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是美国着名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2003年 的 作 品。 在 此 之 前 他 已 出 版 《白 噪 音》（1985）、《天秤星座》（1988）、《毛二世》（1989）、《地狱》（1997）等多部作品，它们为德里罗赢得了各种赞誉。在创作《大都会》时德里罗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加“当代现实主义意识流”（金雯2014:6）的风格，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创作阶段。他自如地编织情节，善用各种写作技巧，有效地表达他对当今社会的认识。对读者来说，阅读《大都会》的过程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小说情节跳跃，叙事声音交错，正如现代人的生活，充满着诱惑、矛盾、纠结和复杂。因此对小说细节的解读很难顺畅地完成，更不要说完全理解原作。然而事实上，《大都市》展示了作者对现代社会深刻的观察和认识。
德里罗借助小说突出表现了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作用，并通过形象比喻剖析技术发展到今天面临的瓶颈问题。小说传达了他对当代美国社会，一个技术泛化的社会中的潜在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在小说后半部德里罗对未来做出了准确预测，如资本操作带来的泡沫经济、经济矛盾突显引发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冲突等等，为技术加速发展最终可能引发的混乱敲响了警钟。该部小说近几年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如Merola（2012）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对小说做了深入的分析；朱荣华（2013）通过对《白噪音》和《大都会》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探讨技治主义对人的影响，总体结论是德里罗看到了人类超越技治主义的希望；李楠（2014）强调了机器造成的灾难性力量，同时认为作者暗示了在人们反抗机器暴力的道路上尚存的解放性力量，如田园理想和面对死亡的思考。学者们大多注意到了技术在德里罗小说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本文依然循着技术这条路线，但期望从系统的技术哲学的视角探讨这部晦涩的作品。熟悉技术哲学的读者会发现技术哲学领域为人所知的观点常为主人公津津乐道，技术哲学领域不同的声音被巧妙地编织在其中。借着主人公的话语，不是哲学家的小说家德里罗通过观察和反思技术对现代生活带来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关于技术的完整看法，并对技术的未来做了相当悲观的预判。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试探着挖掘出技术进入瓶颈的深层原因。
技术哲学，就是探讨技术的哲学，经历了着重研究技术的本质，到技术设计、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再到技术的价值以及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等三个阶段。
技术哲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1877年提出的。
20世纪初期两位哲学家约翰·杜威和马丁·海德格尔开始把技术问题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探讨技术的本质，渐渐发展到表达对技术无序发展的担忧，关注技术的道德界限和政治界限等问题。
1979年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专注于技术哲学，出版了大量以技术为主题的哲学着作。其中《技术与生活世界》（Ihde 1990）、《技术批判理论》（Feenbeg 1991）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发展到今天，技术哲学已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新型学科。按照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g）的分类，技术理论可分为工具理论、实体理论和技术批判理论。工具论是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服务于人的，因此技术是中性的。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文化体系，因此技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命，而人类的出路在于回归传统。技术批判理论一方面赞同实体论技术构成了文化体系的观点，另一方面反对宿命论，和工具论支持者的共同之处是认为人类不会被技术所控制（参见Feenbeg 2002:5-8）①.
在《大都会》里，德里罗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以小说家特有的方式，即通过细节的描述以及对主人公命运的安排表达了自己对技术的独特见地，表述更加具象，也更加深刻地展示了技术哲学的系统思想。
1.技术成就生活，甚至命运
当今时代技术无处不在，并且已经进入到了消费技术的时代。自中世纪技术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间，人类不断地建立了征服自然的信心以及对自身的信心，这其中多半应归功于技术的发展。今天技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对技术的无限敬仰甚至到了顶膜礼拜的地步。借埃里克的理财顾问金斯基之口，德里罗大段论述过类似的看法。“技术对于文明来说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命运。
我们不需要上帝或奇迹，也不需要大黄蜂的飞行路线图”（德里罗2011:85）②.《大都会》里众多的细节陈述完全体现了这一技术哲学的基本认识。
首先从埃里克的豪华轿车说起。车上像微波炉这样的小家电是一应俱全。另外，车上配有可视设备，大屏幕上是滚动的信息流和实时电视报道。信息可以很快得到分析处理，“模式，频率，索引，整个信息图”（11），不一而足。监视摄像头覆盖了他常去的几个地方，汽车上、飞机上、办公室以及公寓，“并且他的形象几乎随时能被他人看到”（12）。除了工作所需的技术装备，车里还有一整套的例行身体检查的仪器和装置如心脏监测仪，用来随时监控健康指标。埃里克身上更是不乏高新科技产品，如他手表上的水晶面是个显示屏，可以上网，他曾用这只手表黑进银行和股票机构等。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实现了语音控制，使用起来极其方便。车外的世界是信息技术的延伸，埃里克只要探出头去就可看到大楼屏幕上的货币行情。
数字化技术的代表人物埃里克的生活离不开技术，曾经为他工作的本诺·莱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诺曾是公司的雇员，离开公司后每分钟都通过监控观察和分析埃里克。但渐渐地他变得无比依赖监控画面。人类和电脑融合在一起了。“计算机这个词已落后，因为它即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芯片会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93）。芯片，正如小说里不断出现的老鼠的形象，生命力极其旺盛，成为一种无法消除的存在。此外，小说中高科技甚至渗透到了吸食毒品的过程。首先电子音乐让人失去理智，接着新型毒品居然可以将毒效从吸毒者身上传到未吸毒者身上（114）。总之，在德里克看来未来是一个电子及数字技术发威的时代。
现代生活不但被技术实体填满，而且大有被术语所绑架的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科学素养不断提升，科学术语和科学常识逐渐演变成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埃里克头脑中充斥着各种科学概念。例如想到自己住89层，接下来大脑的反应就是一个“素数”.似乎科学和生活随时都可以结合起来。吃饭时会感到葡萄糖进入他的细胞，点燃了身体其他方面的欲望。即便是要打个喷嚏，也会被大脑解释为免疫系统正在酝酿一个喷嚏。当埃里克想到自己的葬礼时，想到谁会为他殓尸，思绪又禁不住滑向“殓尸”的来源。继而想到该词原意为寻找匹配的解剖尸源所用的陈旧术语。埃里克中弹后生命即将结束，大脑中浮现的是“想成为量子灰尘，超越他的肉身，超越他的骨头上面的软组织，还有肌肉和脂肪。他这种想法是要活在特定的人类界限之外，活在芯片上，活在光盘上，像数据一样活在旋转中，活在闪光的自旋中，这是从虚空中保留下来的意识”（189）。术语以及术语背后的科学知识极其重要，甚至是证明身份的一种途径。埃里克想不起院子里那棵树的植物学名称，一旦想起来，感觉就好多了，“知道自己是谁了”（29）。埃里克的理财顾问维娅·金斯基在和埃里克讨论挣钱的艺术时，首先解释道，“希腊人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并提出，必须给这个词留点余地，让它适应当前的形势，因为金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术语，作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藉此，技术也进一步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哲学家芬伯格曾指出，当“公共的最终甚至是私人的语言和思想这些话语范围都被局限在提出和解决技术问题，当技术变成了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它就限制了整个文化的范围：它设计了一个历史性的总体---一个世界”（参见Feenbeg 2002:80）。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也指出，技术现象已经变成所有现代社会的明确特征（同上：7）。《大都会》展示了技术延伸到生活每个角落的现代社会，技术成就了今天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但德里罗并未浅尝辄止，他还探讨了深层次的问题，如技术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进而促成了只有一种可能的现代文明，并且一旦开始就不可能逆向而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全球时代何时正式结束呢？”埃里克曾问金斯基，金斯基答道，“要等到豪华轿车从曼哈顿各条大街上消失的时候”（81）.
德里罗承认技术的革命力量，也体现了他的“反智”思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当技术泛化到极致时人们的头脑被技术控制，小说文本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批判，表明人类已经到了该对技术进行反思的时候，需要解开其中的症结所在。
2.资本力量促使物化和异化呈现新态式
对技术的批判无法绕过的就是技术泛化带来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大都会》告诉我们随着技术的泛化，人会按照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被分成三六九等，“银行投资家、土地开发商、软件企业家、全球卫星与光缆巨头、贴现经纪人、爱管闲事的媒体主管”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7）。今天人们用具体的东西如土地、房子、游船等等来衡量价值，而在德里罗展示的世界里物化走向了极致。首先，资本的魅力只在于数字本身，“你付了这个数目。一亿零四百万。这就是你买的东西。那就值了。数字证明它的价值”（70）.
其次，资本是一切，有别于过去时间可以创造资本的观念，资本反而可以创造时间。
高科技甚至使人丧失了自己做判断的能力。埃里克试图用数学和其他分析工具进行分析，有的时候“这种模式超出了标准的技术分析模式”（57），这俨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用方程预测人类的行为，各种可穿戴电子芯片产品层出不穷。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埃里克依然没能在日元炒作中赚到，反而输了个精光。失败之后他也失去了重新再来的勇气和信心。主客体的转化以及目的手段的转换都被德里罗一网打尽了，物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技术哲学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唐·伊德认为人类处处被技术人造物包围着，好像生活在一个“技术茧”之中（参见曹继东2013:36）。人类正在作茧自缚。
曾几何时，实体论学者担心人们在高度发达的技术世界会失去自我表达的机会。德里罗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产生了，那就是虚拟世界表现出的虚假的人生。通过本诺·莱文从监视埃里克到渐渐地变得无比依赖监控画面的描述，德里罗在告诫有了虚拟世界人便不再通过真实的契约来实现自我。正如今天，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寄托，不时的查看微信把工作和学习时间无情地隔断了，一旦哪天微信上没有任何更新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人们从过去的钟情于了解自我走向沉迷于展现自我。网络世界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又往往展示的是虚假的自我，在聊天对话中双方打字输入，这个过程使得人们易于隐蔽第一反应，即本能的反应；此外网络上的图像和照片可以任由软件修改，常常改到面目全非。小说中埃里克的生活是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但不是全部，更不是真实的写照。
对照现实生活，我们的社交网络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分享”,更多的时候是“秀”自己愿意为人所知的一面。通过社交网络，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简而言之，人类很容易被网络世界所控制。因此，有人担心网络世界每个人无异于在“裸奔”的同时，也有人在怀疑人们网上秀出的形象是否真实。
德里罗想要表现的另一种新的异化现象就是人类正在被术语所绑架。埃里克对术语的着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却又可以完全忽视术语的内在涵义，似乎人们追求的是术语本身，或者说知识本身。如埃里克检查身体之后曾多次被告知前列腺“不对称”,他却从未问过这对他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禁怀疑这种形式的技术术语与生活的紧密结合到底有什么意义？当这些术语并不能真正地帮助人类更多地了解自我，创造出这么多术语究竟是什么目的？适当使用术语的确会提高交流的效率，但当术语成为一种拿来炫耀的资本并成为外行了解该圈的障碍时，术语就成为技术异化的一种表现。
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动植物知识和术语，他们是会更具人性还是兽性？德里罗给出了他的回答。埃里克，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现代社会精英群体的一员，不但有高端的专业技能，而且通晓政治经济，熟谙动物植物知识。然而经过对动植物的观察，埃里克得到的是什么？他“注视着一只海鸥飞起来，在空中盘旋。他一边欣赏海鸥，一边琢磨它、设法了解它，感受它那颗捕食之心的强烈跳动”（5）.
动物世界给埃里克带来的或许是冷静的思考，冷静到了极致就是常人不愿看到的一面，残忍、冷漠，做一名捕食者。令人咋舌的是正是这种“野兽般捕食的冲动”（191）支撑他活下去，是他生命的动力。小说结尾处我们看到埃里克意识到自己已死去，因为他已不再拥有那种冲动了。原本知识是帮助人类认清自我，认清优点、缺点尤其是天生缺陷的工具，但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即掌握新知识的同时人们通过运用获得的新知识而变得愈发贪婪。最最糟糕且可怕的是贪婪成为人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凡此种种表明在网络技术发达的时代，在高科技和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丧失了主体性，我们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获得更多的享受和更大的自由，技术反而束缚了人类。正如马克思等哲学家所言，物化的过程会不断加速，最终走向异化。当这种异化开始时，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技术带来的困惑。
人们期待或许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德里罗看来，遗憾的是，整个体系在夜以继日地加速运转，最终造成疯狂和混乱。
针对如何抵抗异化体制，德里罗也做了回应。他在小说中设想了一旦人们释放出对这种高科技社会的不满情绪将会出现的情况。小说中人们用示威游行甚至自焚来表达对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的不满。遭遇抗议的时候，埃里克正和部下金斯基在一起。埃里克认为暴力示威者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怪胎。“他们在市场之外不能生存。他们别无选择。不可能去市场意外的任何地方”（80）。接着，埃里克分析了其中的缘由。“这些人鄙视这个体系，但他们却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他们给予它能量和定义。他们受市场的驱使。他们在世界的市场上成为交易的商品”（80）.
金斯基受到埃里克的启发，认为“这种抗议就像一种卫生系统，自己进行清晰和润滑。它无数次地证明了市场文化卓越的创新能力。它能够为自己的目的灵活地塑造自己，吸收周边的一切”（88）。这些观点同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看法（参见Feenbeg 2002:71）如出一辙，可谓《大都会》对技术哲学的一大回响。
然而，埃里克又纠正道，“市场不是全部。市场不能承认那个自焚者，不能吸收他的行为。对这样极端的恐怖行为，市场也无能为力”（89）。借助埃里克的话，德里罗对技术异化现象做了进一步的注解。随着各种技术的面世，人们对技术如汽车、手机、网络等产生依赖，从而注定产生很多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物化和异化的问题上，德里罗不仅看到了它们在现代生活中更加极致的表现形式，并且试图去寻找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和方式，时而因看到一丝曙光而兴奋，时而又因自我否定而无比沮丧。总体来讲，德里罗对此感到悲观绝望，他为找不到出路而深陷苦恼。这也是为什么埃里克一整天都在找机会去理发，理发的初衷实为叙旧，去梳理成长的印记，去找回初心。
3.技术成为发展障碍的深层原因
坚持实体理论的海德格尔赞同“技术正在无情地压垮我们”的观点（参见Feenbeg 2002:6），认为人类正在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转化为技术过程中的原材料，即人和存在正在被贬为单纯的存在。
个体来讲，是埃里克掌控了技术，还是技术控制了埃里克？埃里克没能用他的大数据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倾家荡产。而资本市场的失利直接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因为他不再有勇气从头再来。他在失去公司和财富并得知有人要袭击他的情报的情况下，选择了杀死他雇来的保镖作为发泄，从而让他真正的敌人有机会将他置于死地。答案很显然，埃里克最终被技术打倒了。技术已不仅仅是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而已，它已“在各个层面控制了人的身体、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人的身体活动、工作、制度等方面，留下了无法擦除的统治特征”（李楠2014:82）.
当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人们的生活目标变成拥有、拥有、拥有；德里罗要表达的是人的生活没有因为拥有技术而得到解放；相反，人会感到窒息，感到沮丧，甚至崩溃。海德格尔认为，作为一种障碍，它可能成为垃圾（参见曹继东2013:38）。而伊德认为，如果技术妨碍了而不是促进了某人的知觉和身体向世界的扩展，技术的客观性必然消失（同上）。
那么技术何以阻碍社会前进，甚至令其崩溃呢？
早期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繁荣需要大量的企业、生产和市场的管理以及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但是随着快速发展迄今为止一些技术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控制，使人们只能在异化的机制中陷入一些骗局。事实上，技术自身没有内在的动力，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是人的决策使得技术发展得以继续下去（皮特2008:143）.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哲学家们探讨技术带来的发展困境时，“强调的重点不再是人性的道德缺陷，而是个人认知能力和技术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差距”（Feenbeg 2002:134）。“科技的进步与人们内心困扰的反差”被认为是德里罗小说的特点之一（杨仁敬2004:166）。《大都会》正是通过用些许荒诞的手法把这种认识表达出来，以此来警示世人。
曾几何时，技术始终落后于人类需求，技术和哲学完美的结合帮助技术不断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哲学是技术的方法论，指明技术发展的方向。
21世纪的今天，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出现技术引领生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开始为着自身的发展而存在，我们甚至进入了消费技术的时代。与此同时，理念和哲学上的进步远远跟不上技术进步的节奏和步伐。一旦技术产生彷徨和迷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技术发展就会陷入一种僵局。这就是小说中埃里克的生存状态。他内心渴望自由，他买了架飞机，但却不能随时起飞，因为有太多的限制。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你开始认为怀疑比行动更有趣”（28）。面对一切问题，他的结论是或许死亡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来终结一切的痛苦。当妻子告诉他，他们的婚姻结束了，他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是一种可以去选择死亡的自由。
当然做出死亡选择有它的必然性。小说中埃里克曾目睹了三个死亡情形。李楠（2014）对三个死亡情形做了详细描述和说明，此处只简单地对死者的身份做一个回顾。第一位死者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第二位是俄罗斯的传媒大亨巨头，第三位是说唱明星。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指出当今社会的风云人物不外乎计算机大亨、传媒大亨、资本运作大亨，以及明星。那么眼见着其他大亨一个个归天，拥有计算机技术及预测技术的埃里克不禁会联想到自己难逃厄运。自然死亡又是他不能接受的，因而决定自己送死的方式，先杀了自己的保镖，然后去和威胁他的本诺拼死来终结这一切。同时，小说又暗示，当第三桩死亡发生时，即埃里克的音乐偶像死去时，他下定决心要让自己享受破产的自由，并导致市场的崩溃（127）。正如小说开篇语言的那样，“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终止。这个世界将会死亡”（4）。他期待着通过死亡而获得重生，正所谓“毁灭的欲望就是重生的欲望”（82）。而这个由技术指导的世界则会随着技术的死亡而走到尽头。
在德里罗看来，技术成为发展障碍的另一主要原因是资本在技术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皮特就曾指出一种技术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它必然会被应用。……需要思考，需要信息，……需要长期与短期成本与利益的评估，等等（皮特2008:133）。《大都会》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埃里克和妻子埃里斯的婚姻，他们的婚姻象征着技术和资本的联姻。从一开始这二者的结合就有别于传统的婚姻，婚后28天二人还未同床。资产和技术的结合是本着各取所需的原则做着彻头彻尾的同床异梦。代表着技术的埃里克在婚姻关系上是迷茫的，他不断地寻找情人，寻找他期待的帮助，期望能找到前进的动力。埃里克最终发现他依然需要讨好代表资本的埃里斯，便试图发现她的迷人之处。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现状，资本是决定技术选择的要素。然而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婚姻会导致家庭关系淡漠、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失去方向感。芬伯格站曾对技术选择问题做过总结。一些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干扰了原本属于中性的媒介，如市场、选举、管理部门和技术体系，个体就是通过这些媒介来追逐他们的利益”（Feenbeg 2002:163）。个体指利益集团当中的人。另一些认为“媒介扭曲了它们要表达的内容。
比如，并不是每一个善举都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个位置。市场并非价值观的中性判断者，相反，市场在任何一个由它构建的地方都做着有偏见的选择。一旦设立起来就带有成见的选择”（同上）。
长期以来在技术哲学发展中，持有反技术的哲学思想的一些环保者认为“现代技术引发的问题只有通过回到更加原始的条件下才能解决”（Feenbeg2002:188）。德里罗对此持认同态度，他认为如果人类能倾听自己和自然的声音或许可以得以挽救。在埃里克生命的尽头，本诺对他说，“你本应该听听你的前列腺”（182）；德里罗还认为，“从宇宙深处的脉冲星发射出来的信号遵循标准的数字顺序，这反过来可以描绘某种股票或货币的波动态势”（182）。对于大数据分析模式，德里罗也是颇有看法。“你把这种分析做到可怕和残酷的精确程度。然而，你忘了这个过程中的某些东西”.某些东西是指“畸形”,即“不对称”.技术超前于哲学思想发展，同时又不得不受到资本的绑架，通过从这两个角度的分析，德里罗告诉读者技术已陷于僵局，一个技术无法通过升级而摆脱的局面。似乎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归原始，但这却一个是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德里罗对技术哲学做过全面的考察，熟谙正反两面的观点，并有个人的倾向性。他用技术哲学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创作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实践，作为读者的我们会不自觉地将他的作品和技术哲学的主要思想联系起来。总体来看，他对技术的发展持悲观的看法，更赞同技术批判理论。作为技术反思者，他不断地给我们敲响警钟，网络让人类更加孤独，网络依赖症让人丧失自我；他发出质疑，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真的会带来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
他不停地探讨和追问，技术的选择到底是怎样进行的？如果说在创作《白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地下世界》（Underwater,1997）时，德里罗尽管对技术做了各种各样的反思，但仍存有美好的希望，即“只要人类在使用技术时更多地赋予技术审美和道德理性，就能摆脱技治主义的控制”（朱荣华2013:55），那么在创作《大都市》（2003）时，显然他的悲观情绪占了上风，作为个体的埃里克，最后的崩溃和死亡无疑是最好的注解。对于整个社会，德里罗在无奈中部分地接受了市场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看法，始终没能提示任何可以冲出困境的办法。这种绝望的情绪在小说的结尾达到了高潮，影响着每一个读者。
或许正是因为德里罗对技术发展的系统看法，让读者更易接受他的观点和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