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城市“人才争夺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步、人口转变推进到“后人口转变”客观规律要求使然。破解人才供需矛盾的治本之策是推进对提升人口素质具有根本意义的科教体制改革, 一是通过改革, 提高人才质量, 更注重智能型人才培养;二是着眼人口素质的全方位提升, 更注重人才的全面性培养。
关键词：人才竞争; 人口素质; 科教体制改革;
一个时期特别是今年以来, 以城市为主体的人才竞争不断升温, 引起广泛关注。对此, 可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不同视角作出解读。而人才作为特殊群体是总体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 立足人口学视野的阐释更具本源性质。
一、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观
为何当前人才竞争风生水起, 甚至演变成城市“人才争夺战”?“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当前的人才竞争有着“成岭”的历史渊源, 也有着现实“成峰”的环境,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步、人口转变推进到“后人口转变”客观规律要求使然。
发展离不开资源, 是包括社会资源在内资源物质变换的结果。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 不同发展阶段依赖的主要资本不同, 对人口变动的要求也截然不同。众所周知,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不是生产什么, 而是以怎样生产、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为标志。如此, 可粗略地将人类诞生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大的时代或阶段。第一阶段为手工工具时代, 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至农业社会结束。虽然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 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自我, 但是始终未能脱离手工工具性质。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本, 彰显自然控制系统主宰角色, 人类控制系统处于依附地位。人口价值取向倾向众民主义, 国家大多实行直接或间接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发展到极致, 日积月累缓慢增长的人口, 铸造了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文明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阶段为机器工具时代, 大致涵盖包括20世纪主要时间段在内的两个半世纪。机器大工业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机器工具与手工工具比较, 动力不再以人、畜为主, 转而依赖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之类, 以消耗大量化石能源等为主要特征。机械已不再是简单的运转和传递工具, 材料更发生革命性变革, 强度、硬度、弹性、耐腐蚀、耐高温等性能不断增强。机器工具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发展过渡到主要依赖产出 (生产) 资本。人口变动取向则表现为, 前期还离不开人口数量增长, 后期发生了由以数量增长为主向以素质提升为主的转变, 素质提升的价值日益受到青睐。
第三阶段为智力工具时代, 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手工工具、机器工具均可视为人手、足等功能的延长、外在化和物质化。智力工具则是人大脑和智能的放大、延伸、物质化和外在化。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当前推进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新阶段, 信息化、智能工具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既甩开对自然资本的依赖, 也摆脱了产出资本的束缚, 转变为以人力资本为主导。人力资本是什么?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具有的价值。人才可视为人力资本的人格化, 是有才能、才智、才干的人, 抑或有一定专长的人。也就是说, 作为群体概念的人才, 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群体、精英集合体。现代化发展重在人力资本积聚, 作为集中代表的人才群体是时代的先遣部队, 格外引人关注。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数量、素质关系转换视角, 我国当前出现的“人才争夺战”, 是改革开放40年由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增长、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近30%的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为什么是“可喜现象”?众所周知,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伊始, 在提出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时, 我国即明确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其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常被提起, 只是“转变”不够显著, 收效不够大。一旦遇到经济增速下滑, 转、调往往失灵, 经济重新回到“保增长”上来。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人才争夺战”的出现, 说明社会对经济发展阶段判断广泛认同, 并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的要求。如此, 企盼数十年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新画卷, 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是基础
之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改变, 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改革如此艰难, 这其中有经济结构失衡、追求GDP增长速度偏好根深蒂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多种缘由, 但其中来自人口方面的原因常被忽视, 很少有论著做过这方面的认真研究和论证。事实上, 人口因素是不容低估的客观存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30年, 在效率与公平抉择中, 侧重打破平均主义、提高效率,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重点放在“做大蛋糕”上面。这一步走得卓有成效, 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作为劳动力源泉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应声而至, 而且功不可没, 约有近30%新增GDP是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创造的。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相应走低, 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数量上升一起形成合力, 构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 释放出不断增长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后, 人口“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逐步衰减, 2030年以后可能步入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期, 给经济增长 (增长≠发展) 带来的负能量、负影响, 同样不可低估。改革开放后的两个30年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人口变动的情况和预测参见图1、图2。 (资料来源:参见田雪原等著《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450—452页)
图1 1980—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
图2 2010—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预测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30年重点是把“蛋糕做大”, 那么第二个30年重点则是要把“蛋糕做好”, 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第二个30年人口素质提升的态势表明, 人口自身即提供了把“蛋糕做好”的必需条件。这是有别于第一个30年“黄金时代”新出现的“后黄金时代”。第一个30年, 人口“黄金时代”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上, 推动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第二个30年, 人口“后黄金时代”表现为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个30年, 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增加1300多万, 满足了粗放型增长对劳动力的无限需求;同时就业压力持续增大, 倒逼就业优先政策出台并经久不衰, 反过来又助长了粗放型经济的持续扩张。而且, 每年超过千万就业大军受人口素质和专业技能较低的制约和影响。以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例, 1982年为4.2年/人, 2000年升至6.8年/人, 2010年升至8.3年/人。平心而论, 这样的提升速度不可谓不快, 提升的幅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总体人口受教育程度还未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跻身高科技国家行列?就人口和劳动力素质而论, 当时还不具备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到了第二个30年则不然, 目前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9.0年,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3%;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达到58.52%, 总体人口智能科教素质、体能健康素质已跃上中高端新台阶。 (《中国统计年鉴2016》及《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人口新台阶,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口素质新的基础。以这样的认识观察当前的人才竞争, 不但“人才争夺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而且也可从中找出治本之策。
三、深化科教体制改革是治本之道
破解人才供需矛盾的治本之策是推进对提升人口素质具有根本意义的科教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注重智能型人才培养
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科技是关键, 基础在教育, 在于人口素质的有效提升。因此, 深化科教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人才质量提高了, 人才供给侧宽松了, 就不需要你争我夺了。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重点应放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应试”式教育体制上。一个时期以来, “高考工厂”“高考军营”不胫而走, 考试被视为进入名校、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唯一手段。这种以牺牲智能教育为代价, 以换取文凭和高考及第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改革。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将诸多关于教育方针的阐释加以梳理、提炼和归纳, 凝聚到立德树人宗旨上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人际观, 培养现代文明、德才兼备的劳动者和接班人。二要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 大方向是正确的, 必须肯定。但要避免应试式教育弊病, 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考试科目要增加智能型题目, 考试招生渠道要拓宽, 适当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三要改革教学体制。一般性知识教学是必需的, 但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 适当增加智能教育科目, 提高学生自主动脑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科技体制存在与教育相近的情况,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应放在提升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能力上。一个时期以来, 以课题组团队为主的科研体制, 迅速发展起来有其必然性, 然而古今中外重大发明创造者, 大多源自个人或个人主导的研究和试验。要在总结课题组团队形式基础上, 探索更能激发专家学者发明创造积极性、有利于“冒尖”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坚信“宽容出大家”经典论断, 给专心致志的科学家以宽松的研发环境。要厘清和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打破行政主导、部门分割的旧体制, 建立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决定的新体制。
第二, 注重人才培养的全面性
科教体制改革是重点, 但是重点不能替代全面。人口素质包含的体能健康素质、智能科教素质、素养文明素质三个组成部分, 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 全面提升人才素质, 人才发生作用的基础、保障能力得到增强, 从延长劳动时间、提升劳动效率层面扩展人才供给, 同样不失为解决人才供需矛盾的一剂良方。
其一, 深化同体能健康素质相关的体制改革是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基础。重点是医药、卫生、体育等部门的改革。医改进行30多年后, 医疗体制改革仍未到位, 全面深化医改重点必须集中到体制改革上来。要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吸收国际社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出、科学的医药标准。体制上, 要大力发展集体、个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医药卫生机构, 满足并方便不同层次群体对医药、卫生、服务等的需求。在人、财、物医药资源配置上, 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从根本上解决医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深化体育体制改革重点要放在打破竞技体育独大、以拿冠军为核心的体制机制上, 重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运动方针, 还提升人口体能健康素质本义于人民。
其二, 深化同素养文明素质相关的体制改革。目前对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口素质的概括, 仍存有异议。笔者认为可采用素养文明素质概念。人口素养文明素质可定义为一定地域内总体人口平素的文明修养, 包括信仰、诚信、人际、代际关系等道德修养;遵纪、守法等法治意识和行为的修养;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人与自然和谐的修养等。这样的素养文明素质均有相应的衡量指标。如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遵纪、守法素养文明素质, 可有成年人、青少年犯罪率等指标;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克己奉公等道德素养文明素质, 可通过专项调查获得相应的数据, 在设定的指标上反映出来。素养文明素质概念涵义宽广, 深化相关体制改革涉及领域广泛。改革的要义是, 一方面要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 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的宣传教育, 以生动的案例树起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样板, 发挥榜样的引领效应;另一方面要纳入法治建设轨道, 凡是能够纳入法律规范的公共事物, 都要制定出尽可能详尽的法律法规, 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改革要采取宣传与法治双管齐下办法, 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围、追、堵、截各种违法行为, 铲除人口素质中滋生违法行为的土壤;另一方面以宣传奖励正面典型为引领, 培育人口素质中先进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要素生长, 达到总体素养文明素质不断提升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