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之一，指以团体或小组为对象，并通过小组或团体的活动为其成员提供社会服务的方法。其目的是促进团体或小组及其成员的发展，使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身的社会化； 协调和发展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发挥团体或组织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健康发展。[1]
自从美国的科伊尔教授 （ Grace Longwell Coyle） 于1946 年 “全美社会工作大会”上提出 “小组工作应该是社会工作方法”这一观点并且被接受以来，小组工作在西方已经发展了近 70 年，我国于上世纪末引入了小组工作的方法，开始了小组工作本土化的实践和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现实国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解决。
一、机构及项目概况
F 机构是陕西一家以保护发展妇女和儿童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公益机构，机构工作人员多数为有相关行业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机构的资金主要由世界宣明会、台湾家扶基金会、壹基金等组织提供，机构的志愿者大多由西安市及周边的高校学生构成。本文以该机构儿童发展部的两个项目为例，探讨当前国内青少年小组工作可能遇到的困境，两个项目分别为蒲公英家园项目和核桃村项目。
蒲公英家园是针对西安市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展的服务项目，包括小组活动、亲子交流、四点半课堂等内容，旨在对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提供帮助； 核桃村是针对商洛市 G 镇的农村留守儿童开展的暑期夏令营项目，包括各种小组活动和团队体验式游戏，旨在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网格化陪伴和交流的机会。
在这些青少年小组的开展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分布在组员招募、专业关系建立和维系、总结分享和结案这四个方面。
二、实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 一） 组员筛选的困难
按照小组工作的标准流程，组员招募是开展小组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期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最好可以根据不同小组的性质和目标来筛选出相对合适的小组成员。然而在现实情境中，F 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却很难对小组成员进行筛选。在蒲公英家园项目中，小组成员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工作人员在流动儿童聚集的城中村张贴告示，家长带着孩子来项目点报名。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社会工作小组的理解有偏差，再加上参加小组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筛选掉一部分有意向参加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在核桃村项目中，小组成员采用当地学校的老师推荐方式，由于 F机构和当地学校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中也难以对学校老师推荐的学生进行筛选。
这些因素会给小组带来一些具体的困难，比如小组成员异质性过强、性别比例失衡。自愿报名的蒲公英家园项目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成员，其中不乏一些年龄、性格等特征差别很大的组员，这样异质性过强的小组在具体活动的组织方面或是小组凝聚力的培养方面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学校老师推荐的核桃村项目常常遇到组员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由于在小学阶段，女孩子们相对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好，学校的老师们在进行推荐的时候更倾向于推荐这些孩子们，今年 F 机构的核桃村项目中的男生数量不到全体组员的四分之一，这就导致了一些强调异性配合的活动效果和组员体验下降很多。
（ 二） 专业关系建立和维系的困难
社会工作者应当与小组成员建立起专业的服务关系，同时还要注意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不应该发生性质的改变。专业关系的建立是开展小组工作的基础，也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态度与情感的互动，目的是帮助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形成更适应的合作关系。良好的专业关系能够使服务过程更加有计划、有目标、有亲切感，成为促进服务对象改变的动力。[2]然而在实际的案例中，专业关系的建立却比较困难。
在每一期的项目开始前，F 机构的社会工作者都会与每一位小组成员的监护人签订一份服务协议，其中对社会工作者的责任范围做了界定，也对监护人做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绝大多数的家长即使签了协议，也不会去深究协议的内容和小组的性质，再加上对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不了解，在他们的观念里，社会工作小组和其他兴趣小组、托管小组甚至是辅导班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导致了监护人的不断缺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工作者的不断越位，这是不利与专业关系的建立的。
此外，由于小组成员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认识不清晰，由此产生的多重角色期待也对建立专业关系增加了困难，尤其是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接触过久之后，很容易产生移情现象。[3]与之类似的还有权威性的弱化，在青少年小组中，社会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包括教育者、支持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因此需要一定的权威性，同时某些小组成员往往出现顽皮叛逆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不能使用强制措施，只能积极地引导他们，这样对整个小组来说其角色的权威性就遭到了削弱，不利于专业关系的维系。
（ 三） 总结分享的困难
在小组工作中，相比于安排的活动，活动之后的思考和分享更加重要，这才是促进服务对象内在成长改变的真正推力。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分享却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儿童青少年阶段，小组成员往往观察多过思考，他们在观察环境、现象、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组员的同时，只是直观的看外在的东西，或者得出一些开心、难过、好玩、紧张等等感性的结论，很少理性的去思考某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怎么样会更好，哪里还可以改进这些问题，因此就导致了分享阶段小组成员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此外，我国基础教育的模式也增加了这一困难，儿童青少年在小组中做完活动之后，在他们的观念里此时应该是由社会工作者像老师一样站出来给大家总结这个活动的意义，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收获，而不是他们自己去反省去思考。
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很多儿童青少年有自我表露的困难，尤其是在面对整个小组时，即便他们心中有想法，出于种种顾虑也很难把真实的想法完整的表达出来，可能是担心自己想的不对，可能是担心说出来会被嘲笑。此时社会工作者营造一个友善温馨的倾听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否则这个环节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 四） 结案的困难
结案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双方专业关系的终止并且停止接触，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双方带来一种负面的反应，如何处理好这种结案离情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在小组活动中，部分组员会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恋，在整个小组接近尾声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在 F 机构的核桃村项目中，由于小组成员大多是当地农村的留守儿童，相比之下他们更加重视珍惜这些外部的关心和帮助，因此处理离情的准备工作应该贯穿在整个小组工作的进程中，如果只在小组末期着手，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全盘安排整个小组的结束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恰当的处理离情，会大幅的增加工作的困难性。
三、相关建议
（ 一） 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在当前的国情下，很多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掌握了很多的理论知识，而在学校的教育环节中却没有涉及到实务的操作，导致他们经验匮乏； 同时，很多一线社工不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他们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却缺少相应的理论基础。为了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可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发展，在高校的社工专业教育中增加相当程度的实务操作环节，在一线社工的队伍中安排相应的理论课程，这样才能培养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 二） 增加社会公众对社工的了解各个机构应的借助各类媒体平台，让公众了解到到底什么是社工，社工到底都做些什么，厘清了社会公众对社工角色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误解，化解困。在这一过程中，各社工机构应当将自己的工作任务专业化、精细化，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一定要做好，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不要做，转介到相应的专业机构，这样不仅能提高自己服务的质量，也能在公众心中留下专业化的印象。
（ 三）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民间机构的支持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是从政府化到半政府化到非政府化的过程，然而现在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却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项目、场地、资金等等的申请和审批，往往需要机构的工作人员大费周折，如果可以简化这些程序，那么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自己在实务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小结
上述问题虽以 F 机构为例，但是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某一机构或者某些社会工作者独有的，往往涉及到我们的社会现实条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传统，因此对于国内的小组工作来说，这些困难是有共性的。要怎么样深化小组工作的本土化，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钟清泉。 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协同机制研究---基于社会组织参与的角度 [J]. 现代妇女： 理论前沿，2014,（ 5） .
[2] 丁琳。 专业关系中保密原则的运用 [J]. 现代妇女： 理论前沿，2014,（ 1） .
[3] 王志成。 小组工作本土化实践中的困境---以 Y 机构青少年服务为例 [J]. 合肥： 合肥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 （ 5） .
[4] 李颖奕，唐晓容。 小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 4） : 139 -143.
[5] 芮洋。 小组工作在中国之实用性及限制 [J]. 重庆： 重庆城市职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 （ 10） : 36.
[6] 王思斌。 社会工作实务： 中级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31.
[7] 李建兴。 社会小组工作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9: 11.
[8] 何洁云。 社会工作实践---小组工作 [M].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