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大众传媒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研究
【第一章】外交工作中大众传媒的角色分析绪论
【第二章】大众传媒参与外交事务的基础条件
【第三章】大众传媒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第四章】案例研究：影响外交事务的媒体力量
【第五章】大众传媒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结论/参考文献】大众传媒在外交事务中的应用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大众传媒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大众媒体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其传递信息快速、便捷、广泛的属性就决定了它成为国家外交的有效辅助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媒体在外交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政府传递信息的窗口
大众传媒作为各个国家政府的喉舌，通过对内宣传加强国内民众凝聚力从而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大众传媒是政府向国内民众宣传外交政策，争取支持的有力手段。当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媒体都有比较宽松自由的采访权和报道权，政府部门也愿意借助和发挥媒体的力量完成政令、法规的推广工作和对国内民众乃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
新世纪的媒体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发布政令、政策的平台。无论是纸质媒体、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所属国家新颁布的政策法规都会以媒体为依托向全世界传播；任何国家获取其它国家政策变化都是先通过该国的媒体。因此媒体是公开读取他国政策、展示本国政策的最迅捷途径。此时的媒体是同时服务于政府和人民双方的。此时的大众媒体凸显出其非官方的特殊性，因此除了政府颁布的确定的政治决策之外，媒体上预测或吹风的消息又不能被完全确认为真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平台，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媒体将新的决策政令通过专家预测等方式发布出去，而其它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对新政策、新变化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媒体平台以专家预测、评论员评论、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回应。
这种以媒体为介质传递本国政策信息走向及回应他国政治动向的方式有以下几点好处：（1）大众媒体（非党报或非政府期刊）的非官方特性使各国政府不用承担未知后果影响；（2）政令颁布前通过媒体吹风的方式可以获取本国民众、他国民众和他国政府的态度及意见，便于及时微调、修改；（3）用媒体“吹风”为国家对外宣传政策提供了初级平台，成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新闻吹风会等形式的重要补充，使国家的对外联系方式更加丰富，具有传统外交形式不具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第二节 政府引导舆论的工具
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的，因此，大众传媒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就决定了民众的所知；大众传媒以何种角度报道，就决定了民众思考的角度，形成公众舆论。大众传媒这种功能直接成为政府部门统一思想、引导舆论的手段。
大众传媒一直以来就属于功利性组织和规范性组织的混合形态，需要在广告收益、政府部门关系、民众口碑、发行量、收视率等因素中达成平衡。大众传媒有其自己的规范和原则，如客观、中立等，但大众传媒一出现就受到政府等因素的影响，总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不可能完全公正。有时出于特殊目的，还会对国外政权或事件进行不实报道，如西方媒体在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报道。
特别是在集权社会中，传媒受到专制政府控制，为政府服务。传媒的“新闻报道”,在集权社会往往被曲解为“宣传”（Propaganda），主要反映政府的声音，而非民众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政治核心人物保罗·约瑟夫·戈培尔被称作“创造希特勒的人”,他1927年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宣传工作，并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支持纳粹党的宣传发展。从1927年开始担任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他利用手中集权控制的德国媒体向国内外展开了立体的宣传攻势，以书籍、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一切媒体平台宣传雅利安人种的纯粹性和犹太人种的低劣，不断鼓吹“生存空间论”等对外扩张、战争合理化理论。可以说当时的德国媒体完全是纳粹政权的“喉舌”,是纳粹理论的宣传机器，麻痹了当时德国人民的神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和开始后的不同时期不断进行粉饰罪行、夸大实力、隐藏实力、扰乱视听的工作。
二战初期的纳粹德国之所以在对外的军事扩张中占有绝对的优势，除了其他必要手段之外，大众媒体对德国人民的蛊惑和控制对德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政策执行力的提高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大众传媒机构不具有公立、公正、正义的立场。完全受政府的制约和控制，随权力机构的对外政策转变而转变。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前，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对主办奥运会态度出尔反尔的表现。国际奥委会1932年将1936年奥运会会址定于柏林。当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尚未执政且反对奥运会，因此纳粹党控制的报纸坚持宣称“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玩的花样，德国运动员和黑人同场竞技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6纳粹党更利用数以万计的传单宣传抵制奥运会。
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执政。此时希特勒瞬间改变态度，宣布“全力支援奥运会”.希特勒政府拨款两千万马克（合当时八百万美元）资助柏林召开奥运会，在柏林修建十万人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希特勒上台后的纳粹宣传机构转眼成为德国媒体的控制者，在出版印刷抵制奥运会的宣传材料的工厂直接排版印刷配合奥运会宣传的体育宣传画，艺术家们被要求去展现雅利安人种的发达肌肉和英雄般的力量，强化“雅利安人种优势论”.整个德国的新闻媒体不断宣扬德国中心论和纳粹党强国的理论，并且通过包括纸媒、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等各种手段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鼓吹德国的强国形象以及爱好和平、以体育促和平的假象。可以说柏林奥运会成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其政治主张的舞台，而纳粹宣传机构控制的媒体不断变化的对国内外的宣传口径，其实就是纳粹政权的声音，而当时的德国媒体只保留了“工具”和“技术”的特性，完全成为政权的工具、发出当政者需要的声音。
另一方面，国家还可以通过操控他国媒体的方式获取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利益。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向波兰发动“闪击战”之前德国境内的民众得到的消息是“波兰在入侵德国”.在史料解密之后才真相大白，1939 年 8 月 31 日晚一支身穿波兰军装的德国党卫军冒充波军袭击了德国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在广播里用波兰语辱骂德国，紧接着全德国各电台都广播了“德国遭到波兰突然袭击”的消息。
179 月 1 日拂晓德国部队大举入侵波兰。这次通过电台反向宣战的行为给纳粹德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德国已经做好了“闪击”波兰的准备之后，希特勒政府利用媒体迷惑了当时德国国内民众的视听，让人民以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了侵略、必须反击，从而使其入侵波兰获得了合法性；而国际社会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判断事情的真相，也无法做出相应的行动来制约德国入侵波兰。在媒体制造的烟雾弹的掩护下快速达成占领事实，在入侵成功之后一切他国的舆论谴责都已经无济于事。
从功能角度考虑，正是由于媒体的各种特性才使独裁的当权者能够顺利快速广泛的影响国内国外的舆论和环境，从而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引导舆论的功能是媒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如何利用和被谁利用将直接影响媒体的正义性和公正性。
第三节 制约政权和政治家的利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媒体除了具有国家属性之外，还具有着越来越强的公共利益属性。媒体记者及媒体人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在很多情况下，媒体和媒体人出于媒体受众的利益角度或者道德道义的立场，可以完全摒弃本机构属于哪个国家、受辖于哪届政府的限制，进行公正客观的报导。基于此种背景，媒体在许多时候对本国及他国政府是具有监督功能的。美国总统托马斯·麦迪逊曾说：“报纸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大众媒体有些时候甚至会直接导致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从而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
也正是由于媒体监督的存在，国际交往的透明化在新媒体发展的洪流中逐步揭开了外交神秘的面纱。任何国家间的会谈、协商、冲突都被无间断的关注。因此，欧洲国家之间的秘密外交已经成为历史，国家间交往日趋透明化已经成为必然。由于媒体的无处不在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外交官想再做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亨利·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国的壮举变得异常困难。强国间秘密政治的减少，对于世界和平体系的建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任何领导人做出的表态和言论都会受到各个国家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分析和评判，任何政府做出的决定都随时接受民众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途径的褒奖或贬抑。
由于不同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和控制力不同，每个国家媒体的自由度不同，因此每个国家主流媒体对政治评论的深入程度也不相同。但是基本上每个主权国家的主流媒体都有着时事评论节目或者版面。欧美的 CNN、BBC 等知名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的评论员对他国和本国政治的解读以及评论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收视习惯。
2011 年 11 月 8 日，俄罗斯《晨报》发表标题为《俄罗斯主权换入世》的文章。文章批评梅德韦杰夫政府的“入世”政策有损俄罗斯国家主权和利益。文章指出“实际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将自己的边界交给外国监控，就是部分放弃自己的主权。国际法规定，在两国边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与这两国有关。在世贸组织的规定中对此没有作任何限制，也就是说，俄罗斯同意由外国监控自己边境地区的物流情况，这损害的不仅是自己的主权，而且使自己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决定受到质疑。”
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俄罗斯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的讨论，迫使梅德韦杰夫放缓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脚步，为了获得民众支持，梅德韦杰夫甚至多次邀约报社记者讨论“入世”话题。他在 2011 年 11 月 26 日与俄联邦中央区记者会面时还在试图说服记者相信“加入世贸组织不会影响俄罗斯农业的发展，我们在谈判时已经争取到了有利于俄罗斯农业积极稳定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媒体对于政府推广政策的制约能力是很高的。
2014 年 3 月 31 日菲律宾《每日论坛报》的社论指出“阿基诺政府把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庭解决是徒劳之举。许多国际法专家认为，阿基诺政府以为领土争端可以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领土争端只有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一致才能解决。双边谈判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最实际的方式，阿基诺政府拒绝与中国谈判的做法令人费解”.214 月 1 日《菲律宾明星报》发表专栏作家亚历克斯·马尼奥的文章提及“此前，菲律宾在对华关系上就已经迈出错误的一步，而向国际仲裁庭提交针对中国的仲裁诉状将会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22这些文章均对菲律宾阿基诺政府 3 月 30 日向国际仲裁庭提交菲中南海争议诉状的行为发表反对意见。文章发表之后，菲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回应媒体的批评意见，但是菲国内民众对媒体的意见表示赞同。
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搜索“Philippines Chin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能看到大量反对与中国交恶、反对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网民意见。可以说此时的媒体和通过新媒体形式参与讨论的网民都间接地介入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环节，对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起到了制约的作用。？
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的国内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在19世纪末期，美国报业曾经在美国国内引发民众支持战争的热潮，从而迫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引发了美西战争的爆发。在20世纪中，美国国内的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快速发展，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了“真实、可信”的媒体形象。在美国大众传媒直接左右美国政府重大决策的案例中，媒体对越战结束的影响尤其突出。越战期间，美国媒体本着真实报道的原则将越南战场的消息和画面传回国内，进行不加掩饰的报道。电视屏幕上、广播中、报刊杂志里，越战前线的视频、音频、照片资料数量巨大。美国的国民可以直接看到越南百姓受到战火蹂躏的报道。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反战组织和不愿服兵役的年轻人也通过媒体向政府施压；越战前线美国士兵伤亡的画面不间断地出现在美国国内民众的电视银屏。在美国国内大众传媒机构集体向美国政府发难，战争中阵亡的五万余名美国士兵的家属通过各类媒体痛斥美国政府参与越战的错误决定时，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终于通过参与1973年1月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正式签订了《巴黎和平协约》结束了越南战争，并将美军全部撤出越南。由此可见，由于媒体决定大众对某一事件所掌握的信息量，所以媒体可以直接引导和操控大众的观点和情绪，利用公众舆论对政府施压，从而达到制约政府行为的目的。
除了对政府的外交决策施加影响之外，各国媒体对本国政府或领导人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行为随时随地都处于关注的状态。再加上媒体具有高科技的摄像、录音技术，航拍、夜视设备，因此国内外媒体利用高科技的设备形成的科技信息收集网络对各国政府、政要都形成了强大的监控力量。而且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制约政府外交的深度和广度都将不断深入和扩展。因此，21世纪的媒体将以更主动的姿态制约政权和领导人的行为。
第四节 塑造国家形象的平台
大众媒体可以利用其功能特性对内、对外“宣传”或“抹黑”本国和他国的领导人，从而达到稳定或动摇一国政权、影响一国对外形象的作用。最直接的表现是大众传媒可以树立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媒体在做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基层个人的发言平台的同时，其正向宣传的功能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各国的政要、首脑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出访他国时都非常重视在媒体面前的行为举止乃至许多微小细节。无论是精心策划还是偶然为之（领导人级别越高，在媒体面前的行为“偶然为之”的可能性越小），在媒体记者的镜头、麦克风前，在国内外民众的手机、相机前，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注中，领导人展示着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魅力。下面我们从实例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媒体巩固自身“强硬派”形象，配合俄罗斯新时期强势崛起的策略。
普京作为曾经三任总统的俄罗斯国家领袖一直坚持和自己的团队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向全世界展示其个人的特质和魅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形象塑造。
第一，通过电视演讲传播政治理念。普京是善于进行演讲和即兴发挥的领导人。2012年他再次竞选总统成功的讲演被反复在俄罗斯各大电视机构播放，一时间“普京大帝归来”“我们一定会赢的”成为了俄罗斯的流行语，人们对普京的拥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14年3月18日，普京、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诺夫、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肖诺夫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主席恰雷在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有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当天，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
现场听众包括俄国家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成员、俄联邦各地区负责人和公民社会代表以及前来商讨入俄事宜的克里米亚领导人。此次演讲虽然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上下两院进行，却通过卫星信号向全世界进行全程转播，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做法意图明确，希望在西方世界谴责俄罗斯“侵略行径”的时刻用总统的演讲向全世界普及克里米亚问题的历史由来、民声民意和俄罗斯的视角及决心。说是辩解也好，宣言也罢，总之普京通过卫星信号把自己的声音和图像以及要表达的意思传遍了世界各地。相信普京这一次极具爱国激情的演讲，不只赢得了与会者全体起立欢呼、鼓掌喝彩和激动的泪水，也赢得了俄罗斯爱国者们的更大支持；在国际社会中也会得到更多国家寻常百姓的同情和理解。可以说普京为俄罗斯解决克里米亚强硬的军事行动做了绝佳的“无罪辩护”.
第二，通过网络媒体树立个人形象。普京是柔道高手和跆拳道高手23,在图片网站上输入“普京”,出现的图片里有一大部分是他身穿柔道服与选手对弈的场景，而且普京一直通过媒体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互联网中普京驾驶战斗机、滑翔机、赛车、雪地摩托、摩托艇、气垫船的照片数量巨大。有俄罗斯人曾经在社交网站Facebook描述普京“沃洛佳24能够驾驶世界上所有能够被驾驶的交通工具，如果需要的话连宇宙飞船他都能够开动。”作为俄罗斯国家元首，能够通过媒体让自己的人民把自己当作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同时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一位“外国领导人”产生敬畏之情是很成功的案例。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在国际社会强调“强大的俄罗斯在复兴”.普京很擅长通过媒体的视频报道和图片报道展示国家实力，从而达到对外震慑、对内维稳的作用。2000年普京赢得大选之后遇到的重大挑战是车臣问题，当时还是代理总统的普京突然以副机长的身份驾驶一架苏-27喷气式战斗机前往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视察当时正在打击车臣分离分子的俄联邦军队；之后他又于同年乘坐海军的潜艇下海。这两次行动都进行了电视转播。
2005年8月16日，普京参加完莫斯科茹科夫斯基机场举行的俄罗斯第7届国际航空展并进行电视讲话宣称：“俄罗斯是航天领域的佼佼者，制造出来的航天器也是最为先进的。更为难得的，就价格这点而言，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都在你们所能承受范围之内。”25在发言几小时后他亲自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离现场。
整个过程的画面都有摄像机全程录制，并且在各大媒体反复播出。可以确定的是普京此次在军演中上演的“战机秀”除了有整顿军心的目的之外，还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总统亲自驾驶国产轰炸机出航，将吸引全世界媒体的目光，这无疑为俄罗斯航天军工业做了一次极具轰动效应的免费“活广告”,通过大众传媒的途径向全世界进一步展示俄罗斯国家军事实力的领先地位。
第五节 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
由于媒体的特征，一些国家政府不方便通过官方途径表达的过激言论往往会通过媒体的平台对外发布，其中最多的是非官方层级的对他国政府、领导人的批评和“抹黑”.
美国的大众传媒在伊拉克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伊拉克政府以及萨达姆本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美国媒体不断渲染和连篇报道伊拉克可能持有或正在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美国人民对伊拉克这样一个正在被制裁的中东国家给予足够的关注。美国政府进一步利用媒体不断抹黑萨达姆政权，妖魔化萨达姆本人及其亲信，夸大伊拉克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甚至美国本土的威胁。美英联军能够得到国内民众支持，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媒体的支持和配合功不可没。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媒体不断地塑造美英联军是伊拉克人民“解放者”的形象。大量播放美军士兵向伊拉克儿童和老人分发食物的信息。还通过采访伊拉克民众，用当地人的形象控诉萨达姆政权的邪恶，强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
可以说整个战争的合理性是由美国媒体配合美国政府论证完成的。战争中，媒体不间断配合美军播出阶段性战役胜利的新闻报道，稳定美国人民情绪。在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利用中东地区的大众传媒对在逃的萨达姆政权核心人物进行悬赏抓捕。当地电视台播放抓捕广告，广播播出悬赏信息，发行萨达姆政权核心人物头像悬赏扑克牌。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与国内媒体达成了默契，在战争结束后虽然没有发现曾经宣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媒体也并没有对美国政府发起责难。美国政府成功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动了战争并推翻了伊拉克的反美政权。可以说伊拉克战争中，如果没有媒体的帮助美国政府将在各个阶段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