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元朝亡，明初的书风完全处在元人书风的笼罩之下，杨维桢、俞和、危素等皆是由元入明，而吴门宋克得饶介亲授，书艺大进。《明史·文苑传》称：“杜门梁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其《录子昂兰亭十三跋》清雅秀丽，颇见子昂笔意。与而后的宋广、宋璲，并为“三宋”。宋广、宋璲之草书，出入变化，不主故常，出于旭素，奄有名家之风韵。
洪武七年，朱元璋设中书舍人一职。黄佐《翰林记》云：“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其职主要担任缮写工作，奉旨写书籍、册宝、图书、册页等。于是端庄严谨的小楷便随之兴盛，并直接为宫廷服务。永乐年间，台阁体风靡朝野。成祖朱棣选28人专习羲献，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善书者可以为仕，极大地刺激了文人对台阁体的追求。
解缙（1369-1415），字大坤，一字缙坤，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庶吉士，解纶之弟。成祖即位，擢侍读，直入文渊阁，参与机务，主编《永乐大典》，为有明一代第一位内阁首辅。其才高好直言忌，屡遭贬黜。
解缙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进士;父亲解开，一心从事着述、办学培养人才。母亲高妙莹，亦出身于书香门第，通音律、书史。生活在如此家庭，并自幼聪敏绝伦，有“神童”之称。5岁诵书，7岁述文，12岁尽阅天下图书。洪武二十年，一举夺得江西省解元。次年赴京会试，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中进士，遂名噪天下。解缙才气放逸，有才子之目，诗文书法并称于世。
明吴宽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关于自己的师承，解缙其言“吾中间稍闻笔法于詹希元，惜功夫未及，草草度时，诚切自愧赧尔”。
作为名噪一时的宫廷书家，小楷是其必备的书艺。相传有《黄庭经》，惜不传世。但从王世贞跋其《黄庭经》可窥其风貌：“解春雨才名燥一时，而书法亦称之，能使赵吴兴失价，百年后寥寥乃尔。然世所见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作狂草故。
今此纸小楷《黄庭》，全摹临右军笔，婉丽端雅，虽骨格稍逊，却不输詹希元、陈文东也。”可见其书当属二沈一脉，以妍美为态，少有古朴意趣。
解缙传世书法作品多为大草，代表有《游七星岩诗》《草书文语立轴》等，如王世贞所言，多作狂草，又功小楷，显示了当时书家极端的两面性。而大幅立轴的草书创作，元代几乎没有，其草书风姿，多为连绵草，乃为宣泄情绪而书。然其草书艺术却不敢令人恭维，满纸缠绕画圈。王世贞云：“縦荡无法，又多恶笔。”一个楷法精绝的宫廷书家对草书竟如此狂荡，解缙并非不通法度之辈。其行草书《自书诗卷》，因非悬之厅堂之大幅，写的饶然有趣，颇具风姿。其《游七星岩诗》，满纸烟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如滚滚波涛。
解缙留下了一部颇为中肯的论书——《春雨杂述》，述及书法的有《学书法》《草书评》《评书》《书学传授》等篇，其中表现出以下观点，下面一一论述之。
一、重视书学传授
解缙重述了唐以前“书家授受之祖”始于蔡邕之说，唐以后的传授则由其编撰，其所述赵孟頫传康里巎巎，康里再传饶介、危素、詹希元一线为有元一代的重要史料。重视书学传授实则是强调师古的重要，仍承袭赵派书风。
二、强调功夫
解缙其言“大要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功夫”，与东坡言“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秃万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有同工之妙。盖强调学书要多用功夫，正如智永禅师数十年不下楼，终入山阴之室。同时告诫现如今学书者虽不至“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的境地，亦要勤于练习，与古为徒。
三、强调精熟
“熟”在其草书作品中多有体现，其作书便一味求熟，言之“功夫精熟，久乃自然”。观其书法，此论颇有不当处，一味求熟，便失骨力，倒不如董香光“字须熟后求生说”（《画禅室随笔》）更为确切。
四、精益求精
解缙十分重视精微的观察，谈《兰亭》谓之“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份太短”，学书当视其精微得之，甚至要求精微达到“对之仿之，如灯取影，填之补之，如见照形”。不禁令人想起百年前白蕉临写《九成宫醴泉铭》，置于阳光下竟于拓本重合，可见功夫之深。今日学书者当如是也，没有捷径，当步步为营，扎实基础。
解缙的书学体现了明初书法观的特质，一是继承元代崇古，师法晋唐一脉的取向和重功力的书法观，二是对赵吴兴书法的推崇。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纂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这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其的图书均为删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上至先秦，下至明初，包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
做为有明一代的第一位内阁首辅，解缙留给人们的遗产是丰富的，其渊博的知识修养为人所敬，尽管书法上不及文征明、董其昌辈，然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尚的人格当为今日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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