可以体现家庭发展的时序数据的难获得性。所以研究家庭发展的大量文献，往往简单地以家庭人均收入或者家庭结构作为衡量家庭发展的指标，或者只是定性地描述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但是家庭发展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不是家庭人均收入能完全体现的，家庭结构也只是衡量部分家庭功能的载体。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前文对家庭发展能力理论的分析，利用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个要素来综合衡量家庭发展。
由于家庭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也在随着时间发展变迁，所以家庭抽样数据即使样本很大也难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在分析微观数据时还要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家庭发展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另外，某一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演变很难通过统计调查的方式获得；即使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全生命周期家庭样本，由于不同家庭在发展阶段上的特征性差异，也很难进行横向比较。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中国历年分省的城乡家庭户调查数据，每年抽样数超过 13 万户，时间跨度为 20 年。在大样本、长时期的抽样框架里，我们可以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特征进行叠加，综合考察不同年份的家庭发展能力变动趋势和影响机制。
本文还重点研究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2002 年 9 月 1日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实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更加有法可依，也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和成熟。另外，近 10 年来，中国低生育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在 1．34～1．51 之间波动。1990 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到 2002 年后人口生育率便稳定在 12‰左右。另外，从 2003 年开始中国城市房价开始快速上升，住房支出占城市家庭支出的比重也有所增加，在模型中我们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控制房价上涨的影响效应。由此，我们选取 2003—2010 年的人口低生育率稳定期，来表示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单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家庭发展能力估计方程，通过实证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简化形式的一般估计方程如下：【1】
上面两个方程中，下标 i 代表地区，t 表示时间，μi为观察不到的地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 FPC 表示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自变量 cfpit表示计划生育政策，ctmit表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他是一组潜在的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控制变量。
pgdp 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ie 表示地区进出口贸易额总量，pfa 表示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pg表示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dr 表示地区人口死亡率，east 表示东部地区，midd 表示中部地区。
由于家庭发展能力构成要素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们根据变量散点图分布特征，对不同方程中的自变量进行了处理。在一般估计方程中，对家庭人均资产做回归时，tie 取了对数。对恩格尔系数做回归时，tie 取了对数，未引入 dr。对家庭储蓄做回归时，pgdp、tie 取了对数。对家庭规模、收入多样性、教育投资、生育安排做回归时，pgdp、tie、pfa、pg 取了对数。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效应估计方程中，我们对 pgdp、tie、pfa、pg 皆进行了对数处理。
计量模型选择步骤为：首先，通过 Hausman 检验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做出选择，其次，通过 Breusch－Pagan 检验在混合估计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对于 Hausman 检验无法判定的模型，亦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研究中作为个体的地区是随机的，各地区差异性特征能够影响到家庭发展能力；模型中的某些关键变量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如社会保障制度、地区划分等虚拟变量。在使用 Stata12．0 对家庭发展能力决定函数计量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时，结果显示 Hausman 检验无法判定，综合 Breusch－Pagan 检验结果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决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3.2 变量设置与操作测量
3．2．1 因变量设置及其操作测量
（1）家庭禀赋。家庭禀赋是家庭生计发展和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家庭人均年收入①和家庭人均资产来衡量。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经济流量概念，体现当前家庭的收入能力；在计量模型中，考虑到线性变换，以个人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引入模型。
家庭人均资产是经济存量概念，是一个家庭长期生活水平的积攒和显示，又是一个家庭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和基础。在统计模型中，我们使用城乡家庭人均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测算。家庭人均资产的获取方法为：统计各地区城乡家庭每百户中所拥有的生产型资产和消费型资产，将拥有某项资产的样本比例 p 标准化为数值 Z，由 Z 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权数 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数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
（2）家庭功能。按照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是家庭功能的物质载体，而家庭规模的大小也是家庭结构变动的结果，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家庭规模作为家庭功能的替代变量。家庭规模的具体统计指标为平均每个家庭户②的人口数。一般来说，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就越完善。
根据已有研究发现，随着家庭生产功能、家庭生育功能和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家庭储蓄额度在逐渐上升，作为对家庭部分功能丧失的替代。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引入家庭人均储蓄率作为家庭功能的另一替代变量。关于居民储蓄率的度量方法很多，如采用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之和再除以 GDP或居民收入、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减去当期居民消费支出后再除以当期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除以居民收入、居民储蓄除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中的家庭人均储蓄率是指各地区城乡家庭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农村为人均纯收入） 减去当期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费支出后再除以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数据取自 GDP 核算中支出法的居民消费数据，指家庭户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那么在我们设计的储蓄变量里就不仅仅包括狭义的银行存款，也有人们对于商业保险的购买以及长期投资等。
（3）家庭策略。家庭策略是人们对资产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包括了生产活动、消费选择、投资策略和生育安排等，以便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考虑到生产活动的最终体现是家庭收入来源，消费选择也是由收入能力所决定，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引入家庭收入多样性变量。一般来说，收入多样性有利于分散家庭经营风险，提高家庭禀赋的利用效率。借鉴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研究③，我们采用 Shannon－Weaver 公式来测度家庭收入多样性：【3】
式（3）中，H 为城乡家庭收入多样性；pi为各类收入来源的比例，收入类别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式（3）不是一个单调函数，对给定收入来源的组成而言，各种收入来源分配越接近平等，则多样性越高，家庭抗风险冲击能力也就越强。
另外还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育安排两个变量。家庭生育安排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实现家庭发展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统计指标为城乡家庭平均每人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和某地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数之比。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情况见表 1。
3．2．2 自变量设置及其操作测量计划生育政策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对于一项实施了 30 多年的全国性政策①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界定和衡量这项政策。在已有文献中，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如汪伟使用的人口增长率和石人炳使用的总和生育率，这两个要素确实都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也在发生作用②。Eberstein建议使用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和对多孩的追加罚款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替代变量，但是在中国不同的省份对超生的定义不同，由于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罚款定额也不同。周俊山和尹银考虑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元化，他们借鉴郭志刚等的研究，根据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和具体做法，将中国各个省份的计划生育政策分为 4 个类别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这种方法有助于捕捉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性，但同时也失去了在时序上政策的变动特征，以及组内地区政策差异性。从 20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结合各地的不同情况，我国的生育政策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及其操作过程中，实施各种计划生育手术是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由于人们对该项手术本能的排斥性，各地区年度实施各种计划生育手术的人口占育龄人口③的比重，是反映各地区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力度比较理想的变量。我们选取各地区年度实施各种计划生育手术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替代变量。在计划生育手术中，实施男性或者女性绝育手术是最为严格的。具体做法为：用手术把输卵管或者输精管切断，使得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达到永久避孕的目的。这种手术不仅会带来被手术者身体的痛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永远绝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高。所以这种手术必须在强压的政策下才能得以实施，并且对于计生部门和接受手术者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计划生育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实施弹性，严格程度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一些地区为了实现计生控制目标，强制实施绝育手术的比重也就相应更高，这些地区的计生政策在执行上也就更为严格。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地区内实施绝育手术人口占育龄人口的比重来体现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3．2．3 控制变量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居民比重的上升，会导致总体的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可选择性的增加。为了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其它潜在变量：如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总额、专利数等。我国住房制度、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始于 1998 年下半年，所以本文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设为虚拟变量，1999—2010 年份设置为 1，1991—1998 年份设置为 0。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各要素的差异性，我们将全国按照东中西进行划分④，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3.3 数据介绍与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 1991—2010 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之所以选择 1991—2010 年的数据，是出于两个原因。（1）从 90 年代初开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下来，并逐步形成现行的生育政策。截至 1991年，大陆除新疆、西藏是由政府颁布计划生育规定外，其余省、区、市都颁布了由地方人大通过的计划生育条例。各地计划生育条例把多年来在实践中创造的，并已证明确实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具体做法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政策的执行方式也转变为以优质服务、利益导向机制和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模式，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度。（2）1992 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1993 年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城镇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
家庭发展数据来源于城乡居民调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组织实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城乡家庭人口及其构成、家庭现金收支、主要商品购买数量及支出金额、劳动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和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等。城镇住户调查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首先根据各城镇规模和人口累计数确定各市区的样本分布，然后在选定的区域内随机抽样，截止 2010 年底，参加国家汇总的城镇调查样本量为 65000 户。农村住户调查是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直接抽选调查村，在抽中村中抽选调查户。综合运用多种抽样方法确定住户调查网点。农村住户调查网点分布在全国 7100多个村，共抽取了 68000 多个样本农户。住户调查在95％的概率把握程度下抽样误差不超过±3％。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及抽中市、县调查队依据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城乡住户调查方案收集资料，逐级审核，由国家超级汇总。本研究使用的是全国层面的分省和分城乡汇总数据，各省家庭要素的人均值保留了家庭的整体特征。家庭数据来源于1992—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体现计划生育政策的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比重的年数据取自 1993—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 年数据取自《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1992》。儿童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和人口死亡率 1990—2001 年数据取自《1990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002—2010 年数据分别取自2003—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人均地区GDP，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各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进出口贸易总额、城乡人口比重等数据皆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 2010—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另外，由于统计数据年度跨度较大，少数年份的某些指标会缺失，本文采用了常用的数据弥补方法，如果两个年份之间有缺失数据，我们就用这两个年份的均值来代替缺失值。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重庆与四川合并，西藏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未引入，数据时间跨度为 20 年（1991—2010年）。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 1981 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对 1991—2010 年的分省城乡名义数据进行了调整，形成以 1981 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实证分析中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2。
4 计量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表 3 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在控制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度和地区差异等因素条件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家庭发展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且都在 1％统计水平上显着。
分因素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每增加1％，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资产禀赋值就会增加0．796 单位，相当于人均资产总平均值（66．851）的1．19％。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显着为负，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每增加 1％，城乡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就会降低 0．272 个单位。作为家庭生活水平综合反映的恩格尔系数，其值越小，该家庭当期的生活状况往往越好。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储蓄分别是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且都在 1％统计水平上显着。可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规模一直呈现缩小的趋势，承载于其上的家庭功能也在逐渐弱化。在控制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潜在因素的影响效应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家庭人均储蓄率的上升。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以储蓄、购买商业保险等形式，来弥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缺失，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效应。该结论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假说 2。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会影响家庭的策略选择。回归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资都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会导致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家庭提高教育投资比重。前者可以分散家庭经济风险，而后者也是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投资，可以增加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另外，计划生育政策还会显着影响家庭的生育安排。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标，人口出生率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逐渐下降。
虽然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一些文献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可能呈现内生化倾向①，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内生性。根据以往对政策效应评估的文献，我们将滞后一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设置为工具变量。表 4 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值显示可以在 1％显着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存在内生性。
计划生育政策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着程度基本上都没发生变化，但是简单将计划生育政策看作是外生的，显然低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选择的影响。
综合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提高，但是家庭规模的缩小也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家庭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选择的家庭策略是增加储蓄，扩大家庭收入的多样性，以分散家庭风险；并且还会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比重，以增强家庭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孩子数量减少和生育能力丧失风险的影响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会增加，这一方面体现了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替代，另一方面也是父母对未来家庭养老能力的一种投资。
4.2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发展能力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是消极的。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5），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禀赋来说是外生变量，该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值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对家庭恩格尔系数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家庭当期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且在长期也会减少家庭对物质资产的积累。
从家庭功能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均储蓄率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家庭规模的影响并不显着。然而，Hausman 检验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功能因素来讲是内生变量。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规模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家庭人均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着。这一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可能的解释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家庭对生育控制的“反弹”，由于家庭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分家的比重减少了，多代同行的比重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所以对储蓄养老的依赖性也就开始减弱。
从家庭策略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资都有着正向影响，且都在 1％统计水平上显着。虽然 Hausman 检验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策略因素来讲是内生变量，但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符号和显着性都没有明显变化，只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力度明显被高估了。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也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安排的影响并不显着。这一结果显然有悖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宗旨和预期效果。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社会承担更高的成本，它不仅仅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存在导致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激化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曾经为抑制人口过量增长而设计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局限性和作用递减现象。
综合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产生明显的生育下降效应，对家庭功能变动也不会发生作用，并且和一般性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其对家庭教育投资和收入多样化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还导致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家庭资产积累的减少，家庭储蓄率也没有得到增加。可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导致家庭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而且弱化了家庭通过储蓄、多样化收入等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4.3 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发展
在 1990 年代，我国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但是学术界和政府对确定的低生育水平值以及未来走势的判断存有很多的争议。我们关心的是在这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会对中国家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分阶段来考察①。（1）在 1991—2002 年这个时期，属于中国市场转型初期，和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影响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活水平改善以及家庭物质资产的积累，人口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家庭规模在缩小，承载其上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弱化，作为对部分家庭功能的替代人们开始增加储蓄，并且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比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这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并没有显着的影响。
（2）2003 年后，中国接近极低生育水平并逐渐趋于稳定。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①，Hausman 检验 p 值大于 10％，即计划生育政策不存在内生性。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异于前一阶段。
从家庭禀赋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和家庭恩格尔系数依然分别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但是和前一阶段相比影响系数分别扩大了近一倍，可见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经济发展效应更为明显。
从家庭功能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效应和前一阶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该政策的继续实施对家庭规模变动并无显着的影响，但是对人均储蓄率影响效应却转变为负向，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着。可能的解释是，在上一阶段，家庭规模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逐渐缩小到一定程度就会趋于稳定，那么受影响的家庭功能也会逐渐趋于稳定，人们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期消费，改善生活水平。家庭规模的稳定是统计意义上的，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部分家庭还在继续缩小，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的增加，子女分家的比重会减少，三代同户的家庭数量也会增加，以弥补子女减少导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弱化。这也是计划生育导致人均储蓄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家庭策略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依然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和上一阶段不同，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着。这是由于，在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化，还会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们为了规避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就会倾向于多种收入途径，以分散家庭经济风险。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着的影响效应。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所提出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是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理解人口要素变化引起的家庭问题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的分析框架，源于强调家庭发展的综合性理念。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要素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但是，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尤其是逐渐演化出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具有生育限制和家庭发展能力再造的双向维度。迄今为止，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等，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发展的禀赋构成和权利空间，但就家庭发展能力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延续和发展。
以家庭发展能力为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看到，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而且影响到家庭的禀赋积累、结构功能和策略选择。进入 21 世纪，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手段和具体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该政策控制人口生育率的根本宗旨并没有发生改变，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短期内有助于提高人们家庭生活水平和保持收入多样性，但是长期来看，该政策所导致的储蓄率的降低和家庭教育投资的减少并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实证结果还显示，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如今除了生成家庭经济水平和生计策略的差别外，对家庭的生育安排已经基本上起不到调控作用了。因为在政策影响范围之内的群体，简单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可以控制；而决意选择超生的人们，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很难有效控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改善，家庭适应外力冲击的能力也得以增强。在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子女数量减少的状况下，人们会以增加储蓄和子女教育投资等社会化形式，来强化家庭保障功能和子女培育功能，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强调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家庭表现出来的适应性，是以家庭生命周期演化中的弱势成员（老人、儿童）承担了风险成本为代价的。但是，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代际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也使矛盾冲突在不断累积，如“四二一”家庭、“失独”家庭等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中国家庭缓冲和消解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但是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却无能为力。家庭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在政府主导下重新安排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在家庭发展政策构建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构筑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
从现实来看，很多学者和民众可能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同时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随后 3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当前无须计划生育政策依然可以维持现有的低生育水平。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进程，因此引起人口生育率下降更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力量而非政府政策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对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还是对 21 世纪前十年的低生育水平维持，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超低生育水平风险和家庭发展的负效应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人口周期性调整的时间很长，一旦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将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划分三个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应该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第二阶段是进入 21 世纪后以调整人口结构为核心，现阶段以及未来时期人口政策的重点目标应是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具体的政策实施方案是，在短期内可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过渡性方案；在多地试点和考证的基础上，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并分地区分步骤地淡化强制性生育限制型政策，最后实现服务和奖励型生育政策调控下的家庭生育自由选择。在实行节育措施和鼓励晚育等政策中应杜绝各种形式的强迫手段。【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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