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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论战的科学传播研究
【绪论】崔方之争的传播效果探析绪论
【第一章】转基因食品与科学传播概述
【2.1 2.2】崔永元方舟子论争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
【2.3 - 2.5】微博论战中科学传播的阻碍因素
【第三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各方与风险收益分析
【第四章】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中的受众
【第五章】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科学传播
【第六章】从科学传播模型看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效果
【第七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对科学传播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转基因食品安全微博传播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6 章 从科学传播模型看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效果
6.1 中心广播模型与缺失模型传播效果的弱化
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中国在古代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明清开始技术落后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也使中国饱受科学技术落后之苦。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科学观念就像民主意识一样，逐渐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开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促进中国革命进程的同时，又促进了科学观念的普及和科学在社会重要地位的确立。而科学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中国时期，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改变了中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我国的科学传播事业进入了传统科普阶段，相应地建立起了中心广播模型。在此阶段科学传播的效果得到空前强化。通过官方媒体发声的传统科普促进了公众科学信仰的建立与科学观念的形成，使得公民的科学素养、科学技术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科学家树立起正面的、高大的、权威的形象，公众也逐步具备了基本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意识。虽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通过传统科普"魔弹"般的传播效果得到了确立，但是科学家也从知识和道德层面走上"神坛",高高在上，从而远离公众。在中心广播模型中，科学家几乎就是"科学""智慧""奉献"的代名词。从外国的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到中国的钱学森、李四光，一个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事迹与身着白大褂的高大形象，成为一代代国人的集体记忆。
从传播效果上而言，中心广播模型十分重要，也是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科学信息传播的单一渠道变得多元且多样，这就使得中心广播模型的科学传播效果逐渐弱化。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虽然官方有着重视研究但谨慎推广的基本发展思路，但是在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方面，却没有定论。由于传统科普声音的弱化和权威声音的缺失，既直接弱化了科学中心广播模型的科学传播效果，也间接促使非官方的声音日益为人所重视。特别是从崔方之争开始，全社会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心广播模型的科学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而随着科学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局部发展进入了公众理解科学阶段，缺失模型开始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此阶段，除了重视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与科学信仰，还更加注重具体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家群体中开始形成科学共同体，共同促进科学传播。但是科学共同体也有自己的偏好和立场，以及自身的利益诉求，缺失模型对于一些涉及科学共同体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以及涉及到科学不确定性的议题上，传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像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又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缺失模型又忽视公众的意见和诉求，甚至轻视、漠视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力量，这也使得缺失模型的科学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在崔方微博论战过程中，各方观点对立明显，而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又往往出于不同的立场。特别是进行转基因技术研发的科学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与立场考虑，往往倾向于支持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或持开放态度的一方。而从事食品安全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则往往倾向于支持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或持保守态度的一方。这都是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尚不确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观点，观点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含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立场的不同以及利益的区别既是导致形成"挺转"与"反转"派别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可能造成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立场正确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失去公正客观的判断标准，在发布信息和进行论争的过程中纵容谣言的传播，或者故意制造谣言。
当然，中心广播模型与缺失模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加强自身的传播效果。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既需要公众的参与，又需要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更需要缺失的中心广播能够发出令人信服的声音。2015年的国务院"一号文件"提到加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也表明国家对于传统科普传播效果的重视。而科学界与科学共同体的发声也会促使公众进一步了解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科学共同体进行的科学传播本身也在为科学传播模型实现跨越发展奠定基础。
6.2 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型的传播效果得到强化
在传统科普阶段或者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对于公众参与科学传播是忽视的。但是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来看，公众开始日益频繁地参与到科学传播事务中去。公众的参与使得科学传播多了来自公众层面的思考和反思。特别是崔永元与方舟子的微博论战，从网友的评论和媒体的关注可知，此次事件公众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这次微博论战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对于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思考。而不具备科学背景的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关注和参与，也体现出科学传播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公众对此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产生社会影响力，引起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重视，这也是民主模型传播效果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虽然有反思的科学传播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模型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但是这一模型的建立发展，为科学传播效果的强化打下了基础。公众广泛参与的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既冲击了旧有的中心广播模型和缺失模型的地位，同时也是对这两种模型的一种补充，共同促进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的层面来说，崔永元与方舟子的微博论战是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反思型科学传播阶段的一次有益尝试。传统的科普强调科学权威、服从权威，建立宗教式的对科学的信仰，主张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基本不提及科学的社会运作、科学本身的局限性与科学家的过失。这样的科学传播模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重视科学观念形成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出现，仅仅依靠传统的科普已经无法适应时代需要。科学传播由传统科普走向了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在这一阶段，科学共同体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真正的科学共同体不仅仅是让公众理解科学，还包括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公众也会自发地去理解科学，向反思型科学传播过渡。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作为并非完全出于公众的利益，它也会有自己的出发点与自身的利益。虽然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持有自身立场的观点无可厚非，但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往往会失去客观与公正，对科学事业与社会发展造成阻碍。由此看来，科学共同体也存在着三大隐患：一是科学共同体可能在内部达成共识而认定其为真理，并且无视公众的视角与存在的异见。二是科学共同体可能与赞助商、财团、有影响力的势力和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而互相勾结，误导科学传播。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意见不一致，可能在科学传播中对效果产生一些影响。到了第三阶段，即反思型科学传播阶段，公民的科学素养进一步提高，更少需要外力的引导，独立判断与反思的能力会得到很大提升，不容易受到蒙蔽。然而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单是依靠传统科普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实际行动，消除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减少意见领袖可能产生的误导作用、避免"知沟"的扩大、避免在多数人的意见强势压力下形成"沉默的螺旋",甚至与为一己私利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势力进行斗争，从而更好地发挥科学传播的作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