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红利与经济增长探究(3)

　　人口质量可以替代人口数量，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一般认为，生育决策中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一个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单个子女的重要性越强、孩子质量越高，整体人口素质越高，使得人力资本由“量多”转向“质优”,人口数量减少带来质量提高，即数量-质量平衡规律。
　　
　　顺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潮，计划生育带来的学龄儿童、乃至青年减少、且与教育投入增加相伴随，1999年以来持续的大规模扩招至2015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减缓了就业压力。目前，拥有高等教育、高中（含中专）和初中教育水平者分别为1.7亿多人、21084万人和48942万人，劳动年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3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八类战略资源中最具竞争优势、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 1978年到2015年底，出国留学人员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上述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乃至“起飞”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根本条件。这标志着我国已开始进入人口红利Ⅱ时代。
　　
　　目前，无论是平均教育年限，还是工人的技能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原因是人均教育经费水平太低：2009年美国达到17633元人民币，而我国目前教育经费即使达到GDP的4%,人均也只有2000元。教育投入一定，人口质量提高的路径之一就是人口数量下降、因而人均教育经费相应增加，人口素质相应提高，实现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是我国最主要的人口红利。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近20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较快、为8.6%,尤其是在国际金 融 危 机 前 的2005 -2007年，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10.3%、12%、13.1%.但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仅相当于其7.4%. 2010年，发达国家共计7.7亿劳动人口年创造36万亿美元、人均46753.2美元，而我国10亿劳动人口仅创造6万亿美元GDP,人均6451.6美元，两者之比约为7.25:1. 2015年我国GDP达到10.98万亿美元，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虽然共下降了1447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按照100361万人计算，人均1.09万美元、是2010年的1.70倍。这说明劳动力总量仅仅是国民产出决定的部分因素，而优化经济体制、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缓解“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一些负面影响的治本手段。
　　
　　三、劳动力自由流动与经济增长
　　
　　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引起工农两大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大致相等、当工农收入水平趋同时才会结束。其主要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工程。在此基础上，发挥好“看不见之手”与“看得见之手”的导引与协同作用，尤其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解决人口流动后城市功能的配套服务问题，精准处理“流动起来”和“稳定下来”的承上启下关系，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市场障碍和行政障碍，破除城市的阻隔和排斥机制，尽可能降低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成本、弱化其预期的不确定性，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平等、自由流动，让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城镇，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人口红利Ⅰ。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以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去户籍利益化、破除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重点满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包括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间、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间的转移衔接办法，初步实现农民工住房、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关系全接续，把城市户口与农民的“暂住证”统一为“居住证”,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一证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财政政策更为积极以扩大就业，主要是补贴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质量互动，城市非熟练劳动力与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提高劳动力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相对工资变动，促进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发展规模农业。农地要确权，更要规避农民的身份固化和农地流转抑制，建立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要确保农地流转的供求激励机制与非农就业扩大激励机制间兼容和协同。农业劳动力转出，实现劳动者文化和技术交流，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还可通过汇款，增加原籍的资本和消费资金；一旦返回输出地就会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促使当地经济增长。
　　
　　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结论，是以现有劳动年龄的划分标准为前提的。劳动年龄划分标准，应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决定劳动年龄的因素在不断变化。随着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体质改善、人均寿命正在逐步延长。即使人的身体素质不变，随着机械化发展、特别是自动化、智能机器人的综合智力正在接近人类，其灵活度、准确率和自主判断能力与常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所带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使得老年人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来弥补体力不足，用武之地日益广泛，劳动年龄相应延长。即使机器工具水平不变，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年龄也会延长。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强度越高，越不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 60岁是1950年出台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那时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2015年人均寿命已达到76.34岁，延长了218.11%,劳动年龄至少要相应延长10岁，劳动年龄的下限不是60岁，应是70岁。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可以增加13.7亿人口的1 / 7,即增加1.9亿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如2010年，瑞典已将退休年龄推至74岁。
　　
　　物质资本投入压缩，教育支出增加，延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质量。依托名校名师、项目带动等形式，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富有创新精神的科技领军人才。排除人才评价、使用、流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优化激励机制；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宽容失败，积极为人才提供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更多机会和更大平台，加快人口红利Ⅰ转向人口红利Ⅱ，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