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长期以来，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加之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偏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而需要靠修建水利工程，通过人工灌溉来弥补。
因此，中国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农田水利的兴修。
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扩大了运输，加快了物资流转，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本文探讨的是古代历史上地处中原的驻马店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一在中国古代史上，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不论是在平安时期，还是在动乱岁月，水利工程建设一直在封建政府各项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夏朝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已初步建成了蓄、引、灌、排等农田水利体系。真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其后，农田水利事业由中原逐渐向全国发展。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规模之宏大、设计之巧妙、技术之高超，在当时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二十四史中的《河渠志》《地理志》《一统志》，都留下了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大量文献记载。
驻马店地处中原，地形以平原为主，是我国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东部是广阔的平原，西部一小部分为山地，主要是豫南桐柏山向西北延伸的余脉和豫西伏牛山向东延伸的余脉。驻马店地区大部分属淮河流域，河流大都流入淮河，少部分流入长江。这些河流大致可分为四个水系，即洪汝河水系、淮河干流、汾泉河水系和唐白河水系。
在原始社会时期，黄河尚无河道，汛期到来，河水漫灌，今驻马店一带顿成水乡泽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水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到了尧舜禹时期，由于水患严重，水利的兴修就成为摆在先民面前的主要任务，所以鲧禹父子在伯益、伯夷的帮助下，“劳身焦思……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了治水，大禹“身执耒锸以为民先”,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被传为千古佳话。在今驻马店地区，汝河经过大禹治理后，基本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河流走向。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国都重视农业，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开水沟，就是为了引来需要的水分，排除农田多余的水，因此，开渠灌溉，开沟排水，是当时农田水利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商、周时期，人们在农田中修筑沟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沟洫工程有了发展，技术水平也有了新的进步。魏国为称霸中原，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修建了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鸿沟。
它“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可以灌溉农田，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使中原地区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同时，鸿沟从今河南荥阳南下，经汝河进入淮河，沟通了黄河与淮河，改善了中原地区的水上交通。
在利用地下水方面，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井。由于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所以人们就利用井水来灌溉农业。战国以来，利用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到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形成了面积较大的井灌区，是当时全国几个重要的井灌区之一。清代方承观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
两汉时期，今驻马店地区属汝南郡。就农业生产来说，汝南郡地势平坦，并非属于“山川之饶”或“山林之饶”之地，而是属于“地薄”的自然条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地薄，寡于积聚。”
但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一系列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兴建，促使汝南郡由低产地区变为农业高产区。汝南郡因此成了与关中、冀、鲁和成都平原等齐名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同时也因经济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郡。
据史料记载，两汉时汝南郡境内有河道 23 条，主要有洪河、汝河、淮河等。众多河流流经该郡，为农业灌溉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然而，一遇到暴雨等灾害天气，该郡又成为水患之地。因此，修筑人工湖渠，兴利除弊，根治水患，成为历代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主要任务。鸿隙陂水库的修复治理，就是两汉时期汝南郡境内修建的最大的水利工程。
所谓陂塘，就是利用自然地势而修建的贮水工程，相当于今天的小型水库。其功能是蓄水灌溉，兼有防洪除涝以及养殖等方面的作用，其缺点是库容量小，容易被山洪冲决。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塘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到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汝南郡地势西高东低，河湖众多，是最适宜修筑陂塘的地区。
汝南境内的鸿隙陂水库，是汉武帝元光年间由治水专家、汝南太守郑当时主持修筑的，初名“龙渊宫”,又名“濯龙渊”,因其中心地区原是名为鸿隙陂的自然水泊，所以又叫鸿隙陂。从历史沿革与实地考察来看，该遗址在今大、小洪河流经的上蔡、平舆、新蔡到淮滨境内，大致位于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的结合处。此陂的兴修，改变了昔日每遇夏季涨水“道路化为陂池，汝水涨溢，城墙危险，湿气薰蒸”的现象。但是，到了汉武帝后期，国库空虚，堤防失修，洪水外溢，重新出现水患。翟方进当丞相后，奏请汉成帝扒堤放水。陂废后，虽然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耕地，节省了一批堤防费用，但不久气候干旱，无水可灌，农业连年歉收，百姓苦不堪言。
汝南人民修复鸿隙陂的愿望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继位后才得以实现。建武十九年（43 年），刘秀巡视新野等地，召其姐夫、汝南太守邓晨随行，决定修复鸿隙陂。邓晨返回汝南郡后，任命许扬为都水掾，专门负责修复鸿隙陂。许扬是汝南郡平舆人，东汉时杰出的水利专家。许扬表示，为实现家乡人民修复鸿隙陂的愿望，诚愿“以死效力”.他经过认真考察，严格测量，精确计算，根据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西南向东北倾斜的高下形势，“起塘四百里”.所谓“塘”就是水库的坝堤，即修筑了长达400 里的大坝。由于工程很大，花了数年时间，才把废弃的鸿隙陂修复。修复后的鸿隙陂的规模及效益超过前代，“百姓得其便”,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的郡，而且“鱼稻之饶，流衍它郡”,附近地区也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美的鱼米之乡。
鸿隙陂大坝建成后，上达京洛，下通关越，通过鸿隙陂水域，贯通娄成、汝阳、慎阳、新蔡、富波等县，便利了漕运。今天我们在大坝右侧仍可发现多处汉代小城镇遗迹，由此可以想象，昔日宽广的堤坝上绿树成荫，车水马龙；坝堤内舟舫往来，百舸争流；沿岸商业集镇，客贾充盈，一片繁荣景象。鸿隙陂的修复，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一大壮举。
除鸿隙陂外，汉元帝时，召信臣为上蔡长，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 3 万亩。为了管理好水利设施，避免纠纷，召信臣还让百姓讨论，制定了用水公约，刻在石碣上立于田间，让百姓自觉遵守，为吏民称颂。光武帝建武初年，上蔡长杜诗，因蔡民素被水患所困，遂在上蔡县东每 5 里开凿一条河沟，用于疏浚水道，以杀水势。分别称为杜一沟、杜二沟、杜三沟、杜四沟、杜五沟。开此水沟后，“蔡人德之，号曰杜沟”.因五条沟像五条龙一样横亘上蔡境内，故又称为“五条龙”,今上蔡五龙乡也由此得名。
永元年间（89 年~104 年），何敞任汝南太守，他主持修复了新蔡县北阳旧渠，新垦水田 3 万余顷。建宁三年（170 年），新蔡县令李言修复青陂，灌田500 余顷。据史料记载：“青陂，汝水环其东，皆良陂大泽，沃壤广野，所谓财府也。”
水利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驻马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化。自西周至春秋，黄河流域农作物以为黍稷为主，而到战国及秦汉时期，粟、菽、麦则成为当地主要农作物，魏晋时期开始种植水稻。菽、麦和水稻等作物对水分的要求较高，这也是推动水利灌溉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火不断，今驻马店所处的黄淮地区成为各军阀争夺的地区，农业生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许多农田荒芜，水利设施遭到严重损毁。而此时江南经济得到开发，并迅速超过中原地区，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但是，在天灾和战争的夹缝中，驻马店地区的水利建设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国魏文帝时期，关内侯贾逵任豫州刺史，他针对汝南东部多洪涝灾害的实际情况，“造新陂……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把汝水、颍水、淮水、鸿隙陂、弋阳陂连接起来，不仅发展了漕运，支持了对吴战争，而且扩大灌溉面积数万顷，促进了汝南东部农业的发展，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贾逵，把新开的 200 里水道叫“贾侯渠”.曹魏末年，邓艾任豫州刺史时，在汝南东部一带，“乃开广漕渠”.广漕渠的开凿，不仅扩大了汝南东部一带的灌溉面积，而且为后来西晋灭吴战争提供了便利的水上通道。
由于水利的兴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今驻马店境内逐渐变成了水稻种植的主要区域。当地农作物中，除水稻之外，还有麦、粟、豆等，丰富了人们的食物种类。
隋唐时期，今驻马店地区由汝南郡改为蔡州。由于全国统一，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这里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比较注意水利的兴修。隋朝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开凿了大运河，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形成了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汝南郡的百姓参与了隋大运河的开凿，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如隋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隋开皇三年（583年），诏令天下开挖河渠。汝南郡根据汝阳县东部地势，动员百姓进行汝水改道工程。汝水自今汝南县东南被拦腰截断，沿鸿隙陂南侧东下，即为现汝水河道，鸿隙陂被重新开垦为农田。疏浚改道后的汝水流量很大，北通洛阳，南达吴越，成为隋朝东南地区向京都运输财物的主要水路通道。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宋建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宋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诏，召集流民，奖励垦荒。同时，宋廷对地方官也采取奖励政策，其政绩以各地垦田及户口增加的多少来衡量。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由于宋初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兴修水利便成为各地方官的重要任务。当时，今驻马店地区属蔡州和唐州。北宋初年，不少名臣在蔡州为官，如欧阳修、刘敞、吕公着等。他们在蔡州为官时，能够体恤百姓，领导百姓兴修水利，“导水溉田，善政甚多”.张公在正阳修复了青陂，变“榛莽而为稻粱”;赵尚宽在唐州主持修复了马仁陂，并招集移民垦荒。所有这些，都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128 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南宋东京留守杜充掘开黄河，使黄河自泗入淮。可是，这次决河不仅没有阻止金兵南进，反而成为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泛入淮的开始。从此，河道形式更加复杂，水患愈加严重。
三元朝建立后，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事业，在今驻马店地区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汝河的治理。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在汝水西部源头，于舞阳卸甲店北锅口截断，导其上游甘江河入澧水；在汝水北部源头，原由郾城经上蔡入汝南，后在漯湾折东入颍水。汝水南源溱水（在确山），在新蔡西流入淮河。西汝堵断后，蔡州所属下游各县，水患解除，人民生活相对得以安宁，故改蔡州为汝宁府。泌阳县境内长期失修的马仁陂，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在泌阳邑令程中贤主持下重新修复。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 年），从舞阳卸甲店乾江河（今三里河）会洪河处截流，向北凿渠 6 公里，引乾江河水入澧河，洪河流域水患减轻。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明代，汝宁府各级官吏非常重视兴修水利。
洪武八年（1375 年），汝宁知府万孟雅主持修筑汝南城北汝河大堤，建泄水闸 2 座。成化年间，西平县令把西平城两侧的洪河弯曲段取直，大大减轻了当地的水患。嘉靖年间，西平境内乾江河改入洪河故道，大片良田被淹。知县王诰带领当地人民疏浚渠道，加筑堤坝，使乾江河水复入澧河。新蔡知县闾东带领当地人开九沟，使新蔡段的洪汝水直接注于淮河。万历年间，汝阳知县岳和声派大司农金钱主持筑堤于汝河东岸，逶迤 50 里，并浚通沟渠，重修鸿隙陂。遂平知县徐世隆在沙河两岸，筑修河堤，以防水患。天启元年（1621 年），遂平知县胡来进，因石羊河水东流漫溢，在吴家桥处开挖新河 3 里，宽、深各 2 丈，引石羊河水汇流于沙河，水患大为缓解。
清代，汝宁府历任官员都重视水利建设，特别是雍正年间田文镜治河南时，汝宁府共修建渠、堤、塘、河、堰、沟、港 400 余处，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驻马店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总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通过对驻马店历史上的水利工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水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农业的盛衰又与驻马店在全国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先秦至秦汉之际，由于鸿隙陂等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地处中原的汝南郡成为国内大郡，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长江中下游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战争不断，老百姓为逃避战火，大批居民南迁，汝南郡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
明清以后，黄河多次改道、溃决，都给驻马店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历代统治阶级虽然非常重视兴修水利，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地区的水害问题，所以，自明清以来，驻马店地区水患不断，农业经济始终在低水平徘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驻马店地区的农业经济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清]方观承。御题棉花图[Z].
[4]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诗：小雅：白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重修汝宁府志·水利（嘉庆年）[Z].
[7] [宋]范晔。后汉书·杜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晋]陈寿。三国志·贾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晋]陈寿。三国志·邓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唐]魏征等。隋书·炀帝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