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亨利·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Ibsen, 1828-1906） 都以戏剧家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学界关于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戏剧方面。然而，易卜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大师，也是一位别有洞天的诗人。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相较于易卜生戏剧的研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从国内来看，最早涉及易卜生诗歌研究的是高中甫先生，他曾在《诗人易卜生》一文中对易卜生的诗歌做了整体评析。199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文集》中收录了中译易卜生诗歌共 61 首（第八卷），成为大多数易卜生诗歌研究的样本。
基于中国知网平台的搜索数据，目前国内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诗歌意象研究，如张廉《论易卜生诗歌中女性形象》、谭永《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意象》等，着重对意象进行分类并依据分类进行分析；二、文学地理学观照下的相关研究，如邹建军《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袁艺林《易卜生诗歌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等，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评析了易卜生的诗作；三、以易卜生具体诗歌为例所做的个案研究，如邹建军、杜雪琴的《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哲学之思与生态之维》、谭永的《<老水手行>与<泰尔耶·维根>之比较》等，力图通过个案分析解密易卜生诗歌密码。其他还有白英丽的《论易卜生诗歌的戏剧性》、王远年的《易卜生诗歌的民间歌谣特征》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易卜生诗歌进行阐述。
从国外来看，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卜生相关网站 中，内容多集中在易卜生的两首长诗《在高原》以及《泰耶·维根》的分析上。
由此可见，易卜生诗歌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易卜生研究上“亟待补上的空白点”.[1]（P124）因此，本文拟以易卜生创作的长诗《在高原》为个案，对其中出现的具有挪威典型特征的高山、大海、森林、冰雪以及各自的相关自然意象进行分析，力图从生态批评下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视角出发，揭示挪威典型地理环境对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环境心理学概述
环境心理学作为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之一，由生态批评家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提出。斯洛维克以美国自然文学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关注自然在作者心里所引起的共鸣等心理体验。在他看来，自然会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烙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交融中，人会对自身重新定位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斯洛维克曾提出“荒野经验的内核”[2]（P353）这一概念。其中“荒野经验”即人与自然接触过程中收获的经历，“内核”即为人类在与自然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感受。换言之，生态批评中的环境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对象，是在受到自然刺激下的人内心的应激反应。通过对这种应激反映的研究，可以发现作者的生态观与生态行为方式，从而帮助他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斯洛维克环境心理学的提出与布鲁斯·博格（Bruce Berger）的“荒野”概念不无关系。博格曾认为“荒野首先是一种加强人的意识的机遇，是一种定位与非我相对的自我的机遇。它是帮助人内省的跳板，而描写荒野的精辟话语加强了这一过程，它们鲜活地印在人们的内心，为生命启蒙。”[2]（P351）在博格看来，在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会成为人反省自己，窥探内心的促进力量。持相类似观点的还有生态批评家沙龙·卡麦隆（Sharon Cameron）。他认为“书写自然就是书写心灵所看到的自然”,[3]（P44）更关注到自然与心理的相互作用。环境心理学批评的出现，承袭了美国自然文学中的“心理学传统”,同时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视角。本文拟以易卜生创作的长诗《在高原》为个案，从生态批评下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视角出发，对其中出现的具有挪威典型特征的自然意象高山、大海、森林、冰雪以及各自的相关自然意象进行分析，揭示挪威典型地理环境对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影响。
二、诗歌个案分析---《在高原》
斯洛维克认为，“自然是一种外部的呈现，而写作是将个人的经验变成文字的过程，二者构成作者的自我意识与非我意识。作者面对独立的自然王国，并感受到自然的‘不同性',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可以清晰地、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自身形式与理解力的限度。”[2]（P353）诗人易卜生亦是如此。在长诗《在高原》中，易卜生塑造了抒情主人公“我”的形象。“我”,一个生长在挪威高山峡湾环境下的小伙子，身边有一位老母，还有一名两情相悦的未婚妻。然而，“我”并不满足于在山谷中度过一生，总是想着向高处进发，去看看高处的风景，从高处俯瞰人群。在向高处攀登的过程中，“我”的母亲葬身火海，“我”的恋人改嫁他人。虽然“我”也为失去亲人、离开恋人而痛苦自责，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挡“我”向高处迈进，实现自我价值的脚步。在猎人的精神引领下，“我”终于到达了“高原”,实现了自身理想。
（一）易卜生的“荒野经验”《在高原》中大量出现的自然意象描写构成了“我”的荒野经验。纵观全诗，不难发现，“我”生长于挪威高山、深林、冰雪的地理环境之中。正是这样独特的环境，激发了“我”想向高处探寻的欲望，解放了“我”的天性，让“我”能置身自然之中，勇敢追逐梦想。“月亮把它虚幻的清光从天上洒向峡湾”,[4]（P123）“我”沿着林间的小路开启了向上之旅。途中，我遇见了心仪的“她”.
我们两情相悦，携手“向上攀登，向着林莽”.[4]（P123）途中休息，“我”躺在山上，想着母亲在山谷中舒适而平庸的生活，心中不免泛起思乡的涟漪。但是，“我”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与依恋，决绝地要“直抵山顶”.[4]（P127）走着走着，雾气“遮蔽了山谷”,“我”也身心疲倦。然而眼前火红的杜鹃花激励了“我”,让“我”再次“沿着山间小道向前奔去”.[4]（P127）群山让“我”与南方人相逢，但南方人卷帆回溯的想法“我”不能苟同。于是我们匆匆分别，各奔东西。深夜，“我”梦回谷地，在“难道把石块从谷地田野清除出去没有好处？”[4]（P131）的诘问中，找到了让自己继续向上的力量。不知不觉，秋天到了，较之温暖平凡的谷地生活，“满天雪花已经落在山脊上，像一面大的地毯”.[4]（P134）然而，苦寒的自然没有让“我”低下高傲的头颅，却激发了“我”要把亲人接来携手前行的想法。“他们生活在严寒的山顶，那时候自然变得勇敢。”[4]（P135）当“我”要把想法付诸行动时，“雪花飞旋，暴风雪四起！”[4]（P135）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实践只能流产。日子就这样过去，“我”安于山上的生活，热爱那希望之星，皑皑雪原。而山谷中传来的暖曲拨乱了“我”的心弦。这时，猎人的出现重塑了“我”的信念与勇气，“山顶上的风使我变得冷静”[4]（P141）。正当“我”
要鼓起勇气继续进发之时，却得知母亲房屋起火，恋人改嫁他人，这让“我”痛苦不已，再次陷入迷惘。凭着坚定的信念与超凡的勇气，“我”最终“走在高处”.“这里有自由和上帝”,“其他所有人都在谷地踱步”.[4]（P141）全诗中，无论是“我”起初有了向上攀爬的心愿，还是攀爬过程中遇到了险阻，亦或是“我”身心疲惫，想要回头，又或是“我”在猎人机智的进言下重拾信心与勇气之时，高山、大海、森林、冰雪，这四类自然意象始终以抒情背景出现，作为与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参照物”,构成了抒情主人公“我”的“荒野经验”,成为激发“我”思考人生理想的平台。这不仅是抒情主人公“我”的自我审读的平台，更是诗人易卜生自我审视，重置人生定位的平台。
在自然这个广袤深邃的平台上，易卜生重新思考人生，追寻最高理想。
（二）易卜生的“精神内核”《在高原》一诗中，不仅代表挪威典型地理特征的四类意象作为诗歌的抒情背景出现，诗人更是赋予了它们象征意蕴，成为了“我”的“精神内核”.全诗第一部分第二节中出现了“崎岖通向山中的小路，蜿蜒伸向树林”.[4]（P150）“我”沿着这条小路，经过邻人的门前，穿过柔光的树林，踽踽独行，默默向前。期间，“我”拒绝了温婉的未婚妻要我回头的请求，“身后的峡湾深谷和着我月光薄雾下的梦想”.[4]（P151）在第二部分，“我”躺在朝南的山谷，看着第一缕阳光，想着远处房子里的母亲和未婚妻。这时的“我”心中思量着母亲和未婚妻的辛苦劳作，心中不免有些动摇迷惘。但是“我”“瞥见峡湾、山川，看着茂密的松林”,[4]（P151）便觉得受到了自然的感召，选择了告别母亲和未婚妻，继续向高处进发。这里，森林如同一片神秘幽深之地，吸引着“我”沿着通向林中的小路，不断深入。而路途中经过的峡湾与深谷，则好似“我”不断攀向高处的坚实后盾。诗歌的第三部分，“我”试图和我的未婚妻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涉险，“沿着山间小道奔向前去”,[4]（P139）迎向新的挑战。第四部分，南方人与“我”相遇了。“我”看着南方人的“眼睛，湛蓝湛蓝，俨然两面冰川的湖”.[4]（P140）这里，诗人易卜生以“冰湖”来比喻南方人的眼睛，幽深湛蓝，透着寒气，好似能把“我”的希望吸入幽深的湖底。诗歌的第五部分，“我”梦回母亲和未婚妻居住的山谷，那里舒适温暖，让我留恋不已。但是，更令“我”心驰神往的则是真正能够接近上帝的自然，那里有“更光明”的太阳，“更动人”的暴风雨。这里的“高山”更似一种“我”追求的人生目标，“我”的理想之所在，为“我”克服重重险阻，不断向前提供力量。诗人在第六部分开篇就提到山谷里人们的生活，安逸舒适。然后笔峰一转，再看“我”所在的高山，“满天雪花落在山脊上”,[4]（P134）冰冷苦寒。选择在苦寒中攀上高峰还是返回安逸的山谷过活？“我”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没有一丝留恋”.[4]（P134）同时，“我”还想带着母亲和未婚妻一同感受“严寒的山顶”,[4]（P134）在那里变得勇敢。承袭第六部分，“我”想同亲人一起生活在“山里的圣殿”,[4]（P135）无奈冰雪已经把道路封闭。第八部分中的“我”,已然习惯独自在山里生活，“月亮照亮了皑皑雪原，群星开始发出希望的光”.[4]（P136）“我”继续“顺着山上的小路前进”,路上听到山谷传来温暖甜蜜的曲调，让“我”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就是幸福。这时猎人出现，读懂了“我”的心思，给予了“我”激励。这时的“我”比先前更加坚定，一路向上，向山顶进发。尽管目睹了母亲的逝世，但“我”坚信她会在天堂找到更好的居所，这启示“我”更要不畏艰险，勇敢向上。诗歌最后一部分，“我”的未婚妻多年苦等无果，最终选择改嫁他人。这时“我”虽然痛心，但是也为重新属于群山而感到幸福。现在“我”终于登上了山顶，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不同于谷地里生活的人们，“我”在山巅找到了“自由和上帝”.[4]（P141）
纵观全诗，不难发现，“高山”及其相关意象总是与“我”的自由理想相联系，与“山谷”的生活相对比。可以说，“高山”就是我理想的载体，在不断攀爬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锻炼，收获了勇气，找到了“自由与上帝”,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与之相比，山谷则象征着俗世的生活，如同谷地本身的特质，安逸温暖却狭隘自封。
谷地生活的封闭性促使“我”想要走出去，想要上去，看看山上的风景。而诗中出现的森林及其相关意象，则成为指引“我”通往山顶的引导。“我”最初想上山去，就是被幽深的森林吸引。而使“我”上山成为可能的，则是林间的小路。不断攀爬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些阻碍。诗中多次出现的阻碍都是以“冰雪”及其相关意象为载体。
这里的“冰雪”总是先阻碍“我”的去路，让我迷惘动摇。在“我”战胜了心灵的怯懦后，总会继续向前。于是，原先成为阻碍的冰雪就转化成了“我”向山上攀爬的助推器。在“荒野经验”的刺激下，“我”重新审视自己，对自己一次次进行重新定位，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实现独立。
这时，“荒野”成为了一种定位自我、提高意识的机遇。而在这种对自然的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相互观照中，诗人易卜生也关注了自身的心理感受，考察了自己的心理变化，书写了心灵中的自然，达到了“荒野经验”与“精神内核”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王忠祥， 杜雪琴。《外国文学研究》与多维视阈中的易卜生评论[J]. 外国文学研究， 2012（01）：115-125.
[2]Slovic S.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ed. Glotfelty, Cheryll and Fromm, Harold.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96.
[3]Cameron S. Writing Nature: Henry Thoreau's Journal[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4]（挪威）亨利·约翰·易卜生著， 多人译。 易卜生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