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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的论战探究
【第一章】杜威参与式民主理论探析引言
【第二章】杜威与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背景与经过
【第四章】杜威与李普曼公共之争90年代再度引起关注
【第五章】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在自媒体时代的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杜威与李普曼对公众参与民主的思想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3 章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背景与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30 岁的李普曼是蜚声国际的记者、专栏作家和政治家。60 多岁的的杜威是美国最着名的哲学家之一，其在美国哲学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无人能及。两个人虽相差三十岁，却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他们都反对报刊自由主义，都支持妇女运动，都信仰以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李普曼大学时期，杜威就是他的哲学老师，李普曼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杜威的影响。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体现在 1913 年李普曼的第一本专着《政治序论》中，他主张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李普曼在《新共和》杂志社任职期间，还邀请杜威作为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1916 年，杜威出版了哲学经典巨着《民主与教育》一书，在书中杜威全面而又详尽的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呼吁用民主的教育来创建民主的社会。李普曼对杜威的《民主与教育》一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该书是“有助于美国未来文明的成熟的智慧。”[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国外局势动荡不安，他们将注意力都转移到创建民主政体上来，他们都把实现美国民主社会作为理想，只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实现民主的方法出现了分歧。杜威更倾向于公众共同参与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李普曼则更倾向于精英主义。
3.1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背景
在 19 世纪下半叶 20 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美国由一个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家，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社会的转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暴露出了诸多社会问题。垄断资本成为经济领域的最高主宰，资本家占据着大量的财富；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境内，城市住房紧张，日常用水供不应求，生活坏境更加恶化；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犯罪问题增多。人们享受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承受着腐败、犯罪、贫困、经济垄断等社会问题，人们迫不及待的想建立更加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等变故后，西方社会的精神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文学、教育、哲学、艺术还是新闻传媒领域都受到了影响。（在那个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和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乃至社会偏见渗透到媒体中来，事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信息与广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闻不仅经历着它作为民主机构角色的信任危机，而且还经受着人们对其民主能力的普遍怀疑。①美国的文化开始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本土文化意识逐渐成熟，各领域涌出了一大批着名的代表人物。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无疑站上了哲学的高点，并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对美国和世界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发现先前对人性、对公众，对真理的辨明等方面的看法太简单化、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看法与现实有相当大的反差。这样，人们就迫切的需要把自己从理想化的状态调整到现实的状态，形成对人性、对社会更为现实的看法。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普曼和杜威展开了一场有关公众的争论。
3.2 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问题的观点交锋
杜威与李普曼的这场争论开始于 1922 年，李普曼出版了《公众舆论》一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的推崇。此书研究了民主与舆论，新闻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大众传播的经典之作。这本书挑战了传统的民主观念，认为普通公众是非理性的个体，他们没有能力在处理社会事务中产生正确的观点。这是因为受到“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影响。
在书中，李普曼由一个例子提出虚拟环境的概念，即人对环境的认识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自身对环境的“虚构”和“描写”来理解环境的。（虚拟环境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公众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假如他们是一些行动--的地方，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③李普曼认为，外部的世界纷繁复杂，超出了普通公众的认知能力，通常人们对事物作出反应，是对虚拟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不是真实的环境。
虚拟环境和真实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在虚拟环境中公众对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是不真实的。因此，公众总把假定的事实而不是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真正的民主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公共舆论环境中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环境需要公众对外部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由于事件的复杂性和传达事实的渠道的复杂性，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对外部环境很难有清晰确切的认识。
另外，李普曼认为公众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刻板成见，这种成见影响着公众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是他们的阅历、情感和知识促使他们去看。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先定义后理解而非先理解后定义。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①公众的成见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变的。李普曼还认为刻板成见不仅存在于普通公民身上，也存在于新闻从业者的身上，新闻从业者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以及承受广告压力和内部规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也难当民主的重任。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多数的介入，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孰胜孰负要看谁的声音更响亮迷人，谁的吹鼓手更有手腕更无耻，谁能在报纸上占据更大的版面。②对于改变这些缺陷实现民主的办法，李普曼又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介更应该倾听那些由专家、学者以及高阶层人士构成的“局内人”的意见，而不是愚昧无知的普通公众的意见。
《公众舆论》出版短短几个月后，杜威就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质疑李普曼对民主的悲观态度。他讽刺道：“政治舞台上的这位大人物是如此冷静如此坚定，其表述风格是如此客观又富有文采，以致读完这本书的人几乎不会认识到它是对民主最有效的指控”.正当杜威准备进一步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李普曼于 1925 年出版了《幻影公众》一书，对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进行了更直接的批判，他的精英主义更加明显。李普曼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只是一个幻影。他在书中提出，应该把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限制在绝对低的程度之上。李普曼开篇就把公众比喻成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麻木而又茫然。“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主张，只能迷惑而倦怠地遵循他人的意见。”他认为，公众不需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只需要跟在那些掌控大局的“局内人”后面，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他说：“我相信，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热情，不可能做出哪怕是最粗略的判断，甚至不可能有半点专业的样子。通常，他们把事务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的杰出人士。绝大部分问题都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掌控范围内，普通公众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点点。”[5]
对于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政治，杜威坚决反对。他虽然肯定了专家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并不认为专家的智慧和普通公众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杜威对公众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在启迪大众方面，专家和学者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不是凌驾于公众之上。杜威指出：“只有知识分子愿意成为被大经济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专家统治才可能运行。否则专家必须要与群众结盟，而这暗示着，群众又一次需要参与管理”.[6]
针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杜威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演讲，并集结成册于 1927 年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杜威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的管理社会事务，而是让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换言之，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不是像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幻影，公众是真实存在的。
公众也不是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愚昧无知，公众的素质虽然有缺陷，但是可以培养的。他认为“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是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经验之力量的信赖。这并不是相信他们都是完美的，而是相信，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能够成长，并不断创造用以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须的知识与智慧。”
他坚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信息得以广泛的发布到个体中，一个真实的有组织的公众就会出现。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实现“大共同体式民主”社会。杜威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观点表示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无法证明社会精英不会受到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的干扰，基于此，杜威认为只有公众都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畅所欲言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杜威提出“让他们去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厉害，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决策。这个最初听起来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荒谬的。有一部分人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或荒谬者也自然被淘汰了。”①从中不难发现，李普曼对公众的看法是现实的、消极的，杜威对公众及民主的表述是积极乐观、非常理想的。李普曼主张依靠社会精英实现民主，杜威则认为实现民主需要公众共同参与。杜威认为实现民主的基础就是对公众能力的信赖，对集中合作能力的信赖。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大是小都有权享有自己平等的机会。而他们共同生活的集体也会影响人们的所想、所做和所求。
杜威与李普曼都看到了民主化进程中公众存在的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李普曼倾向于精英主义，杜威倾向于公众共同参与。杜威认为，对公众的启蒙要比对政府管理者的启蒙更重要，因此与那些专家学者相比对公众的教育来的更有效一些。杜威指出，若不想让公众处于失势地位，就必须把大社会转变为他所说的大共同体，这就需要“对沟通意义的方式、方法加以完善，其目的就是，让对于互相依存行为的真正的共同兴趣可以指导愿望与努力，从而指导行动。”②两个人对公众和民主的不同观念对新闻工作者也就提出的不同要求。李普曼希望新闻工作者将局内人的观点准确的告知公众，要拥护那些决策者给出的建议。杜威则认为公众有参与新闻的权利，新闻工作者应该让公众发声，促进公众与社会精英的平等交流，共建和谐共同体。杜威的这一理论思想被认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的理论基础。
3.3 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在当时的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与李普曼的那场论战到底谁是谁非，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那场争论很多学者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批判主义社会学家赖特 米尔斯认为，杜威追求的参与式民主理想色彩太浓，其隐含的民主共同体社会假设不但对一般公众无益，相反蒙蔽了公众的双眼，他让人民沉浸在其构想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里看不到社会的黑暗面以及权力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罗伯特 维斯布鲁克则认为：
“杜威的所有分析和论述都证明，有必要确立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帮助公众走出困惑状态。但是，在杜威的论述中他并未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而又完整的解决办法，充其量只是模糊而未加完善的因素。杜威列举了形成伟大共同体的无限困难条件，但却未对如何克服困难给予任何指导。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论证几乎接近于断言幻影公众不会有具体体现的李普曼。虽然杜威对描绘美国民主的悲惨境地作出了贡献，但是事实证明，他并非驱魔法师。”①其实杜威早就认识到他自己的民主思想是非常理想化的，实现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但是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理想放弃对民主的信心。他始终以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投入到民主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革上来，同时他也在与李普曼的争论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改善自己的民主理论和构想。
学界对于对李普曼的评判主要是批判李普曼的精英主义，他们认为李普曼过于相信精英而贬低公众的能力。斯蒂尔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提出质疑，普通公众和专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信息受到控制的社会，即使认定专家学者的知识性和智慧都高于普通公众，但他们是如何摆脱自己固有的成见的。美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 施莱辛格指出《公众舆论》这本书是“怀疑主义令人敬佩的尝试”,在这种怀疑主义作用下，李普曼看来已经把每一种普遍模式和每一个重要观点都从他脚下扫荡干净。②在李普曼看来，愚昧无知的公众无法从新闻媒介那里获得真相也没有能力理解真相。在批评家看来，媒体和公众确实存在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公众了解真相和公平、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增强媒体的技能和公众的素质。另外，李普曼还否定了新闻媒介对于民主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他说，新闻机构做上乘的表现就是成为制度的仆人和卫士，最差则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③李普曼对新闻媒介悲观的态度引发了舒德森的反对，在他看来，“新闻界的职责是帮助培养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而一个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能够创造一种更好更充分的民主”.想要追求民主自治的理想化社会，只是寄希望于专家和学者的智慧和决策，无疑会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