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盐与海塘的水利治理及其影响

　　一般而论,狭义江南主要指太湖流域。就江南地形而言,大体是沿海岗身高阜惧旱,内地低洼患潦。滨海地带又时遭海溢,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海盐水利行动兼具河海,是历史江南水利行动的缩影。以海盐为重心,可对江南水利及环境变动的关系,窥斑见豹,并对学界 “治水社会”和 “水利社会”的理论分析模式作相应的回应。

　　一、河道水利行动———疏堵结合,力求系统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诚如 《三吴水利论题辞》所言: “吴,水国也,国之需仰给于东南,东南之要莫过于水利”。农田水利为国家、社会利益之渊薮,其水利行动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成败和社会安定,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海盐地势南高北洼,东南水利职在防旱,西北重在防潦。汉唐时期,江南河渠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定型。为使太湖之水顺畅下泄于江海,其治水立意是纵则有浦,横则有塘,浦者通江海,塘则分水势,从而形成了 “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的塘浦河渠体系。当时,塘浦宽深,堤岸高厚,沿塘浦又筑堰闸斗门保护圩田,旱则进水,潦则泄水,资灌农田。圩有圩长,护理圩岸。
　　唐宋以后,海盐水利有疏有堵,而重在疏浚河渠,完善泾浜,同时辅以堰闸。唐长庆 (821-824)中,县令李谔大兴地方水利,开西境 “古泾三百”“以御水旱”。此举为海盐有文字记载水利行动之端始,应该是中晚唐江南塘浦圩渠建设的一部分,从而使西境水流一体顺畅,田地成为腴产。五代钱鏐立国,苟安一方,格外重视水利,有营田军,又有 “撩清夫”,负责疏浚河道和维护堤岸,所以钱氏百年岁多丰稔。宋咸平六年 (1003),县令鲁宗道开县城东南蓝田浦9km。淳熙九年 (1182),嘉兴知州赵善悉因海盐地高病旱,发工疏浚官塘16.5km,澉浦至欤城的招宝塘12.5km,县城至通元的乌丘塘10km,陶泾塘6km,使境域水流为之一通。
　　明初,太祖 “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朝廷上下争言水利的局面。明代政府在海盐的河道疏浚和加固河岸行动较多。如永乐三年 (1405),右通政赵居任和县令毕瑗令地方正副粮长监督圩长、围长兴工,“沿堤栽桑柳茭蒲蔽其岸,俾之坚固”,当时海盐修围1640个,其中高围1318个,低围322个。从高低围数量来看,海盐的圩岸建设成效应当是不错的,特别是高围数量占多数,当然这也可能会使灌溉不便。另外,正统和成化年间省府县三级政府合力疏浚陶泾塘和沿海浦港。倭患平息后,万历五年 (1577),巡抚徐栻发起修筑海盐海塘,在筑海塘时,利用筑塘取土,修成河道。自县城至秦山,称白洋河。自秦山至澉浦东关外裘家坝为新河。清代,江南 “生齿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众”,康熙南巡时谕令 “非修治水利,建立闸座,使蓄水以灌输田畴,无以为农事缓急之备”。清中后期,巡抚李卫、乌尔恭相继拨帑挑浚白洋河,并以土夯实海堤。
　　由于海盐 “据禾城之上游,环山滨海水无停蓄”,“每十日不雨,车戽一动则水立涸,农田龟坼,是以堰闸之设较他邑尤为务”。嘉佑元年 (1056),县令李惟几于官塘大渠与嘉兴接壤的横塘处置牐束水,名为常丰牐,由此境内之水有所潴蓄,灌溉无虞,岁获丰稔。当年李惟几建堰30有余,赵善悉又增至81堰,用以捺水,时在海盐地域为42个,在平湖地域为39个。 “每岁二月筑塞,九月始开”,“潴泄有时,水利大兴焉”。
　　海盐南乡地势较高,状如天井,十年七旱,修筑堰闸坝等水利设施是南乡水利建设的重心和亮点。为了蓄水灌溉,李惟几和赵善悉大规模的修堰筑闸,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南乡。自宋以降,南乡修筑了一个相当技术化的、充满智慧的小型水利系统。
　　这一系统早在宋代就已经初具雏形。澉浦镇西有永安湖 (今称南北湖),宋以前原为农田,后改为湖,潴蓄澉地西南诸山之水,灌溉澉浦、澉墅、石帆三村的8300亩农田。据常棠 《澉水志》记载,南宋时镇四周开始建立堰闸。镇之西北有六里堰,为惠商、澉浦、石帆三村堤防之所,西北4里凤凰山下孙湾有孙家堰,西南半里有沈家堰,永安湖有北湖堰,镇中又有镇闸。元时,永安湖的东际开始 “石砌斗门,木板为闸,以时启闭”,“每遇天旱开闸放水下流灌救田苗,或天雨连绵湖水涨溢,又有东南葛母山下古浑水闸放泄入海”,①周边湖田成为腴田。
　　入明,澉人进一步完善其水利系统。洪武十九年 (1386),为防倭患,筑起了澉浦土城。城四周为濠河,濠外又有中河相环。永安湖湖水经永安大闸东流进入中河,中河又分三支,众流合而东趋入镇西南海边的张老人闸,并由此闸入濠河,或者水溢时直接排泄入海。据 《续澉水志》,澉浦的堰坝较宋时有了明显的增加。嘉靖时,澉浦有堰坝10座,闸5座。五闸分别为南湖闸、北湖闸、转水闸两座、盐水闸,其中,两座转水闸为嘉兴府通判张岫所置。同时,一些古堰闸不断得到重修。如地方水利专家朱文才于六里堰堰底置瀛洞。平时扃而不漏,旱则开启,引下河之水灌溉上河之田。他还在城东长墙山下的大窳湖建立湖闸,灌溉良田800余亩。天启七年 (1627),布衣徐光治又在新河、白洋河交接处设置长川坝,以便蓄水。这样,新河及南乡东北境长川坝的修筑,标志着南乡水利系统的形成与定型。自此,在整个南乡地域,东西南北分别为长川坝、六里堰、张老人闸、金水堰,东南则有大窳湖闸,从而在较大范围内建立了以澉浦为核心的南乡水利系统,可谓独具匠心。
　　澉人视水为宝,视永安湖为母亲湖。保湖、浚湖关系到全体澉人的利益。元代镇守围湖占田行为及乾隆年间盐官名族陈氏改孙家堰为闸引水西行的行为,均因地方绅民反对而告辍。至于浚湖方面,清代官绅多次疏浚永安湖及相关水道。如乾隆四十一年 (1776),里人张彦远、张大经父子开浚永安湖西北邵湾附近的水道,“遂足灌溉二千余亩之田,遇亢旱亦无虑”。
　　同治十一年 (1872),巡抚杨昌俊拨帑8000两挑浚澉浦城河、长河 (即六里河)、新河,共4800余丈,并修筑闸堰四处。

　　二、海塘水利行动———不吝财物,力求稳固

　　历史上杭州湾北岸一带,自然地理变化极大。大致情况是杭州湾、钱塘江口潮水汹涌,岸线日益内坍。为此,筑塘防海,势在必然。 《新唐书·地理志》云:盐官 “有扞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 (713)重筑”。这是正史对海塘修筑的最早记录。从中可知,唐代以前浙西沿海就有扞海长塘。宋元海塘形势日益危急,政府先后修筑柴塘、土石塘,投之以竹笼木柜,但收效甚微。海盐县城外围原有18条扞海塘,36岸沙,县城外数十里尚有宁海、望海两镇,但至元末以上卫海设施与市镇已相继沦为海域。县城马嗥城距海岸不足300步。
　　海患吞噬岸线,威胁到江南人群安全和国家漕粮财赋重地。明清政府对修塘空前重视。乾隆四次巡视海塘,他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明清海盐水利任务正是这一时期政府在江南整治水利的一个范例。明代,政府治海重心在海盐,清代移至海宁。海盐县城面临海潮,潮涨时波涛汹涌,所以,海盐的治海任务较重。相对于宋元以前的修塘,明清时期杭州湾北岸的海塘修筑是卓有成效的,从海盐的情况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是经费投入较大。治理海塘,不仅符合海塘所在府县的利益,更符合江南区域的共同利益,若海塘不修、塘决而垮,“潮水下泻,嘉湖苏松悉为鱼鳖”。所以修筑海塘不完全是海塘所在府县的责职,更是江南诸府及所在行省的共同责职。明清修筑海塘,大臣 “必檄苏松九郡财力”。除了嘉兴府辖七县的参与外,也有苏、松、常、镇、湖、杭、绍、严诸府的支援,更有朝廷督抚乃至帝王的大力支持,从而为修筑海塘提供了较为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这里,经费的相对保障是根本。明代弘治年间,开始征收嘉兴七邑塘夫银,岁为7000两,万历三年 (1575)又征杭嘉湖三府岁修海塘银。塘夫银虽然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但为海塘修筑提供了常年经费。清代,杭州湾北岸的海塘建设包括盐平塘、海宁东西塘、仁和的海塘在内,更是得到了朝廷以及地方督抚的重视,清初至乾隆三十五年 (1770)以前,有方方面面的支持,不仅有帝王和大臣的督促,而且在经费上也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修筑,从而增加了筑塘的频率,也使大规模采用巨石筑塘成为可能。如,海盐在明代260余年中筑塘32次,在清代更是频繁,至1874年230余年中共修筑48次。《清会典》对江南塘工 (江苏沿海的海塘)和浙西塘工用费都有记载,从其经费来看,清代对浙江两塘 (浙西海塘和浙东海塘,主要是浙西海塘)格外重视。其中云:“江南海塘每年于节省平余银内拨银4000两,交苏松道经管”, “浙江于本工余胜银拨银50万两,发商生息,岁得息银6万两,作老盐仓迤西岁修新旧塘之用,又于本工经费项下,拨银50万两,岁得息银6万两,作东西两塘岁修加贴之用,又于盐务项下,每年节省银27000两有奇,备零星筹项之用,又于西湖生息本银20万两及积存藩库银生息6万两内拨银16000两作两塘扫工岁修……如不敷奏明动用程费银两,凡应修筑之工,承修之官会同地方正印官确估”。可见,清代对浙江海塘的重视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如此钱银数据,连对海塘极为重视的明代也大为不及。正是在此财力支持下,才有浙西大石塘的完美修筑。
　　二是治塘技术大有进步。以土、柴、竹、石为原材料修筑海塘是明代以前杭州湾北岸的主要筑塘方法,然而由于技术的、自然的原因,这些石塘、土塘、柴塘、土石塘收效甚微,导致海岸线不断内移,沿海大片土地为海浪所吞没。因为风急潮高之处,并非单纯用石料叠砌修筑就可,还需要讲究砌石的方法。弘治十二年 (1490),海盐知县王玺在筑塘时用纵横交错的方法砌石,有一纵一横,有二纵二横,微采陂形,比之以前的石塘更为耐久,成为样塘。嘉靖二十一年 (1542)水利佥事黄光升在海盐修筑石塘时,在前人样塘的基础上,增加为五纵五横,号称鱼鳞大石塘,鱼鳞大石塘每丈费银300两,然而较以前的普通石塘抵御风潮的能力大大加强,成为沿海重要地段的标准海塘,并在平湖、海宁等地推广。
　　三是管理趋向规范。海塘修建后的管理也极为重要,有人专管才能及时洞悉海塘的情况。若有塘坍塘裂,即向上一级汇报,可及时加固修筑,减少损失。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在修建鱼鳞大石塘的同时,把沿海海塘用千字文标明号段,每段设塘夫、塘长负责,增加了管理力度。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廷又在嘉兴府增设同知一员加海防衔,专门负责海盐、平湖两县海塘。雍正十一年(1733)至清末基本上由100余名海防官兵分澉、盐、平三汛分汛巡防。
　　四是地方官绅重视沿海山体的天然屏障作用。澉浦、乍浦、黄湾一带群山列布,为海上天然屏障。明清海塘修筑大规模使用块石,沿海私山的山主或为了个人利益出售山体,用以开石,或塘工为了贪图山体近海的便利,随意在近海山体上采石,而山体夷为平地或者松动,必将使其丧失抵御海潮的作用。在雍正年间乍浦汤山公案下,海盐相继发布了禁止开采濒海诸山的文告,主要有 《请禁长墙长采石》《永禁葫芦山采石》《永禁秦驻山采石》《永禁高阳山黄沙坞采石》。沿海诸山的保护不但有利于防御海潮,同时也保护了沿海的自然生态与景观。
　　正是在社会上下的重视下,才在杭州湾北岸主要地段筑起了 “海上长城”,抵御了海潮的不断侵袭。不但海岸线得以巩固,且海溢灾患也明显减少。

　　三、水利行动下的环境变动

　　长期以来,江南的水利建设受到多方关注,并通过诸多途径和手段加以整治。而海盐作为典型江南的一个县域,其水利行动也折射了地域的治水理路,反映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官绅民合力、区域统一行动、注重系统、疏堵结合、先河道后海塘河海兼治、强化管理等方面。如,修筑海塘的主体从县级政权升级到中央政权,在河道疏浚及堰闸设置过程中也时常见到督抚、府级官员和地方绅民的身影,独到精致的南乡水利系统和巍峨壮观的大石塘体现了治水的智慧和决心。虽然限于多种原因,这些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根治地方的自然灾患,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地域环境变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一,稳固了海岸线,保障和优化了县域府域乃至整个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三代及秦汉时期,江南扬州之地长期落后于中原。《禹贡》对江南扬州 “地惟下下”及汉初司马迁对楚越之地 “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描述,说明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和生产。但汉唐以后随着江南大规模的水利行动,不仅建立了精致的内河河渠体系,又筑起了巍峨雄壮的浙西海塘,特别是明清鱼鳞大石塘的建立,巩固了自汉晋以来日益内坍的海岸线,从而优化了地域自然生态环境。
　　其二,促进了地域经济的发展。海滨地域,海溢不断,盐碱化严重。腹地低洼,涝灾相继。得益于河海整治,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垦,并且良田化进程日益加快,“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者”。
　　至宋元明清,江南后来居上,是王朝国家的富庶之地和财赋渊薮。 《元史》言: “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就海盐而言,海塘的修筑使海盐沿海原有不毛之地成为腴田,而南乡水利系统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灾情,使海盐既有鱼盐之利,又有稻作蚕桑棉布之益。水利行动又使海盐形成特色经济,在沿海为鲍郎、海沙两大盐场和棉花棉布生产;在腹地,河水清纯,稻作丰稔,又使蚕利大兴。晚明天启 《海盐县图经》云:“盐邑素不习于蚕,近三四十年,蚕利始兴。今则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至清代全县 “比户以养蚕为急务”。市镇数量和规模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元代,境内市镇为5个,明代为7个,晚清为12个。市镇作为联结城乡的工贸中心和市场中枢,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市镇日益繁荣,成为巨镇。如,海盐西乡的沈荡镇,明初还只是刚刚形成的商贸草市,至明末 “为大镇,去县十六里,水四通”。
　　其三、促进了人口的繁育。海盐是嘉兴境域成立最早的两个县之一,但由于区域不断开发,屡屡析县 (一析海宁、二析华亭、三析平湖),至明清是嘉兴府七县中规模较小的县之一。虽然规模不大,但海盐在明清时期是全府乃至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域。以道光十八年 (1838)为例,海盐人口为52万多,每平方公里1000余人,嘉兴全府则为900余人。

　　四、后论

　　在传统社会,水是农业的命脉,更是万物之源,是一切生物生存的物质基础。自20世纪以来,对传统中国水利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果纷出。学界关于水的叙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 “治水社会”,一是 “水利社会”。前者以德裔美籍魏特夫为代表,他倾其一生研究东方社会,并于1957年出版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提出 “治水—专制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模式,作为其理论依据,并把 “治水社会”与 “东方专制社会”“亚细亚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混同起来;后者以日本学者森田明和国内学者行龙、张俊峰、冯贤亮、钱杭等为代表。森田明的 《清代水利史研究》《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行龙的 《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张俊峰的《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冯贤亮的 《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钱杭的 《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钞晓鸿的 《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鲁西奇和林昌丈的 《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等论着,从水利类型、水利制度、水利习俗、生态环境、社会变迁、环境变动等层面考察水利社会的丰富内涵。应该说,两种研究路向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前者是冷战时代注重政治史、军事史的产物,“治水”简化为 “治国”。中间经历了 “水利共同体”理论后过渡到现当代的 “水利社会”。 “水利社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史研究崛起下的产物,并与 “治水社会”展开对话。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力图从本体论上诠释传统中国的水利,如果说前者为 “东方专制主义论”服务,则后者试图把水利视作解读传统中国社会的锁钥。
　　当然,就前者言,可以看到政府无论对江南河渠还是海塘都有相应的作为,难以 “加以彻底否定”。就后者言,“水利社会”揭示了丰富的社会史,更包含了丰富的水利文化史,视角更为全面宽广。以海盐水利信仰而言,从澉浦长墙山山北的石帆村黄道庙 (南宋以前建,主渡海舟楫安全)到县城西南20km鸬鹚湖湖畔的黄道庙,从澉浦南门外的天后宫和长川坝海塘上的天后宫 (俗称娘娘庙)到澉浦城内塘门弄的金王庙 (明初建,全称为护国随粮王运德海潮神),从澉浦天后宫到关帝庙之东的张六五相公庙 (即英济侯庙,又称扞沙大王),从六里堰的三官堂庙会到乌丘塘上的三官堂 (天官、地官、水官)庙会,从澉浦农历五月二十日的分龙会 (龙王庙)到县城之东海塘上的海神庙,从通元宁海寺到武原天宁寺寺后的镇海塔,从唐宋广陈 (明代以前属海盐)金山显忠行庙 (祀汉代大将军霍光,主海上贸易安全)到当湖湖滨的显忠庙,再到明代县城西北的海宁卫圣妃庙,这些神灵信仰的背后是对水的祈祷和对海的敬畏,构解了水利社会与生活的信仰体系,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的水利行动一起,构成了宏大丰富的水利文化,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整理和重新审视。一切的背后是上世纪后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的 “文化转向”和 “历史转向”。

　　参考文献:
　　[1]伍余福.三吴水利论题辞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
　　[2]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1[M]//四库全书:576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2.
　　[3]嵇曾筠,李卫.纂修:浙江通志:卷52[M]//四库全书:520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1.
　　[4]昆岗,吴树梅.纂修.清会 典:卷60[M]//续修四库 全书:594册.影印 本.上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2003:582-583.
　　[5]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M].徐式谷, ,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9.
　　[7]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M].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