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人口数量红利与经济增长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2012年以来，经济调控力度越大、我国经济增速却越慢，其原因分析诸多，主要分为周期说和结构说两种，结构说持有者正在逐渐增多，其中：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4）把人口结构列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蔡昉基于人口红利的视角，依据人口结构变动的数据，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梯次下降的结论。周天勇认为，约60%的原因要归结于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结构失调，以及人口流动不畅。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这一生育水平为全球最低。……诸多学者对人口下降均持悲观态度，都主张通过放开生育政策来补充劳动力，以人口红利继续维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进而得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本文认为，人口数量低速增长，并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相反，正是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使大量小农存在，这严重排斥先进技术的使用---不是人力排挤机器，就是缺乏科技产品的购买力，或者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观念阻碍采用先进技术；并且阻碍农地规模经营发展，使劳动生产率较低，成本较高、粮价较高，因而工资水平较高、利润水平相应较低，制约企业投资，尤其是制约民营企业投资，影响经济发展。从2012年起，国内粮价开始逐渐高于国际市场，近年来，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以上。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1815年在《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谷价高昂、利润降低，群众生活状况恶化，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相反，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施价格剪刀差、粮价低、工资低、因而1953-1978年间积累率年均高达31.1%,确保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劳动年龄占比和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因而劳动力过剩使其价格较低，带来制造业成本较低，产生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孟（1765）提出，经济发展决定于出口，出口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和技艺。这应该是人口红利的最早提出者。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配第、斯密都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者人数增加。而且科技水平越低，经济增长越是要依靠劳动力数量。
人口红利，在技术含量低和利润空间有限的条件下，本质是利用劳动力过剩、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压缩工资待遇等血汗劳动的方式维持运作与发展，以增加利润。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下降，制造业工资占劳动生产率的比例，2006年已降到7.31%,而2002年加拿大为36.12%,2003年美国为32%,都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廉价的土地、资本并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这虽有利于外延再生产的扩大，显着增加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却无法有效提升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造成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就业减少-收入下降-消费不足-失业-消费更加不足”的恶性宏观经济循环。要买房、交学费就要加班兼职，这使失业多，工资更低、更多加班的恶性循环发生。这使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会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居民购买力更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生产过剩更严重，亟待扩大出口。大量加工和出口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企业忽视自主创新、使用更多劳动力替代技术，劳动效率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低工资的危害还有：使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要求高技能的岗位招不到合格人才，而低端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居民无钱无时间进修、劳动力素质低，或者因教致贫。
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逐步由资源驱动向投资驱动再向创新驱动过渡，但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始终存在，尤其是我国已进入环境风险高发与环境意识强化并存的叠加期，过高生育率只能是雪上加霜。若人口膨胀，为新增人口配备的资本增加，而用于深化的资本相应减少。这反而加重当代人的负担，致使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积累和科技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GDP未能达到理想值。尤其是雾霾等因素恶化环境、生态失衡，危害人类生存，这是与人口膨胀密不可分的。在人口膨胀的条件下，只有通过计划生育、减少出生人口来获取更多的剩余粮食，才能支持资本原始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在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我国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但人口基数大及其惯性作用，本世纪上半叶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近5年总人口增加3377万人。只有当劳动力不足时，人口数量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才能产生，而目前实际失业率应超过10%. 2015年劳动年龄15岁至64岁人口100361万人，占比73%,仍然明显高于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是每万人69台，我国仅为49台。说明我国的工资水平仍然不高，劳动力仍然充足。我国农村仍然有6亿多人口，富余劳动力庞大，城镇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离刘易斯转折点还很遥远。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不断上升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就业具有一定的排挤效应，恰好与目前存在的人口增长率趋缓相适应。而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工资提高。按照斯密的效率工资理论，这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按照凯恩斯理论，工资整体上涨，总需求和GDP增加。 2014、2015连续两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2015年、2016上半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分别达到66.4%和73.4%,
2.农业劳动力数量与经济增长
现代部门扩张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这引起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但有人担心：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诱发粮食产量下降、粮价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
粮食增产本质是一个动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过程。劳动力供给减少引起粮食减产，这是在技术水平不变和政策不变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减少而质量提高的条件下，粮食产量不但不会下降，而且只能会大幅度增产。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今天，应该是我国的明天。仅举两例：（1）荷兰农民数量仅为我国的千分之一，但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高于第二、三产业：劳均出口3.3万美元，2015年农产品出口额达824亿美元，比我国多120亿美元。在荷兰，农业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种地养牛，因而其农业是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赚钱多、缴税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美国农民数量仅占不到世界的0.22%,但2014年农产品产量占比分别为：谷物15.5、大豆40.8、肉类16.0、棉花18.3、牛奶12.7,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我国虽投入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却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我国农业劳动力目前人均7亩地，若在单季地区种100~120亩，双季地区种50-60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业就是一个体面职业。按人均百亩计算，18亿亩仅需农业劳动力1800万人。美国只有300万农业劳动力，我国的农地面积是美国的2 / 3,按照美国的劳地比，只需要200余万农业劳动力。这样，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有2亿人以上。目前，在美国，88%的岗位已被机器人替代。
总之，我国农业当前的突出问题仍然是人多地少，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这才能推进城市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农业人口减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和收益率提高的前提条件。 184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为68%,2005年下降到2%、目前仅为1.6%,成功地实现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剩余显着增加，既提高储蓄率，又促使农业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为非农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推动非农经济持续发展。当今世界，衡量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比普遍采用的是农业GDP占比、农业就业占比这两大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