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895 年王尔德的第三部重要剧本《理想的丈夫》在伦敦秣市戏院上演。“本质上而言，《理想的丈夫》就是关于王尔德自身的一个戏剧，将其公众生活和私生活拼凑在一起。 在表演中使其客观化，在修改中再次客观化。 ”
剧中的奇尔顿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前程无量的议员，是众人眼中理想的丈夫。 但这一切都是靠多年前他出卖内阁文件换来的。在一个女人的威胁下，他又准备第二次损害国家利益。 最终在好友戈林子爵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和妻子和好如初。这部戏剧和前面两部戏剧是王尔德的系列剧，它们有内在联系，前面戏剧中的女主人，厄林恩太太、阿巴斯诺特太太在生活中都有可指摘之处， 不为上流社会所接受，但她们的灵魂健全。 但这部戏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精英，是众人眼里膜拜的对象，然而他过去的行为却也很不光彩。 “理想丈夫”一点也不理想，反倒是女人们堪称是理想的妻子。
女性在这部戏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女性人物的出现巧妙地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谢弗利太太的登场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奇尔顿爵士瞬间走向毁灭，而奇尔顿夫人则成了拯救丈夫的天使。 谢弗利在剧中扮演着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利用奇尔顿爵士当年的丑闻来要挟他。和前面的戏剧不同的是这里女性成了强者，她掌握着主动权，而男性则成了被动者。王尔德之所以这样安排剧情，让一个女性，而非男性充当要挟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的关系。 19 世纪末期，西方女权主义高涨，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和男性获得平等的权利，她们要求政治选举权，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王尔德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甚至在 1887 年担任《女性世界》杂志的主编。他认为《女性世界》应该成为“表达女性在文学、艺术和现代生活诸多问题上观点的喉舌”.
塔利拉·莎弗写道，“王尔德自认为他能心怀感恩地赏析女性文化，并因此强调他是女性服饰的最佳继承人。 ”从谢弗利太太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王尔德的写作意图：现实社会中的弱者也可能出其不意地成为强者，成为抗衡男性的不可小视的力量。
谢弗利太太热衷政治，“政治就是我唯一的快活……我更喜欢政治。 我认为政治更……合适。 ”[6]398王尔德塑造的谢弗利太太是一个不同于维多利亚传统女性的人物， 维多利亚上层社会女性热衷的是社交，而非政治。 但谢弗利太太却周旋于属于男性的政治世界，她认为政治是一种更精明的游戏。 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性，戈林子爵评价她“白天是一位天才，夜里是一个美人儿。”[6]401她懂得如何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举动，为了不使她的经济受损，她一度成功地驾驭了奇尔顿爵士。 为了她自己的爱情，她以归还信件为筹码诱惑戈林子爵娶自己。 尽管最终，她输在了这场较量之中。 她输给的不是自己，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社会。她的失败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们寻求自身权利的失败。
奇尔顿夫人是一个安于本分， 循规蹈矩的女性，是众人眼里的好女人。 她深爱自己的丈夫 ,当听说丈夫支持阿根廷投机项目时，她极力反对，因为这是一件有损名誉的事，她和自己的丈夫进行了一场深刻辩论，她甚至认为“一个人的过去就是他的现在。看人就是要看人的过去。”[6]417她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女性，她用自己的判断去影响了奇尔顿爵士，她为奇尔顿爵士贴上了一个完美的标签并且时刻保持着其完美。 “对这个世界，对你本人，你就总是一种理想。 哦！ 当好这样的理想吧。 伟大的遗产是丢不得的-象牙之塔不能摧毁。”[6]419她将自己对生活的唯美主义思想转移到其丈夫身上。当她听说了丈夫过去的丑闻-出卖内阁文件时， 她直言斥责奇尔顿爵士戴着一副假面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最终，为了拯救自己的丈夫，她放下了一切，甚至同意其丈夫回归政治生涯。
五
《莎乐美》是王尔德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悲剧。 但《莎乐美》曾一度被禁演，因为它的故事出自《圣经》。 英国有一项古老的法律，禁止人们在戏台上表演圣经人物。 尽管如此，这部戏剧收到王尔德同行们的高度称赞。马拉美在写给王尔德的信件中说道，“我感到惊讶，虽然在你的《莎乐美》中，一切通过恒定、耀眼的笔触来表达，但每一页上却又有着难以形容的事物和梦幻。 所以，无数的清晰珠宝只是长袍上的附属品，用来衬托你最终创造的那位年轻公主的神奇姿态。 ”[1]506剧中的莎乐美是一个象征形象：
她为了得到乔卡楠的头不顾一切，甚至白白牺牲了自理论己。 这个人物对王尔德尤其有象征意义，首先象征他对唯美主义不屈不挠的追求， 其次预兆王尔德我行我素的悲剧结局。他因有碍风化罪入狱服役俩年，不久后去世于巴黎。“从迷人宗谱的角度来审视王尔德的《莎乐美》，一个雄心壮志而又具多维性的宣称应运而生了：这部戏剧蕴含了美学犯罪的预兆性，它为女性，同性恋，各种题材的文化产品提供了革命性的典范。 ”
莎乐美是朱迪亚的公主，希罗底和前任国王的女儿。她美丽动人，现任国王希律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戏剧的开篇就预兆了莎乐美的最终命运。她的出场始终伴随着月亮，月亮就是她的象征。 希罗底的小童看见了月亮，“它像一个女子从墓中缓缓而起，它像死去的女人，你会觉得它在寻找死去的东西。 ”[6]578莎乐美最终死去了，她也一直在寻找死去的东西，先知乔卡南的头。 莎乐美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清楚她的继父盯着她的意图，她借月亮自比明确了自己的态度，“看见月亮多好啊，我敢说她是一个处女，具有处女的美。是的，她是一位处女。她永远不会糟蹋自己。她永远不会像别的仙子那样，心甘情愿地委身那些臭男人。 ”[6]582她为了见先知乔卡南，不惜违背希律王的旨意，甚至诱惑年轻的叙利亚人， 答应明天送给他一朵小绿花，冲他微笑。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卡罗南的爱慕，她称赞他的肉体白净，头发乌黑，嘴唇鲜红，人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媲美。 但乔卡南斥责她是巴比伦罪恶之女，拒绝和她交谈，这让莎乐美怒不可遏，她为此答应给希律王跳舞，索要乔卡南的头颅，她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不惜一切代价，最终她得到了乔卡南的头颅。 一个追求独立和幸福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她是爱情的大赢家，她可以任意处置他的头颅，“乔卡南，我还活着，而你，却死了，你的头属于我了。 我想怎么对待它就怎么对待它。 我能把它扔给狗吃，扔给空中的鸟儿吃。 ”[6]609乔卡南是宗教的象征，希律王都畏惧他的存在， 但莎乐美却无视宗教的权威， 为了爱情和美，她杀了他。 她凌驾于男权和宗教之上，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遥不可及的事情。王尔德在此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莎乐美形象，她是“赋有激情的悲剧性女儿”,[13]
她是爱情和理想的化身，她的身上体现了明显的反叛精神，她象征了维多利亚社会觉醒的女性意识。
六
维多利亚社会晚期，英国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满足于“家庭天使”的身份，她们意识到寻求自身权利的重要性。20世纪 60 年代后期， 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逐渐深入到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权利的争取，女权主义逐渐高涨并渗透到文学和文化领域〔）土尔德，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意识到了这场史无前例运动带来的冲击性、他提倡女性追求平等、自我解放的理念，并通过其作品深刻反映了女性思想的变化、土尔德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维多利亚社会传统的家庭人使形象〔）她们敢于追求自我，寻求真爱，厄林恩太太和阿巴思诺特太太不再是iu一俗的“堕落女性”,她们为了重返上流社会，和男人们斗智斗勇、温德米尔夫人和奇尔顿夫人不再是温顺的“理想妻子”,面对丈夫的缺点，她们提出了抗衡，不再是传统的牺牲女性形象、莎乐美的身上更具有典型的反叛精神，为了爱情，她不惜和权贵上层们做生死斗争、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都表明了土尔德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包容〔）土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言人，他的身上流露出了女性关怀主义精神，对女性的自我解放和后！日一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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