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国内国际新的发展实际。作为文化体制建设中的艺术体制更是以文化体制改革中排头兵的身份来实现其成熟化的自我建构，此过程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事业的发展，尤其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书法艺术来说则是面临着一次全新的结构性调整，其涉及书法文化的创造、传播、消费、评价等环节及因素。其中，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就是在这种艺术体制的挟持与促生下，在双重内力的交互作用下，步履蹒跚地迈向它的理想胜地。就当代艺术体制而言，其构成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而最重要的是离不开对“艺术界”的把握，当代美国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艺术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贬低的东西的，即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历史的知识”，即评判艺术的重要标尺是来自于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了解。由此，在历史与审美的双重视域下来讨论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问题，也是对当代艺术体制建构的一种积极回应。需要指明的是此处的“书法文化场”一词是受法国人类学、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即“文学生产场”（the Field of lite rary production）的启发，即在当代中国艺术体制的话语框架下，以审美与历史相交融的双重视角来观照书法文化，从而在审美观念的流变与历史价值的重估中探求当代书法文化的话语生成问题。
一、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三维”特征
构成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主要表现为鲜明的历史性因素、地域性因素及开放的世界性艺术观念。书法艺术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明显的跨界性，表现在时间上是自殷商甲骨文至今绵延了3500多年的书法艺术史依然稳步向前推进；表现在空间上是以华夏中原汉文化圈为中心，书法艺术不断向周边地域扩展。其中地域性及历史性因素作为内因支撑着当代书法文化场的结构特性，对其话语生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开放的世界性艺术观念则作为外因促使着当代书法文化场在世界视域下不断调整自身的呈现状态，以回应民族艺术与世界艺术之间的张力冲突。以下即从时间、空间及综合判断三个理论维度来展开论述。
1.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历史性特征
书法作为具有上千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秉持着实用书写与艺术审美的高度统一，由此形成了书法艺术在产生和接受上所具有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双重特点。在当代，尽管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不断对书法发展产生冲击，但作为具有深厚理论和实践背景的书法艺术，其话语的建构依然较多地依赖于传统理论范畴和经典书法家作品的支持。因而，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一方面需要对传统书论作全面而深刻的学理性梳理和当代化阐释，从而激活传统书法文化场话语的理论因子；另方面也应对书法史上留存下来的经典书家及作品作深入的解读，为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完满实现提供实践佐证。
2.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地域性特征
书法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依附于汉字这个“质料”作为自身的载体，而汉字在20世纪之前主要流行于汉文化圈，也即书法文化具有显明的地域性特征。
所谓的汉文化圈主要指的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周边地区，诸如朝鲜半岛、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周边汉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也曾长期使用汉字和传播书法艺术，早已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的本国本地区审美意味的书法形式，他们同样是建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重要因素。加之，中国历史悠久、地广人稠、风俗习惯多样，因此也就促成了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总的来看，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为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生成及扩充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3.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世界性特征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此论断未必人皆信之，但至少可以从一个可能性的理论维度来阐发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凸显书法文化的民族特性，从而在建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话语生长点，以便从容慎重地与当代西方艺术观念展开深入沟通。立足于当代学术视域不难看出，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既应尊重民族特性，同时也离不开世界艺术话语这个大的文化环境，日本学者平山观月在《书法艺术学》一书的结语中写到“若根据创造国民文化是为创造世界文化作贡献的文化理想，则中国的书法与自然观（天地造化的理法）之间的一致，和日本的书法与道（人性的自觉）之间的融合即是应该作为民族的特殊文化加以维护保存的”。从这一点来说，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必然会带有明显的世界性特征，是国内与国际书法文化场话语冲突与交融的产物。
总之，探求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问题需要对其历史性、地域性及世界性作出合理的把握，法国社会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是滋生艺术的温床，此种艺术社会学的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
二、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传统特性分析
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生成离不开对其民族性的尊崇及自律性的深度挖掘，尽管在以实验水墨为代表的现代书法艺术的挑战和质疑下，传统的笔法、墨法、章法等笔墨程式不断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但就当代中国书法的整体形势来看，传统的笔墨程式仍然在整个书法文化场域中释放着强大的生命活力，无论是书家创作，还是理论家撰文，都不能不顾及到书法艺术的传统特性。
此外，当代先锋书法多受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除推出了实验水墨外，还出现了表现主义书法、象征主义书法及符号图画书法等，对此书法界尚未完全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仅从审美接受效果上来看，先锋书法也在不断地遭受着社会民众和专业人士的批评，步履维艰。
可以说，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传统因素在与现代艺术观念的角逐与碰撞中仍然发挥着自身的主导作用。因而，探讨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问题，就需要对中国书法文化中富有传统特性的范畴、命题予以特别重视。以下将对意象、神采、气韵三种重要的传统书法范畴做一简要分析，目的在于阐明中国书法的传统范畴因素在建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中所发挥的重要价值功能。
1.意象
意象是指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呈现于审美主体观念中的艺术形象。“意”、“象”源于《周易·易传》“言、象、意”及“立象以尽意”的理论，后经《庄子》一书的发展，到了魏晋时代的王弼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象”的命题，而稍后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个文学范畴，由此意象被逐渐引入美学艺术领域，成为阐明诗歌、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
由于书法以墨色的点线语言来表达自身的艺术内蕴，在隶变之前，汉字的象形程度较高，自隶变之后，汉字的符号倾向则愈加明显。所以说，书法中的“象”不同于诗歌、绘画中的“象”那么具体可感，书法中的“象”相对而言是抽象性的、意象性的，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字在起始的时候是象形的，这种象形化的意境在后来‘孳乳浸多’的‘字体’里仍然潜存着，暗示着。在字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里面的骨、筋、血、肉，以至于动作的关联。后来从象形到谐声，形声相益，更丰富了‘字’的形象意境，像江字、河字，另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汩汩的水声”。总的来说，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象形性”到“意象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正缘于此才给书法“意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2.神采
南朝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认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最早提出了“神采”、“形质”的概念，“神采”和“形质”是书法艺术表现的两个基本要素，“神采”需以“形质”为载体方可实现自身的表达诉求。自西汉以来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审美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因而在历代的书论家中也不乏像王僧虔那样十分强调神采形质兼得的观点。但重“神采”轻“形质”这一观念也受到同时代“贵神贱形”哲学思想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道家的“自然无为、大音希声”的观念在起作用。而且就儒道两家在书法实践领域的影响力来说，儒家也显得逊色一些。具体来说，书家在创作中对于“神采”的关注是“形质”远远不可比拟的。譬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刘中使帖》、徐渭、傅山的草书等书法杰作都将“神采”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见“神采”作为中国书法传统范畴的重要性。
3.气韵
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绘画品评的六法理论，“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此六法是南朝时代关于绘画品评的理论总结，后又转入对书法的品评，进而对书画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到了唐代，李嗣真首次提出了“逸品”，后有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记》中标举“逸格”。所谓的“逸”是指书法创作中创作主体自由驾驭技法，在无所拘束中畅然表达心境的一种艺术境界，逸品的笔墨气韵灌注、灵动活泼，所以在书法品评中历来位列神、妙、能三品之上，是书法品评的重要尺度，而逸、神、妙、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气韵表达上的差异。
气韵对各品级起着内规定性的作用，从气韵这一范畴出发，可以推演出大量的书法理论概念及命题。
以上三者，是中国书法文化场传统话语的重要范畴，甚至是核心范畴。当然，中国书法的传统范畴并不只限于此。要建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就需要我们对传统范畴作出全面的梳理与整合，在当代艺术话语语境下不断激活传统话语因子，以保持民族艺术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三、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的多维融合与期待
由于世界艺术观念的不断介入及当代中国艺术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客观上要求当代书法文化场的话语生成必须不断地作出自觉调试，在不丢弃自身民族特性的同时，又能适应当代世界艺术语境的大环境，努力寻求与世界艺术观念的双向沟通。
在当代书法文化场中古典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激烈争锋，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多维交融，书法文化场自身话语的破裂与重组，以及与绘画、音乐、文学、美学、哲学等话语体系的碰撞交流，致使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一方面自觉的继承传统书法文化的话语特性，另方面不断地吸收借鉴他者的话语要素来丰富自己。而在这种多维话语共在的视界融合中，最富文化意义的“主体的人”是最值得关注的，历史上一切优秀伟大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而使其显得光耀万丈，同时也正是因为艺术作品才更为形象地彰显了文化的人的不朽与伟大，“古希腊的雕塑借助神的躯体来赞美人的完美，金字塔表现了人的价值的永恒，哥特式建筑希翼人的灵魂的超脱，而中国的书法则是用黑白相间的线条讴歌了自我完善的人格，这大概也是这门东方艺术的民族性所在吧”。
总之，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的多元性及“多声部”话语体系的在场性决定了其自身生成的复杂性和长久性。基于此，我们应立足于21世纪的世界艺术语境，立足于优良的中国书法传统，立足于当代中国的艺术体制，以审美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来努力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模式。
四、结语
虽然当今世界的艺术话语体系在后现代文化背景的威逼下不断走向“建构又解构，毁灭又重生”这样一种后现代理论架构范式。但从中国书法文化的自律性本身来讲，建构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体系既是对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的一次全面肃清，也是汇入世界艺术巨流的必要准备，因而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当代书法文化场话语生成需要成熟健全的艺术体制的支撑，而艺术体制的建立完善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过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不断地引入西方艺术体制的新成果、新观念，并结合我国丰富的书法实践和文化传统，在古今对照与中西比较的方法论视野中不断拓展书法理论的研究工作，以推动我国当代书法文化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