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口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但是 Bloom 等研究认为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好处于劳动生产人口年龄最富有的阶段，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优势加以充分利用，那么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国内外众多学者接受人口红利的概念，并结合各国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都支持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保持相对稳定，并始终以年轻人居多，直至 20 世纪初 15 岁以下的儿童仍占全球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强，总人口中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维持在 3% 左右。这种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及一些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而发生转变，目前已经进入急剧变化的阶段。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从 2009 年到 2050 年，全球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由 7.43 亿激增为 20 亿，史无前例地超过儿童（0 ～ 14 岁）人数，占全球人口总量的 22%。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可逆转，年龄结构将发生极大变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战略性难题。
1 中国人口红利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首次使用了“demographic bonus”一词，用来描述一些欠发达地区未来 20 年将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老人和少儿临时增长突出的阶段，它向这些国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如果这些拥有知识的青年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那么这些国家将收获“人口红利”的成果。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把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并认为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而收获人口红利则需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此后，众多学者接受了人口红利概念。在表述上，还有demographic gift和demographic dividend之说，中文译为人口礼物或人口机会窗口。兰德公司于 2002 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人口红利 ：分析人口转变之经济后果的新视角》，进一步明确人口结构变化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口红利”一词本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这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宏观经济学研究显示，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机遇，一方面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促进更多的投资用于工厂、设备和住房 ；另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会增加，技术进步和外国投资会强化这种人口转变的积极后果。
另外，如果一个社会的处于成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大，处于少年和老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小，社会承担的抚养负担比较小，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可以更快。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 1982 年的 62.6% 下降到 2007 年的 38.0%。
2005 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 40% 以下。张茉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 1 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0.115 个百分点。1982 ～ 2007 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 GDP 增长速度上升 2.4 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 GDP 增长贡献了 25% 至 30% 左右。田雪原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0%。而蔡昉计算的结果是 23.71%。在“人口红利”期限上，罗纳德 李和梅森 安德鲁认为“人口红利”期限一般会持续 50 年或者更长。但是具体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限上，分歧较大。陈友华等人认为从 1990 年开始，2030 年结束 ；蔡昉等人认为从 1960 年开始，2013 ～ 2015 年结束 ；彭希哲等人认为2025 年结束。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中国的 0 ～ 14 岁人口占总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 16.6%，比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下降 6.29 个百分点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26%，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与2000 年相比，2010 年中国 20 岁至 29 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近 15%。这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关注的是，学术界已开始讨论由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会因规避风险而产生新的储蓄动机，由此形成的储蓄来源可能会加速资本积累、加深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Lee & Mason在《什么是人口红利》一文中也分析了第二种人口红利。国内更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说法。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我们知道，人口不等于人力资源，更不同于人力资本。所以，本文主张忠于人口红利的原意，即学者所指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正确面对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事实。
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
从人口总量上看，1949 年以后，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1949 为 5.4 亿，1954 年突破 6 个亿，1964 年突破 7 个亿，1969 年突破 8 个亿，1974 年突破 9 个亿，1981 年突破 10个亿，1988 年突破 11 个亿，1995 年突破 12 个亿，2004年突破 13 个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人口为 13.7 亿。根据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将在 2030 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中国人口总量变化是由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导致的（如图 1），并且人口增长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第一部分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发现，不仅要关注人口数量，更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果加强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关注，就一定能对人口发展的态势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中国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比重图可以看出（图 2）：（1）中国青少年人口自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开始逐步减少 ；（2）从第二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一直快速增长，第五次之后该部分人口趋于顶峰 ；（3）老年人口从第二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一直缓慢增长，到 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0 年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
由图 3 和图 4，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1）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将逐步下降，到 2030 年这部分人口开始进入 快 速 下 降 通 道 ；（2）2019 年 左 右， 中国 青少年人口将与老年人口持平，之后老年人口将快速增多，2020 ～ 2035 年每 5 年增长 4%，进入快速增长期，到 2040 年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 ；（3）中国青少年人口经过前期的快速减少到 2030 年将进入缓慢下降通道 ；（4）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比重与年龄结构的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3 中国人口老龄化
3.1 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老龄化不是数量概念，而是结构比例概念。从 1949年后进行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自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就持续升高，到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 6.96%，按照国际标准，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7 765万人，占总人口的 13.26%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 883 万人，占 8.87%。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已步入人口老龄社会，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也是始于 2000 年，中国少年人口开始急剧萎缩，劳动年龄人口则快速膨胀，这种人口年龄结构表明，中国的人口时间窗口即将关闭，人口红利很快将消失，带来的将是人口负债问题。一旦现有的主要劳动年龄者成为老人，那么其劳动人群将由现在的少年人群来担当，绝对数量要对现在的劳动人群少很多。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未来 40 年将进一步加速推进并最终保持在高位稳态水平。受长期低生育率、不断增长的人口预期寿命以及人口年龄动态累积效应的影响，2012 ～ 2050 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以及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等显着特征。其中，2012 年 60岁及以上和 80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1.8 亿和 1979万。如果采用中位生育率进行预测，2050 年这两项指标的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 4.4 亿和 9839 万，这分别相当于2012 年数量的 2.5 倍和 5 倍。
图 5 和图 6 能直观地反映出中国老年人口在 1949 年后的变化及发展趋势，1991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 1 亿，2014 年突破 2 亿，2026 年将突破 3 亿，2037 年将突破 4 亿。这几个阶段老龄人口每增加 1 亿所需要的时间跨度逐渐减少，分别为 23 年、12 年和 11 年。2050年老年人口到达顶峰，之后其人口规模及人口比重均在高位运转。
3.2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主要问题
（1）人口老龄化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减少。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预测，从 2020 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将逐步减少，2025年劳动人口总量将低于 9 亿。中国将不能维持目前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劳动力成本也将随之提高，近年劳动成本的提高已做出了验证。人口老龄化时代，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迅猛发展的低端中国制造业和所有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产业将难以为继。
（2）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加。由于老年人口在未来 40年将持续增长，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将持续增加，进一步考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及现有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低的现实，那么中国的社会保障对于年轻人来说将是极大的负担。
（3）社会抚养比的加大而压低居民储蓄、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社会抚养比（指劳动年龄人口需承受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压力，具体为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将快速攀升。社会抚养比的加大将直接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并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据蔡昉判断，预计“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 ～ 2015），经济增速会下降至 8.4%。到“十三五”（2016 ～ 2020）的时候再降到 7%。
4 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
老龄社会的到来，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带来了发展的时代机遇，因此我们应该制定出更为理性和高效的公共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确保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 年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0 年 2.48 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 2050 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 4 亿多老年人需求的压力？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长期不可逆性，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当是确保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要把经济增长对资金、劳动力、资源、环境的依赖，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效率的提升。其中，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其关键所在。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支撑。然而，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快速向老年型人口结构转变，新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越来越难以弥补老年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所形成的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预测，中国未来生产性的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将持续减少，而消费性的非工作年龄人口比重会不断增加。
随着人口红利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如何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和出口。加入 WTO 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投资和出口形成了良性的国际大循环，拉动了 GDP 增长，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业，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增长模式遭遇考验。可喜的是，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为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不仅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将“体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为主”转型成“对体力要求不高的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为主”，而且要大力发展为老年人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年人产业。
（3）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妥善应对人口负债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根据中国人口学家的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 2 倍，老龄化程度从 10% 到 20%，中国将只用 20 年，而美国是57 年，德国是 61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人均GDP 只有 4000 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在 1.5万美元左右。
人口老龄化还将对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带来直接的打击，因为它直接导致老人赡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加重，从而加大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压力。从中国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比率来看 ：1980 年为 13:1，1990 年为10:1，2010 年为 5:1，预计 2020 年为 3:1，2025 年为 2.5:1。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是从 1991 年才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在 1991 年之前工作的都没有缴纳养老金，要由后来的缴纳者去弥补，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缺口，再加上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低于 CPI，所以窟窿有越补越大之嫌疑。因此，对于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必须一边弥补，一边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机制，比如提高投资收益率，通过减税来增加养老金的比例等，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4）大力发展社区养老，适应中国老年人的需求
养老形式主要有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社区养老，就是把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最佳结合点集中在社区，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向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
社区养老模式既符合中国养老的传统，又符合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及农村老年人口多的现实 ；既能缓解中国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困境，又能满足中国老人居家养老的意愿。因此，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可以发挥充分家庭养老功能，满足老年人晚年社交等方面的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理应支持，以引导更多的社会养老企业进入城乡社区。
（5）逐步推行弹性退休制，适当延长人口红利期
一般而言，收获人口红利不仅需要低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供给，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劳动力供给不足，在产业结构尚未完成转型升级之前矛盾尤为突出。老年人口蕴含着巨大的、不断扩充的、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制度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充分发挥和利用，并人为地加重了社会负担。
随着物质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退休老人大部分身体还很好，尤其是随着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脑力劳动、服务性行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工作不再需要耗费许多体力，老年人利用经验和知识积累就能胜任。另外，推迟退休也能满足了一部分老年人的社会需求。因此，延迟退休具有可能性与操作性。
当前，欧洲等许多国家已经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 ～ 70 岁。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韩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2013 年由 60 岁调整为 61 岁，2033 年将提高至 65 岁。加拿大将领取养老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德国甚至取消退休年龄限制。许多国家用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取代增加生育率，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期。这种推迟退休来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当然，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老年人都适合推迟退休。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替代的方法，就是弹性退休制，这种弹性的时间最好是逐步延长，从而实现逐步放开退休年龄，让更多的国人适应和自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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