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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国家形象塑造探究
【绪论】新闻传播学下中国形象构建绪论
【第一章】国家形象与拟态国家形象
【第二章】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与演变历程
【第三章】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产生与发展情况
【第四章】中国拟态国家形象塑造的新路径
【结论/参考文献】拟态国家形象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产生与发展情况
如何塑造、形成良好的中国拟态国家形象？它涉及到宪法学的知晓权、政治学的政府信息公开、传播学的有效传播以及公共关系学理论。
从众多国家的实践效果来分析，新闻发言人制度被普遍证明是最有效的信息发布制度。该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外宣传的窗口，更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为国家新闻与信息发布的最直接手段，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塑造拟态国家形象、维护国家权益、化解国际危机有重要的作用；在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维护受众知晓权、构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对外，抑或是对内；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危机状态下；无论是维护政权稳定，还是促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新闻发言人制度都起到日益显着的作用，进而成为塑造现代拟态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第一节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的运行情况
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始
回顾历史，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 20 世纪后期被提上意识议程，相对来讲起步较晚。
1982 年初，中苏关系开始从冰冻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是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制度，也没有新闻发言人制度。3 月 26 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召开了中国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15如今，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设立的新闻发言人，是以外交部的身份发言，并向记者宣传情况、回答提问的人员。外交部设有三个发言人，发言人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实行轮流发言制，一般一至两个月轮换一次，是外交部的中层部门负责人。登陆外交部官方网站，可以了解到现任外交部发言人有秦刚、洪磊、华春莹三位发言人，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相关问题的表态和进行电话答问。
二、新闻发布制度的层级设置
随着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意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目前已经形成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省级政府的三级发布机制。
中国从事新闻发布的人员、态度、发布频率与信息质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发展。首先，新闻发言人已经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成为数千人的大队伍。其次，政府机关也从过去的“不说话”到“主动说话”,从“不会说话”转变到“会说话”.第三，发布会从过去偶尔召开，到现在定期频繁发布。现如今，在所有部委中，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得最好，坚持得最为长久。外交部除了设立“每日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表态和电话答问、重大事件专场记者会，还设置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 24 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提问。这一举措的推出，就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被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更加透明的一个举措。”
第二节 对比美国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制度难题
对比美国数十年的发展经验，我们更能看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一些难题和问题。
一、中国媒体对拟态国家形象的传播影响力有限
中国学者胡鞍钢，对多个国家的传媒影响力做了一个对比调查，认为“美国的传媒实力远远超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7其中，中国媒体的本国国内传播实力、传播基础实力、传播经济实力、国际传播实力等都与美国存在数十倍的差距。18当今，中国媒体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发声有限，关注点与国外无法产生共振，更无法引导舆论的方向。二是，国内媒体出现了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之间话语的重大分歧，即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为宣导性极强的政府声音，而非主流媒体是热闹的普通大众的话语场，两者交合面非常少。这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
在此时大力推行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因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整合我国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建立我们的话语权。
二、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1、制度不成规范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纵观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一度出现停滞状态。
时至 2003 年，“非典”事件成为刺激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一大重大转折。该事件的发生，在全球化浪潮的外部冲击与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刺激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被提到一个高度上来，倒逼政府必须及时、准确发布关系到人民大众切实利益与安全的信息。“非典”事件，也成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历史节点，成为我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一页。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我国对于新闻发布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强制。这在 2011 年“甬温动车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11 年 7 月 23 日晚上 20 点 30 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路段，与前行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事故造成 40 人（包括 3 名外籍人士）死亡，约 200 人受伤。
事实上，甬温铁路事件引发的关注度不亚于 13 年前美国的“9·11 事件”.然而铁道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才进行，随后将近四天内没有来自铁道部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这直接导致，公众在破拆车身、掩埋车体、放弃救援、赔偿外国人金额远远高于中国人数倍等大量疑问得不到解答，各种猜测、谣言四起。直到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要求铁道部给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时，铁道部才于 29 日通过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再次发布了事故救援的一些官方信息，解答了部分公共关注的话题。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谣言一旦传出，辟谣的范围与力度远远无法覆盖之前的力度，无法抹除造成的影响。
对比“9·11 事件”,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转情况，中国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是一场既准备不充分，又表现滑稽的新闻发布会。然而中国新闻发言人的糟糕表现，仅仅是一场发布会的失误吗？更是主要的原因该是其暴露的背后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们国家并未形成一种法律规定的制度，不是危机事件、政务公开的必要途径与程序，相关部门对此可以无责任、不受到约束。
2、新闻发言人的非专业性与其职位的非常设性问题
在中国，担任新闻发言工作的人员几乎都是兼职的人员，一般由该部门或组织内部了解行业及业务的政府公务员来承担，他们不是固定的职位与固定的人选，并未经过专业的职业积淀和职业培养，多是在其位而谋其职，“半路出家”参加各种培训与学习。
“甬温动车事故”中，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说：“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勇平用力一甩脑袋。他的这些话、身势语以及新闻发布会上面带笑容的表情，让广大群众不满。网络上将其原话称为“高铁体”,他甩脑袋的画面也被截图制作成 GIF 动态画，在微博上发布。
正是由于出身政府官员，加之后期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培训不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无法转变角色，容易从旧有的官僚主义作风出发，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媒体人及其工作，甚至会采取强硬、粗暴、命令、敌对的方式对待记者和媒体，这样反倒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
3、新闻发言人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美国的新闻发言人要全职、全天候对政府新近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发布等系列工作，他们大都是曾经从事新闻媒体行业多年的记者、编辑等。我国由政府部门负责人担任新闻发言人，确实可以对本单位的工作业务有详细的了解，但是，缺乏新闻专业知识和媒体公关能力，他们往往将新闻发布会办成政策宣讲会。
中国发展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先须慎选新闻发言人，不可单一认为从部门里遴选熟悉工作的内部人员就是安全而充分的。要选择新闻发言人员必须考虑其应该熟悉媒介的类型、特点并遵循新闻发布的传播原则；熟悉外交常识，懂得国际关系学的复合型人才。
这样的专业型新闻发言人应该在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都起到作用：
在没有危机时仍保持专业作为。新闻信息的预防之道，是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预先告知大众，这样能抵挡住负面消息对政府形象的攻击；强化人们对于政府的正面态度，防止在危机发生时出现群众大面积心理坍塌的情况。这种做法事实上就是美国学者威廉·麦奎尔所提出“预防接种理论”19.当危机真的到来后，要及时搜集到有关危机的一切事实真相，以便迅速确定政府对危机事件的立场和反应方式。危机发生后，新闻发言人尽快着手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给媒体准确、翔实、及时的资料。新闻发布在对危机发生与发展的全局掌握基础上进行，从而尽快公布真相。
此后，新闻发言人应与政府开展修复策略，这是政府发生诚信危机之后的补救行为，是政府再造与重新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有效措施。
4、对新闻发言人尚未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
2003 年“非典”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作为“黄埔一期”的学员，这些来自交通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大部委的重点发展新秀们，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棘手的突发状况进行学习。他们的课程包括：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这届学员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然而，短期速成的“半路和尚”并不能真正掌握新闻发布规律，并不能充分遵循外交原则，很难完全胜任真实的挑战。“甬温动车事故”中，王勇平被中外媒体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20.事情的真相是在得到通知把出事动车车体移走、放弃搜救的时候，一位特警支队长坚持清理现场才得以让一名孩童生存。王勇平这一缺乏基本人文关怀、不顾生命的说法，着实让国内外媒体的骚动。
同期一批培养出来的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评价王勇平的文章也经不起推敲。其在博客写文称：“作为事故发生后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态度比事实更重要……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
21对于一名新闻发言人来讲，表情、语气、态度这些细节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最根本、最应该强调的，笔者认为，是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其角色自觉、价值取向及身上肩负使命。说到底，新闻发言人的存在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知晓权，保障社会的信息公开，而不是表情好不好、语言是否动听。然而，笔者在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一次新闻发言人培训中，国内某知名大学舆情监控研究中心副教授除了谈到上述“实用”的技巧，更提醒在座的领导与官员，接受媒体采访前要看看自己的配饰如腰带、手表等，免得被媒体拔出“表叔”、“爱马仕干爹”等负面新闻。
可以客观地认定，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非专业化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不重视、发言人选拨机制存在严重问题。这严重影响着国家的形象，损害着人们的知晓权，制约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三、中国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健全
基于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存在，在知晓权、信息公开不能实现的前提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不可能发展的。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在信息披露上存在着明显的权责不对称。
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不积极的情况下，在官方未发声、发声有限、或实施信息封锁的时候，人们无法获得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其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人们便会放弃对政府的信任，另寻其他信息途径。这时，质疑、谣言、讹语往往成为舆论引导者，强烈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开始在大范围的群众中滋生，这也为政府埋下重大隐患。
太多失败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政府在最佳时间、最佳角色、最佳时机放弃了对事件的定义权、对信息披露的政府责任，地位也将由主动转为被动，被新媒体和人民群众的质疑和不解所淹没。
面对这样的经验与教训，在信息披露问题上，政府应该注重信息公开机制的良性发展，建立“对称的责任制”,即“不管责任人披露信息还是不披露信息，相关的责任都应该由他承担。”22这样，信息的掌握者，在面对信息是否需要公开的问题时就要权衡，他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后续影响。这可以限制当前我国存在的“我不披露就不用负责”的不作为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