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工作中的“助人自助”作为专业理念与我国扶贫政策中的“精准扶贫”思路十分吻合，社会工作应该对农村扶贫这一民生问题予以关注，对粗放扶贫理念及工作方式进行反思和纠正。以中国农村贫困现状为背景，以辽宁省为例对当前农村主要扶贫形式进行梳理并对贫困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分析原有扶贫形式中的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的优势所在，探讨辽宁在振兴东北脱贫攻坚中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精准扶贫、如何通过增能赋权等路径使贫困人口全方位脱贫，从而为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社会工作; 精准扶贫; 增能赋权; 模式创新; 辽宁省;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concept of “helping people to help themselves”in social work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ocial work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and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e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concept and working methods.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s a background,and 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e main fo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re sorted out and the poverty issues are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It has shown how Liaoning's social work is involved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and how to enable the poor to get rid of poverty in an all-round way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Keyword： social work; rur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nergy empowerment; model innovation; Liaoning Province;
一、农村贫困现状与现阶段扶贫模式
（一）农村贫困现状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至今“贫困”仍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国际上主要采用恩格尔系数来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根据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得到标准为1978年、198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00元、206元、785元和1 067元；2009年为农民人均收入1 196元；2010年制定的精准扶贫对象的识别标准则是以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为界限（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各省市可以根据时间推移、货币升贬值及当地物价情况适当对贫困标准的界限进行适当调整。1978—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如表1所示。
就辽宁省的情况来看，截至2019年9月末，辽宁省已有12.29万人达到脱贫标准，完成年度任务的94%;118个村达到销号标准，完成年度任务的92%;5个省级贫困县脱贫摘帽工作进入验收评估阶段。但截至2020年6月5日，辽宁省还剩下42万人依然处于贫困线下[1]，收官之年辽宁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收官还需过三关：一是剩余贫困人口关，二是持续稳定脱贫关，三是工作死角盲区关。
表1 1978—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
在辽宁脱贫攻坚工作中，朝阳市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被称为辽宁省最为贫困的地区，经过4年扶贫工作的开展，共完成了5个贫困县摘帽、662个贫困村销号、17.5万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依然有7 088个贫困人口[2]。
在疫情影响下，辽宁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不够顺利。再加上辽宁剩余贫困地区土地资源环境差，脱贫成果难以巩固，扶贫难度较大。找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短板，拓宽扶贫形式和扶贫渠道，保障脱贫工作精准发力，行之有效地做好扶贫工作，成为辽宁2020年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心。
可以看出，辽宁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收效显着，贫困人口逐年递减，但由于基数大，贫困人口依然众多。扶贫难度大，复杂性强，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又有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差等因素，在扶贫带来短暂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后发生返贫现象也时有发生。
2017年6月27日，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使得我国文化扶贫与反贫困中的社会工作介入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与政策上的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是新时代扶贫方式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对辽宁走出目前扶贫均衡陷阱的困境、聚力脱贫攻坚、创新精准扶贫模式起到了推进作用。
（二）现阶段扶贫模式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成的奋斗目标[3]。基于此，农村扶贫不再仅仅是对于温饱问题的解决，而要更多注重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最终缩小贫富差距。2013年11月精准扶贫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我国常规的统一扶贫模式。
2016年7月，辽宁省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2016—2020年辽宁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规划》，在辽宁未来创新推动攻坚时期和振兴东北的关键时期，大力发挥社会工作面向群众、服务基层的特点，创建新的扶贫模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辽宁现阶段社会工作组织及社工人才的培养，可用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少之又少，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与精准扶贫有着天然的契合，社会工作过程模式与精准扶贫工作所强调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机制本质是一致的。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扶贫作用，制定出台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专项政策”。
现阶段辽宁扶贫模式主要以财政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基础设施扶贫为主。财政扶贫主要通过政府拨款发放扶贫专项资金和实行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直接通过金钱的各种形式来完成扶贫，帮助贫困农村及个人脱贫[4]。就业扶贫有两种形式，一是鼓励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庭院经济等；二是由政府主导组织自上而下的为贫困人口提供劳动岗位，让贫困人口通过自身努力获取有偿资助的一种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产业为平台统筹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使贫困人群通过劳动获得稳定收入[5]。教育扶贫是辽宁为建档立户中学龄儿童免除学费杂费，发放一定助学金；为建档立户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资助，使其完成学业。基础设施扶贫是指辽宁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针对道路硬化、水利设施、新能源发展和危房改造等方面。
当前脱贫攻坚的策略目标是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这就要求辽宁的扶贫工作要明确精准扶贫发展方向，打破原有农村扶贫模式的束缚，从新视角和新思路进行探索与创新。本文将在社会工作视域下，对脱贫攻坚中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如何创新进行研究，试图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出发，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度，提升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从而使贫困地区人口全方位脱贫。
二、脱贫攻坚中精准扶贫工作的困境
（一）较为单一的贫困界定指标
自从1978年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已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亿多人，但这期间的扶贫工作大多是粗放式扶贫，投入太大，造成一定资源浪费，且极易生出返贫现象。《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把饥荒出现的原因归结于实物供应量的大幅锐减。这一观点和看法成为以后扶贫指导工作的基础理论观点。即FAD(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译为食物供给下降，这一研究思路认为饥荒是由于人口的指数增长超过了粮食的线性增长，一旦到达某个转折点，饥荒就会降临，将人口数调控到粮食产出可支持的范畴内，二者相适后，又可能进入下一个循环[6]。FAD是人们对贫困这一概念最浅显的认知，在“发展主义”（把经济增长视为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验条件）盛行下，简单的食物供给成为主导政府扶贫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仅用经济数字衡量贫困的各种指标，衡量地区的贫困程度，以至于对贫困的解决仅仅停留在经济物质层面，缺乏对贫困真正原因的探寻。
以经济收入来衡量贫困只是更直观、易操作，但贫困不限于收入的多少，还包括社会、教育、卫生和发展能力等各方面的缺乏。制定全省甚至是全国的统一的贫困标准虽然可以较快找准对象，但贫困指标过于单一、刻板，也会导致部分处于贫困中的人群只因收入达到标准，而健康、文化等方面严重缺乏又无法得到帮助而重新返贫。
（二）案主自助意识缺乏
穆罕默德·尤努斯被誉为“现代小额信贷之父”，他认为银行不愿与穷人接触。很多意图谋利的放债人和生意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向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任何人只要不以搜刮穷人为目的，都可以进入这一市场。他们只向穷人收取一点点足以维持运营的利息，或者稍微赚取为数不多的稀薄利益。由于复利的作用，利息稍微下调就能改变客户的生活。基于此观念他创建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为农村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他也因此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种贷款方式为贫困农户提供无担保、无抵押、可以分期偿还的小额贷款，一度被视为“增能型”扶贫的典范，引得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但在2007年，丹麦着名记者汤姆·海内曼的调查显示，小额信贷只会让申请者变得更加贫困，他们缺乏模式创建者口中的“创造力”和“潜力”，无法利用这笔资金产生效益，为了还清小额信贷，有人拆了东墙补西墙，再向其他小额信贷公司贷款来弥补这部分亏空[7]。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指出：“提倡小额信贷的人有些过于保守：在出现垄断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引入竞争。对于小额信贷消除贫穷的潜能，他们或许有些过于乐观”[8]。
这对辽宁乃至全国的精准扶贫有很好的借鉴和警示意义。农村贫困人群被听天由命的价值观思想主导，这种思想消解了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的积极精神，助长了懒惰的滋生。如果案主自身对于改变现状的欲望和权利意识持有漠然心态，那么任何帮扶对于案主来说都是消极被动、无济于事的。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曾推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依然存在贫困这一现象，但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贫民窟中的城市居民所独有的绝望、冷漠的迹象。他把这种现象的原因解释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乐观主义态度，有高度正式组织的社区结构和随之而来的权利感和尊卑感[9]。中国的贫困文化不等同于反文化，中国的贫困文化是能够被摆脱的。
（三）扶贫工作中模式化现象严重
在扶贫工作具体落实时，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解读和认知不够，所以对村干部和扶贫工作者在执行扶贫工作时带来的慰问品（如农副食品）就非常满足。这并没有落实扶贫政策中对贫困户摘掉贫困帽子的要求，也表明贫困户并没有理解“精准扶贫”这一政策指向的意义所在；对于具体执行扶贫任务的村干部和其他扶贫者来说，政策实质要求使贫困户最终脱离贫困，只是进行简单的慰问及物品发放，而过于注重对扶贫报告的书面表达，一味追求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完成，将重心放错，本末倒置。
在这种扶贫状态下会凸显出许多实质性问题，比如在具体工作中，有些贫困户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疾病问题，有些是子女学业问题，而实际帮扶中并没有依据现实具体评估，而是一刀切地向所有贫困者赠送生活用品。村干部在落实扶贫政策时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因缺乏深入的个性化评估而导致收效甚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在当前扶贫工作中模式化、形式化过于严重，一味追求面上工作的完成，对助人理念的认知及运用欠缺。这种扶贫方式容易造成扶贫干部与贫困家庭之间的互相不理解，曲解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本意与初衷。从上述的辽宁农村现行扶贫模式和对贫困问题的理论解释来看，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用于辽宁的脱贫攻坚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专业优势
（一）增能赋权专业方法上的优势
社会工作专业有着方法、角色、理念三大专业优势。在工作中可以对案主实际问题和需求进行评估，这符合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二字。运用接纳同理自决的工作理念，与案主和谐相处的同时赢得案主信任。从“赋权”“增能”的角度让农村贫困人口参与决策，发挥主动性。社会工作从优势视角出发看待辽宁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对于辽宁贫困地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进行发掘，引导贫困农村和贫困个体通过自助形式摆脱贫困境地。社会工作理念的引用在农村扶贫活动实施中有助于将“精准扶贫”措施落到实处。
以增能赋权为主要指导方向的社会工作，较之以前的扶贫工作来讲，工作重心不再盯紧案主的问题，而是看案主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相信案主能够通过对自身潜质的激发用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从优势视角出发看待贫困农民，运用有效沟通、同理心和双赢等技巧优势激发他们从而扭转弱势地位。在农村扶贫项目中，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化解干部之间矛盾、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角色；给予贫困农民技术培训支持，帮助公益活动有效落实的角色；是社区行政的支持者，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倡导多方联动的促进者，是农村扶贫创新发展和落实的专业角色。农村社会工作旨在对贫困家庭及贫困个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和服务，进一步改善其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以适应农村社区重建的需要，使贫困农民个人及社区实现整体能力的提升，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准扶贫目标。
（二）助人自助专业理念上的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反贫困理论倡导者冈纳·缪尔达尔认为，“贫困与民众宿命论观念和对改变观念制度、维护现代技术及改善卫生条件等的麻木和冷漠息息相关”[10]。返贫现象就是再生贫困，主要有断血性返贫、狩猎性返贫、失敏性返贫和转移性返贫这几种返贫类型。断血性返贫是农村贫困人群一直处于配给制扶贫模式下，使贫困农民失去了自己创造财富的意愿和能力，实际指财富内生力的贫乏。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扶贫指标任务，以直接提供现金及物资为扶贫手段，这使得贫困农民放弃了对生产的积极谋划，滋生了懒惰，加深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狩猎性返贫是贫困农民把脱贫寄希望于偶发的小概率事件上，没有因地制宜设计扶贫方式而采取普惠性减贫模式，寄期望于额外扶持计划，依赖外在性支援，致使投机主义作祟。失敏性返贫是在从前的政策激励和刺激不再产生作用而产生的返贫现象，是一种政策失敏。只有当农民积极响应政策时才能发挥政策本身的目的，政策制定者一旦出现功利主义倾向时则会导致政策失敏，扶贫政策若依靠不可再生资源来完成任务，在优势资源枯竭或产业变动时则无法成功扶贫。转移性返贫则是在摆脱贫困后，农民无法适应新的身份角色，在新的环境中无法维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从而出现倒退致使返贫。
财富内生是解决返贫现象发生的最佳方法，通过社会工作“助人自助”达到“造血型”扶贫，通过心理疏导和帮助，杜绝在政府或社会组织进行原生扶贫后滋生的心理依赖和机会主义，对保守陈旧的思想彻底扫除，找到适合辽宁地区贫困农民持续发展的心理路径。
（三）资源链接专业角色上的优势
社会工作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秉承利他主义为价值基础，社会工作者是资源链接者、平台搭建者及能力促进者。作为资源链接者，社会工作者在精准评估受助对象的实际需求后，以此为基础在服务对象与社会资源占有者之间搭建桥梁，连接就业、医疗、就学、生活服务及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为贫困者提供这些资源并积极组织志愿者和其他专业性力量参与到农村社会工作中来，避免扶贫资源与需求的错配，进而实现精准扶贫。
随着开发式扶贫同保障性扶贫相衔接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既要扶贫又要扶志，以提高辽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速度。在辽宁范围内逐渐兴起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实践模式，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专业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转变为贫困人群与社区、政府的联结者，社会工作注重人际信任的培育与增能，通过信任建构建立扶贫对象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完成社区培育、互助合作，促使贫困主体产生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包容，建立其对自身身份及文化认同，致力于社会环境对贫困人口的接纳和认可，增加其社会参与，即通过增权、倡导或协调等方式支持贫困人群摆脱“污名化”。在振兴东北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辽宁各级政府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肯定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困难帮扶、生计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救助体系中帮助贫困群众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赋予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空间，明确角色地位。
四、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
（一）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初期
在社会工作介入辽宁农村扶贫工作初期，需要对当地现状具体掌握后找到精准扶贫的切入点，制定具体方案开展扶贫工作，就当地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制定扶贫任务规划达成扶贫初步目标。在个案扶贫开展的同时建立合作项目，链接各方资源成立合作社，施行村民在合作社自治模式，倡导村民主导地位，形成利益关系网，在组织中形成互信的社会关系。
1. 精准评估，共建共治合作经营
精准扶贫相比于粗放扶贫强调“真扶贫，扶真贫”。在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初期，成立社会工作站建立社区关系，摸清社区资源。社会工作对于精准扶贫的工作展开，首要任务是运用评估方法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统一化、标准化的扶贫模式并不适合辽宁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精准扶贫所要求的差异化、根据自身情况定制的扶贫计划逐渐取代粗放型统一标准的扶贫模式。农村社会工作组织不是政府部门，因此有着非官方的优势，站在农村贫困人口的角度，制定“一村一策、一户一计、一人一方”的扶贫方式，对案主及案主家庭进行一系列基线调查，进行贫困户救助和建档跟踪调查，使政府存档数据资料与基线调查情况互相取长补短，建立档案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增权计划，在扶贫工作过程中，派出专门工作人员负责项目进度跟进、在扶贫工作执行中及时调整项目计划中的不足之处。
在摸清每家每户的生计状况和需求开展个案救助的同时，将目光着眼于组建村民组织开展互助网络。中国乡村的差序格局状态意味着与国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费孝通将“差序格局”视为一种社会网络状态[11]。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主，人的社会关系交往具有选择性。贫困农村通过狭窄的“圈内”交往使这种贫困文化得到加强，且这种贫困文化也在世代流传中沿袭承继。这导致贫困人口交际范围狭窄，不能摆脱贫穷圈子，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对于此，辽宁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会工作组织成立合作社，从社会资本上形成村民关系网络，通过集体资产合作经营使少数人的利益能够让渡于合作社中参与的贫困村民。
2. 多角度社会工作嵌入
针对评估结果对困难家庭和个人有针对性制定扶贫方案进行个案工作，使个人及家庭成为精准扶贫的基本单位，使案主能够融入社会环境中，形成良性互动。由于贫困者贫困文化的根深蒂固，所以有效的方法是以利益引导的方式改变案主日常生活习惯。运用社会工作“同理心”及“人在情境中”的专业技巧，对其家庭人员及邻里和其他社会网络进行了解，关注非语言的细节信息来全面分析其致贫的主要原因，制定整体目标。在小组工作中，依托群体动力机制，对不同原因的致贫分别组建同质小组与异质小组，通过沟通交流、合作与监督的方式，建立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共同参与互动模式，构建案主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小组活动中由社会工作者收集分享市场化的环境下的信息并遵循“案主自决”工作原则帮助其做出恰当的市场选择，调整原有的认知倾向，认识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机制。
在农村社会工作中以贫困农民为活动成员开展小组活动，针对成员存在的技能学习能力欠缺、资源获取能力不足等问题设计活动方案，达到脱贫能力提升的目的。通过其他成员经验帮助贫困农民更好地面对问题，贫困农民通过小组活动的方式互相鼓励，获得群体经验，缓解心理压力，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小组是社会关系的缩影，辽宁农村贫困农民的能力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与获取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通过小组活动的方式帮助成员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善社会关系，树立起正确的自我认知。对贫困群体而言，提升群体文化自信与文化水平；对贫困个体而言，提升个体文化素养及脱贫技能。
（二）社会工作介入扶贫中期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期，通过“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一方面链接辽宁各方面的社会扶贫资源，将农村、政府与第三方串联起来，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工作活动增强贫困者的社会适应，产生脱贫自主性的内在动机。
1.“三社联动”，发挥社会工作优势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是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走向。作为新兴治理模式，三社联动其中“三社”就是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由社会组织提供资源，社会工作者将这些资源整合，运用社工方法合理高效利用。政社分开是三社联动的基础，厘清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功能和界限，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进行整合，达到多元共治。作为一种基层管理的扶贫方式，向上承接政府部门给出的扶贫政策方向，向下具体落实调整符合当地的扶贫方法，搭建实施平台。辽宁的社会工作相对发达省份比较落后，要及早出台符合本省实际状况的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保障社会组织的合理运行及合法权益，社会作为整合平台对优秀社会工作人才进行资源整合，对相关的社会信息和项目分析后，联络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扩大贫困人群的社会网络。对于村委会而言，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完善主体事宜；社工按照工作方案和计划向农村贫困农民提供帮扶；社会组织主动承接政府管理之外的其他活动，真正实现“三社联动”。
2. 加强文化扶贫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民家庭的研究发现，贫困人群的生活日常有其自身独有的习俗方式，这些人群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饱受贫困压力，怀有被动和消极回应贫困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贫困文化”。在这种贫困文化氛围的社区中，贫困人群缺乏满足感，越轨行为时有发生，接触外界时不懂得基本的礼让与谦逊。奥斯卡·刘易斯得出结论：“贫困阶层长期处于这种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形成病态价值信仰系统的贫困文化导致了他们故步自封、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社会上层。在这种贫困文化氛围长期熏陶下，致使他们形成的这种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开始固化，并逐渐养成一种生活方式”[12]。
精准扶贫将“贫困户的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现行扶贫标准”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但仅仅以经济作为衡量指标容易提高村民的经济期望，一旦出现增收不足或价格波动的情况，就非常容易产生对扶贫计划的挫败感，还容易激化干群矛盾。精准扶贫就是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参与性，改变传统将贫困群体简单视作弱势群体的思想观念，打破因“污名化”和“内卷化”导致贫困群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13]。
在因循守旧的价值观念下促进人在环境社会中的改变，整体层面上以乡规民约为依托，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文化。一方面，应在乡村建设中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文化建设活动，开展法律知识、卫生医疗知识专题讲堂。通过小组工作聚集同质性强的贫困群体，让贫困农民参与其中找到一种归属感，通过活动引导村民熟悉、参与村、乡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的规则及过程。通过文化下乡的方式增进贫困地区农民的自我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增进贫困农村农民改变现状的欲望和权能意识，从而积极主动接受政府及社工的帮助。另一方面，发展教育，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强初级教育的普及，充分发挥社工链接优秀师资的优势，由政府牵头强制要求保障初级教育阶段在读率，在资金政策上倾斜，制定辍学惩罚、升学奖励的措施。充分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激发贫困地区孩子求学的主动意识和内在动力。文化社会学研究表明，人只有在文化水平与精神层面同步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心态。辽宁在农村扶贫活动中要基于地区的文化特征选择合理的文化扶贫路径，这样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方位脱贫。
（三）社会工作深度介入农村扶贫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这也告诉我们，辽宁的脱贫攻坚也绝非一朝一夕，要标本兼治，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最终要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倡导发展型社会政策，避免单纯的救济和消费，强调社会政策中的产出与投资功能。在此阶段，着眼于从“输血”向“造血”转变，一方面是长远的物质扶贫，通过PPP项目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形成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搭建电商平台及开发自身其他特色项目，达到政府、企业、扶贫农村三者之间合作共赢；另一方面是精神扶贫，即扶贫先扶智，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消除知识贫困，扶持积极心理资源，摆脱世代贫困中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
1. 以人为本，加强技能培训
约翰·梅尔指出：“教育在激起农民思想变化方面具有显着作用，教育一方面能够拓展农民自身和子女的视野，更能带来其消费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冲击和转变，不仅如此，它还会为农民及其未来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进而引发他们积极主动地展开变革”[14]。通过教育的方法达到现代观念的养成，使贫困地区整体人文素养及人口整体素质得到改善提升。文化扶贫就是要打破世代沿袭的贫困文化，文化教育水平不足和专业技术的匮乏，是影响贫困农户发展、阻碍自助的根本原因。统计表明，至2014年，我国城市中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0%，技能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新环境中，使他们难以获得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必备知识。文化教育的缺乏也阻碍了贫困农民的视野，如在精神层面缺乏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不思进取、一味沉迷于娱乐活动不愿劳作。
2020年前，国家提出要让农民工都能够享有一次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对无技能上岗的现象基本消除。辽宁要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扶贫”先“扶智”，对于选择进城务工的案主来说，社会工作组织通过政府民政部门购买社会工作项目，实行统一技能培训，提高其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在充分保障就业需求水准的同时减少求职成本，提供就业岗位；对于留在农村的案主，充分了解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风情后，开展适宜的果树种植、畜牧养殖技术、营销知识、互联网知识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2. 盘活本土资源
因地制宜确定乡村建设发展类型，“原先的扶贫工作往往是‘一刀切’，没有考虑当地的实际需求与需求的差异性，而社会工作在融入时会先评估当地的需求与问题，并对这些需求与问题进行有效排序，首先确定哪些需求与问题是可以落地的，从而保障实施的精准、到位”[15]。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拥有丰富的人文遗迹和自然景观，2016年10月，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将朝阳市103个村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要求其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此后，朝阳市发展牛河梁红山文化旅游度假区、鸟化石地质公园综合开发等项目，选择精准到人的脱贫模式，为贫困户提供旅游业用工岗位。朝阳市曾一度被认定为辽宁最贫困的地区，5个县（市）全部是省级扶贫重点县。经过近些年的扶贫努力，全市的贫困发生率已从2015年的6.9%降至0.28%[2]。朝阳市“生态养殖+合作社+品牌化”的旅游业助力脱贫发展模式的成功无疑为辽宁其他贫困地区树立了标杆。
此外，可以通过发展“电商带多产”“一店带多村”等网店带贫模式，运用PPP模式，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基础，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为特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16]依托政府平台吸纳帮扶主体，整合辽宁贫困地区当地资源，促进电商企业与贫困村和贫困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促进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融合第三方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便于政府职能的转换，依靠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监管，即准入监管、价值监管，以及不间断的普及服务。
五、结语
2020年是全国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振兴东北、振兴辽宁的关键一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越到最后越要履职尽责，完成自身使命。辽宁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要在贫困地区党委政府领导下，发挥自己的角色优势，将社工方法和社工理念贯穿于扶贫工作中，从外生性帮助出发提升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在“关系本位”为人际交往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工作无疑是西方舶来品，将社工理念本土化以扩充贫困人口社会关系网络应成为工作重心，在深入理解当地文化后秉持社工文化多元理念，从优势视角出发发掘案主潜能。精准扶贫应该给予不同类型人群有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介入，最终使辽宁农村扶贫模式达到政府、社会工作及民众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达到政府搭台、社工唱戏共同服务于民的合理循环。
有学者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认为当前扶贫仅仅停留在资源资助而没有重视社会治理，其他主体在扶贫产业中参与度不足；也有学者指出，“增能型”主导的扶贫方式已经不利于改善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建议从“合作型”扶贫模式视角进行探索，寻求多方扶贫。我们认为，不论是增能型，抑或是合作型甚至治理型，都应在主体多元化视角下寻求最佳分工状态，要以提高辽宁农村贫困人口自身能力为主要目标，促进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合作，规避农村扶贫模式化、固化和形式化，在社会工作视域下不断创新农村精准扶贫模式。
参考文献
[1] 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全省脱贫攻坚会议召开[EB/OL].(2020-06-05)[2020-06-22].http：//fpb.ln.gov.cn/zfxxgk/zyxw/202006/t20200605_3873098.html.
[2] 朝阳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扶贫办主任曹春光走进直播间采访稿[EB/OL].(2020-03-23)[2020-06-22].http：//www.zgcy.gov.cn/ZGCY/hdjl/20200323/005002_ebba634a-d5df-4e10-a077-79182089e1ec.htm.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4]寇永红,吕博.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现状及改进措施[J].审计研究，2014(4):19-22.
[5]巩前文,穆向丽，谷树忠.扶贫产业开发新思路：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5):736-740.
[6]程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J].社会工作，2016(5):15-23.
[7]张梁.小额信贷三十五年，黄粱一梦?[J].社会与公益，2011(5):88-91.
[8]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1.
[9]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M].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21.
[10]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顾朝阳，张海红，高晓宇，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50.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12] 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延亮，译.北京：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107-127.
[13]向德平，华汛子.发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12-117.
[14] 约翰·梅尔.人格智商[M].张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5.
[15]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学，2015(5):157-163.
[16]安宇宏.PPP模式[J].宏观经济管理，2014(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