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目标以来，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取得了显着的发展，并在2008 年确立了全国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认证制度。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创新社现。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本土社会服务的行政性、非专业性特征[1],我国各地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不平衡。一方面社会服务队伍中具有专业资质的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每年大批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却游离于社会服务领域之外。因此，如何促进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便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工作依托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主要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开展非营利性服务。随着前些年富士康连续出现员工跳楼事件，企业社会工作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它仍然属于营利性部门针对其内部职工的非营利性服务。因此，个体性或专业组织面向公众的营利性社会工作服务，仍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和领域。同时，随着近年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的加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涉及到营利性部门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及其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因此，西方国家营利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工作研究领域内亟待加强的一个新的课题，而且对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化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在探讨西方社会工作职业专业化和社会福利多元化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国外私人执业和营利性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并就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职业专业化与社会工作私人执业的兴起
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世纪的宗教社会服务，以及此后一些富裕人士的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对贫困阶层的“友好访问”,街坊文教馆（settlement house）的环境改善运动，往往被视为现代社会工作的起源[2].美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目的是提供权威性的服务以保障和提高社会服务 的 水 平[3]45 -47.1915 年，弗 莱 克 斯 纳（Abraham Flexner） 在全美慈善和矫治大会上作题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职业吗》的演讲，提出了职业专业化必须满足的六个方面的标准[4].有关职业的专业化研究数量众多,但就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化标准来说，表述最为简洁明了的当推威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的概括，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1）大量人员全职参与并提供所需的服务；（2）建立培训学校提供教育项目，让新的从业人员具备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3）建立专业协会维护从业人员的利益；（4）借助注册登记或行业管理的形式，获得对该职业专业地位的垄断性保护；（5）确立职业伦理行为规范，指导并规范从业人员及其与服务对象、其他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关系。
弗莱克斯纳的演讲使得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化成为美国社会工作者持之以恒的目标，社会工作职业终于在20 世纪中叶确立了其专业地位。西方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化特征，也可以从英文对其的界定中看出。当年弗莱克斯纳演讲的英文题目是“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profession 是借以谋生的职业（occupation）。相对于 occupation,profession 更为强调职业的专业基础，需要通过长时间培训和正式认证，以科学或某一领域专业知识作为工作的基础，而不是纯粹的谋生方式。摩尔（W EMoore）曾从职业的专业化发展历程角度区分了职业及其专业化的区别，认为专业化是某一项职业在后工业社会确立其地位的标志。
就社会工作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从早期的志愿者向具有薪资报酬的雇佣人员转变，是其从慈善活动向职业化发展的标志；而以弗莱克斯纳演讲为起点，社会工作实现了从普通职业向专业化职业转变的历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私人执业便是该职业专业化地位的确立及其社会认可程度提升的表现。
美国的社会工作私人执业起源于心理健康服务。1896 年，迪·莱特纳威默的心理诊所开启了临床心理学服务，被视为早期儿童私营服务的先驱。1904 年，病理学家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主任阿道夫·梅耶启动精神病社会工作的实践.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实施法律心理学家认证，允许他们独立执业。1956 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以下简称协会）承认私人执业的合法性.1962 年，协会通过私人执业的最低资格的声明。1968 年，协会首次发布《社会工作人事政策标准》，指导雇用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机构（包括公共和私营、营利性和非营利机构），制定有关社会工作者的书面人事政策.由于上述一系列发展，社会工作私人执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出现高潮。据协会估计，其成员从事私人执业的人数从 1967 年的3 000 人上升至 1976 年的 9 000 人。此后，私人从业者的数量持续上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协会所有登记的会员中，私人执业的社会工作者的比例从 1982 年 的 10. 9% 上 升 到 1987 年 的15. 3% .
2005 年，将私人执业作为主要从业方式的协会会员的比例上升到 40%.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协会会员有21 978人将私人执业作为其服务形式，占全部会员人数的 16. 4%,比 21世纪初的数字有所下降。但是，一些研究认为，该比例的下降，有可能是私人从业者选择更为对口的专业团体而非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所致。
我们认为，也许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文下面将要分析的当前西方社会工作服务的多元化趋势。在其他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私人执业也获得了明显增长。例如在英国，被称作独立社会工作的私人执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业内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但是，独立社会工作仍然在英国各地顽强生长。2002 年，独立社会工作论坛成立并持续进行。21 世纪初独立社会工作已经在英国社会工作协会赢得其地位，并在各地开展相应的营利性服务。
澳大利亚社会工作协会（AASW）将私人执业作为一个合法的职业选择，确立了统一的收费标准，并通过其网络向社会予以推介。在新西兰，私营部门虽然向来声誉不佳，被视为“黑色交易者”和“穷人掠夺者”,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社会工作的私人执业者也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
从社会工作私人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最初主要涉及临床医疗心理健康方面，但随着社会工作私人执业职业专业化地位的确立及其社会认可程度的提升，其服务对象、服务措施和服务领域都得到了拓展。服务对象包含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中老年等各个群体；治疗服务干预措施包含个人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夫妻治疗、游戏治疗、危机干预等；而且，许多私人执业的社会工作者在法院被作为专家证人，在学校和其他商业业务中被作为健康计划咨询顾问。
总的来看，社会工作私人执业已经由单纯的临床服务发展到非临床服务；不仅包含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直接服务，还包含非临床服务，如指导咨询、培训计划、签约研究工作或其他专业的服务等。至于各种服务类型的比重，调查研究显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安排平均为个人诊疗63% 、夫妻关系 19% 、团体治疗 8% 、家庭治疗7%,剩余工作时间为处理其他如非婚姻关系等方面问题。
私人执业的发展与其相对优厚的报酬存在一定的联系。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在2009 年做过调查统计，协会分别从私人执业者的年龄、工作经验、学历、资格证、部门、服务领域、地区等七个方面比较了社会工作私人执业的收入情况。结果发现，私人执业者收入最高群体的特征如下：年龄在 35-64 岁之间，从业时间较长，学历较高特别是拥有社会工作博士或哲学博士学位，拥有资格证特别是具备药物滥用与学校社会工作资格证书，从事老年或儿童与家庭服务，以及在太平洋或东南部地区从业。
社会工作私人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将其作为职业选择.有关调查显示，学生选择私人执业，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就业模式更有利于他们自由选择治疗方式，拥有更好的服务环境。选择私人执业者，还往往更倾向于自己当老板，追求更高的收入，灵活的工作时间等。
所有这一切，都对社会工作的私人执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福利多元与营利性社会工作组织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政府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从原来的剩余模式转变为制度模式，并在福利国家运动时期达到高潮。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冲击引发社会服务的重大转折。新右派占据了社会政策的话语体系，指责福利国家运动的社会开支影响了对经济增长的投入，破坏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极力建议削减公共部门的预算。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部门社会服务的成本和效率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公共部门在其社会服务及其管理过程中引入大量商业部门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大力推行私营化，私营部门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作用愈益突出。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时期，在国际上开创了减少社会开支、实行公共部门私营化的先河，并在世界各地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的私营化浪潮并没有成为社会服务创新的灵丹妙药。私营部门并非效率的代名词，而公共部门也不必然等同于低效。有关研究发现，私营部门在消防、废物回收、清洁和公共交通服务等领域的表现更有效率，而公共部门则在资源管理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至于在供水和供电等部门则各有所长。
罗斯提出了多元福利组合理论，认为家庭、市场和国家三方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福利供给的整体。约翰逊在罗斯福利三角的基础上增加了志愿部门，丰富了福利多元理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福利治理的概念得到重视。相对于福利多元的供给视角，福利治理包括了福利产生、传递和供给的系统化实现过程，深化了社会福利服务政府、非政府、市场和非正式等部门多元发展的格局。
公共服务从最初单纯由政府提供，到政府向非营利性机构购买，再发展到政府向私有的营利性组织购买，这一变化极大地推动了营利性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发展，由此促成了大型商业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形成和壮大。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普遍达到营利性组织收入来源的 50% 以上。
此外，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社会福利立法，如“条例二十”（TitleⅩⅩ）、“美国老人条例”（Older Americans Act）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条例”（Community MentalHealth Centers） 等，令社会服务的对象超越传统的贫困者扩大到中产阶级，由此也促进了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
这一趋势，在家庭护理、日间照料、儿童福利和医疗卫生领域表现得格外突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承担了 75% 以上的家庭护理，招收进入日托的孩子比例达 37%,提供的儿童家庭服务和机构服务的比例分别占 35%和 24%,15% 的卫生服务由私营医疗体系中的全科医院承担。
又据调查，在美国的儿童福利服务中，51% 的住院治疗、49% 的机构照顾以及 58% 的儿童之家，都是由营利组织提供的。
营利性社会福利组织除了借助政府的服务购买获得资金来源以外，也越来越通过商业渠道筹得资金，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据有关研究，美国年度收入超过 1 000 万美元的社会服务公司，1981 年为 34 家，1985 年增加到 65 家，而到 2000年则增加到 268 家。
尽管此后的年收入超过 1 000 万的公司数量有所减少，但是通过不同机构的相互合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现存机构的实力。除了继续致力于与健康相关的服务以外，许多营利性组织开始尝试进入其他诸如长期护理和矫治领域。例如，诞生于 1983 年的美国矫治公司（CCA）1986 年便拥有 9 家机构1 646个床位。1991 年，该公司的下属机构达到 17 家，年收入 6 790 万美元。2007 年，该公司的年收入更是达到 15 亿美元。[25]142 -172可以说，营利性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在当今美国的社会服务领域已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营利性社会福利组织的蓬勃发展，供职于这些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数量也急剧增加，成为近年来美国社会工作发展最快的部门。例如，上面提及的美国矫治公司 2007 年的雇员人数达到16 000人.有关数据表明，营利性社会工作组织雇用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在全美社会工作协会中的比例已经接近公共部门。据统计，2004 年从事营利性的社会工作者比例为 29. 7% ,而供职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的比例则分别为 32. 7% 和 37. 3%.
由此可见，在当今的美国，营利性社会工作已经达到与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地位。
除美国以外，大洋彼岸的英国是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最早推行国家福利的国家，同时该国诞生了像蒂马斯（Richard M Titmuss）这样最早主张将社会保障与市场相分离的社会政策经典学者。但是 20 世纪后半叶私营化和混合福利的思潮仍然席卷英伦大地，新工党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承诺被认为远远超出了对老工党社会政策的继承。布莱尔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在住院服务、机构养老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其速度和深度与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有关研究显示，英国由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提供的成年人和儿童个人服务比例，从1997 年的40%上升到2005 年的56% .英国社会福利领域私营部门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和发展空间，而且社会工作本身也受到商业文化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塑造了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商业 （ Social Work Business） 这一新的发展领域。
北欧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十分注重公民普遍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但是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私营化的影响。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20世纪 70 年代以来，瑞典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赤字增加的困境，由此引发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模式的私营化变革。尽管不同城市差别明显，但从1993 年到 2000 年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私营部门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规模增加了 150%.营利性社会服务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儿童与老人照料、医疗卫生和初中级教育。由于私营部门的发展，瑞典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在2002 年到 2010 年期间，从事营利性社会服务的人员从 3. 8 万猛增到 9. 4 万人，在社会服务行业中的比重也由 11%提高到 17%.
此外，作为营利性社会服务发展的一个趋向，西方国家涌现了一批跨国性的大公司。据2007 年的数据，为老年人提供住宅生活帮助的日出公司（Sunrise Assisted Living） 业务遍及英国、德国和美国，工作人员数量 40 488 人，年收入 16 亿美元。
从事矫治等领域服务的 GEO集团公司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设有 98 家分支机构，床位 77 500 张，雇员18 000 人。
三、西方营利性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通过上面两个部分的论述，揭示了专业化与福利多元对西方国家营利性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如果说，专业化是确保营利性社会工作取得其市场地位的基础，那么，福利多元则为营利性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营利性部门的社会工作得到高速发展，已经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形成三足鼎立的现状。那么，西方社会工作的这一发展趋势对我国究竟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应该坚持福利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我国营利性部门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西方营利性社会工作的发展，一方面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的福利私营化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政府改变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方式，推出的服务购买对营利性部门的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从传统剩余模式向制度模式转变，福利要求不断增强，由此也给针对更为广泛目标对象及其多样化需要的营利性社会工作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着福利多元和福利治理概念越来越取得社会共识，营利性部门的社会福利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发展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方向。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了“以社区为重要依托，重点发展家政服务、养老服务和病患陪护等服务”,“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家庭服务市场和经营机构”的目标，这就预示着包括营利性社会福利在内的多元化格局。[34]
因此，西方国家营利性部门的社会工作发展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当然，提出营利性部门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并不是要放松非营利性部门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由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政府部门的社会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非政府部门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更是处于初创阶段，它们仍然是当前亟待加强与发展的领域。但是，我们更应该从福利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出发，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方式，促进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加大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投入，在养老服务等领域也加强了对社会力量参与的支持力度。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市场部门推出的老年公寓、养老社区等服务，也得到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关注。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国营利性部门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只要我们加强政策引导，在提供经济方面的倾斜支持政策的同时，加大对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引导力度，是可以加速推进营利性部门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发展的。这必将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空间，与传统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一道，共创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气象。
其次，应该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增加社会和市场对社会工作的认可程度。除了政府的服务购买和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这一社会背景以外，西方营利性部门社会工作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工作职业本身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这也是社会工作能够在市场化条件下具有立足之地、并且得到市场认可的根本保证。因此，不论是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还是市场部门的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工作职业专业化水平提升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喜人，已经建立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本科和专业硕士等多层次多类别的人才培养体系。社会工作的专业水平认证，也在上海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所有这一切，都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程度还比较低，这对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在现实中，具有正规学历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报酬水平普遍较低，与其职业训练和工作付出不成比例，由此造成大批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流失。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较短，社会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识水平较低以外，也与我国政府部门体制特点有着密切关系。为此，要结合政府部门管理体制的改变，加速政府部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扩大对具有专业素养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同时加快对现有半专业和行政性社会服务人员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培训，尽快提高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水平。
同时，也要加大对社会服务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除了加大政府采购的力度以外，尤其要营造社会各界对社会慈善事业的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在增强非政府组织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上，促进其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所有这一切，无疑将为提高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营利性部门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再次，应该规范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确保社会工作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应有职能。相对于政府部门的科层制组织特征，私营部门具有竞争带来的效益，能够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国外的经验表明，私营部门社会工作不受官僚主义的要求和约束，在服务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更好地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服务提供者在工作安排上更灵活，可以得到与其付出相对应的更高报酬。这些都是营利性部门社会工作的优势所在。但是，社会工作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服务；市场化的运作也令社会工作职业乃至其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有关研究指出，社会服务的购买方与服务接受方往往不是同一对象，这就使得市场在供需两方面的中介作用往往无法体现。[35]
另外，商业服务的营利性取向，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者的宗旨往往相偏离。[25]142 - 172因此，如何确保商业性服务能够有效地达到社会福利的目标，保证社会工作者坚守职业操守，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比较成熟，从业人员有着行业协会的伦理规范的束缚，有关人员在商业化服务中的行为规范相应能够得到较好的监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工作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一方面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使得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处于失范状态，另一方面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职业道德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因此，营利性社会工作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更是承受着双重的考验。此外，在践行社会工作这基本的职业操守的同时，也应该处理好弱势群体与非弱势群体的服务关系，使营利性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在服务于各个社会阶层的过程中发挥其职业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