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田纳西·威廉姆斯（1911—1983）是美国二战后着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其剧作《甜蜜的青春鸟》发表于 1959 年，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事升级的动荡时期，也处于激进主义者大搞民权运动的变革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深化， 民众反战情绪高涨， 美国逐渐从 50 年代政治稳定、 经济增长的繁荣时期走向 60 年代社会动荡和反正统文化此起彼伏的时期，而“沉默的一代”或“失落的一代”也被“造反的一代”所取代。[1]307田纳西·威廉姆斯大概也感受到了战后经济繁荣与物质富足的社会里人们内心的迷茫与精神追求的缺失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人们的不满与反抗情绪， 因此才创作了《甜蜜的青春鸟》 这样充满禁忌话题且反抗传统观念的戏剧。 下文则以该剧男主人公强斯·维恩（ChanceWayne）这一角色为切入点 ，分析主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而不统一的位相模式给主体带来的困扰与痛苦，从而探讨他沦为自己欲望的失败者的过程， 揭示田纳西·威廉姆斯在创作过程中对人性的探索和他无意识领域里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反抗与批判。
和田纳西·威廉姆斯剧作中的大多数男主人公一样，《甜蜜的青春鸟》 中的强斯·维恩不仅是一个哀婉的流浪者，一个父权社会的悲剧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有学者认为他是父权社会里男性身份定义的牺牲品；也有人认为他利用女明星亚历桑德拉追求虚幻的名利， 代表着美国梦丑陋消极的一面；还有学者认为他是失去青春、 失去男性特征的失败者。然而，笔者认为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想表达的主题远不仅如此。该剧的题目《甜蜜的青春鸟》勾勒出一幅充满青春与活力的画面，“鸟” 既象征着自由，又象征着男性特征和力量。然而主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反语的真实内涵：这是一只既不甜蜜又没有青春气息的小鸟，这隐喻着强斯与赫文丽的疾病，预示了他们的爱终将枯萎，也暗示了赫文丽因病被切除子宫和强斯最终被阉割的结局。此剧不仅题目富有深意，其角色的命名也颇有象征意义。 强斯（Chance）意味着偶然性。 他碰巧遇到了女明星亚历桑德拉（The Princess）；他碰巧在家乡遭到冷遇；他想带赫文丽离开圣·克劳德的计划碰巧落空了； 他碰巧让赫文丽感染疾病而导致自己被她的父亲波斯·芬里（Boss Finley）阉割。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强斯·维恩的所有遭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注定的。 他注定会如田纳西·威廉姆斯塑造的其他角色一样成为自己欲望的失败者———失去自己渴望的一切， 失去甜蜜的爱，失去青春，失去美。 如果说威廉姆斯前期的戏剧（如《欲望号街车》和《热皮屋顶上的猫》）在描写社会危机和家庭矛盾的同时还流露出对上帝拯救的渴望，对追求真理和美的希望，那么此后的《甜蜜的青春鸟》则表现出更多的绝望与哀怨。
二、无家可归的家乡人
圣·克劳德是强斯·维恩的家乡， 戏剧开场之时，他的母亲也依旧生活在此。 生于斯、长于斯的强斯原本期望在家乡受到人们的欢迎， 感受到母亲的关心，重拾和赫文丽的爱。然而，事与愿违，强斯的回归遭到了冷遇。在鸡尾酒会上（第二幕第二场）他不断地问人们是否还记得他曾经的歌， 希望有人可以和他一起唱，可是却无人回应，他最终只得尴尬离去。一个渴望得到人们欢迎和社会认可的归乡者，最终成了人们眼中带着疾病和腐蚀而来的外来者和入侵者。值得注意的是，强斯在回到圣·克劳德后并没有回家看望母亲，哪怕是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也没有回去看一眼。
他当然也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旅馆，像是一个过客，更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他既想得到社会的认可，找到一些归属感，又在无意识中承认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的事实。 社会在疏远他的同时，他也在无意识地疏远社会。
三、生与死的抉择
社会的认可固然重要， 但强斯回到圣·克劳德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重拾和赫文丽的爱情。情敌斯卡德劝他离开，并告诉他赫文丽的父亲打算报复他并将他阉割。 他却毫不畏惧地说：“我都习惯那种威胁了，不和赫文丽一起我是不会离开圣·克劳德的。 ”[2]657而且，面对农妮阿姨的警告，他也义正词严地说：“我回来是为了赫文丽，否则就不会回来。要么活着，要么死去，对于我而言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选择。 ”[2]705要么伴着赫文丽的爱活下去， 要么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摆在强斯面前的是非此即彼，非生则死的选择，而他的坚定也注定了社会将会使这个“心智敏感而又不想循规蹈矩的人走向毁灭”[3]220的结局。如果得不到赫文丽的爱，他宁可被波斯·芬里阉割，而阉割就意味着男性特质的丧失，意味着男性的去势，意味着男人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死亡。当赫文丽朝他大吼并让他离开的时候，他们的爱已经消逝，他已然成了一只失去“甜蜜”的“鸟”。当亚历桑德拉与他发生性关系时，他犹如被阉割了一般成了一只失去“青春”的“鸟”。 然而，失去便意味着渴望，渴望便意味着会去追寻，因此，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在诉说着自己对 “甜蜜”与“青春”的渴望与追求。我们可以说“甜蜜”象征着纯洁的真爱，“青春”象征着时间、希望与美好，我们也可以说“甜蜜”与“青春”是语言学范畴中的能指，这两个词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某个固定的概念，而是有着更多更深刻的内涵，它们也可以被换成其他的言语，而因着“能指先于所指”①的理论，它们本身比这些词所代表的意义重要得多。它们代表了无意识这一“它者”的话语，②因而更为真实地反映主体的思想或行为动机。它们便是田纳西·威廉姆斯认为严肃的戏剧应该追求的“比我们在生与死的过程中所意识到或记录的生命与死亡宏大得多”[2]648的东西，即对真理与美的追求。
虽然强斯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他的言语里依然表现出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虽然他计划带赫文丽离开这个小镇， 并期望借亚历桑德拉之名成为明日之星，但他嘴里却时不时地说着“没有人会记得强斯维恩这个人”，他“再也没法拥有青春和爱”之类的话。面对内心的矛盾，他说：“有东西总是缠着我。 ”[2]673当亚历桑德拉问他是什么缠着他时，他说：“不是害怕，而是恐惧。”[2]673他对亚历桑德拉说：“没有人青春依旧。”可紧接着他又说：“没有人会年华老去。”[2]668虽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逝去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但他无意识里依旧保持着对已逝的青春的再度渴望。他一边极力地追求逝去的爱与青春，一边又因知道自己无法得到这些而恐惧。 这也印证了“无知者无畏”的道理，人类正是因为知道真相才恐惧不安。 尽管这样，还是有无数心智敏感的男男女女踏上了寻找真相的道路，因为他们都觉察到人性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最真实的领域。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威廉姆斯笔下这些在意识领域里恐惧真相，竟又在无意识领域里渴望真相并极力追求真理的人物。 也许，他本人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一面剖析着人性，分析社会环境下人物的心理，一面害怕面对自己揭露出的真相。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让他和他塑造的角色都无法得到内心最渴望的东西，都成了自己欲望的失败者。意识与无意识对立却不统一的位相模式给他们带来许多困扰与痛苦。
四、临死前的尊严
强斯最终没有离开圣·克劳德，他宁可被波斯·芬里阉割，也不愿像一件行李一样跟随亚历桑德拉离去。在有爱而生与孤独而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爱，失去了青春，他不能再失去自我了。这让戏剧的结尾在忧伤哀婉的气氛中又多了一分真诚与自省。
威廉姆斯在注释里写道：“这里很重要的是强斯的态度应该是自我认同， 而不是自怜自艾———显然其中有一种临死之前的尊严和真诚。 ”[2]733强斯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甜蜜”与“青春”了，因此，他选择真诚而有尊严地去面对这个真相。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需要的是别人的认可，是来自社会的认可。因而他留给观众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乞求你们的怜悯，而是理解———也不仅如此———我希望你们能承认我……”[2]735他显然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或认可，不久，人们就会如他所说般忘了强斯·维恩这个人， 他又再度成了自己欲望的失败者。他敏感脆弱，他不想循规蹈矩，他在这个腐朽世俗的社会中追求爱与青春，他在浑浊的尘世间渴望一剂清流，他的自我背叛也难以掩饰内心深处对美与真理的追求，然而，不合时宜的社会终将使他走向毁灭。所以，该剧的题目与其说是“甜蜜的青春鸟”，不如说是“失去甜蜜与青春的鸟”，抑或说是“失去甜蜜与青春又执着追求甜蜜与青春的鸟”。 剧本围绕强斯被阉割的话题揭露 “失去” 这一主题， 正如约翰·林多（John Rindo）所说：“他（田纳西·威廉姆斯）在探寻由自我背叛导致的失去，这种背叛源于大脑、身体和精神的腐蚀。 ”[4]262强斯因为他大脑、身体和精神的腐蚀而自甘堕落，背叛自我，这不仅让他失去了爱与青春，还让他遭受了肉体、情感与精神上的三重阉割。波斯·芬里对他的阉割是身体上的，失去赫文丽的爱对他的阉割是情感上的，而失去青春且失去重拾青春之希望对他的阉割则是精神上的。 尽管如此，他依然渴望保持男性气质，渴望重拾青春与爱情。 他在剧末听到的旅馆里挂钟的滴答声（tick-tick）让读者想起《热皮屋顶上的猫》中布里克听到的喀哒声（click），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而为之。 这两个声音都出现在剧中角色面对真相的时候，出现在意识与无意识对立之下无意识先于意识的时候（即能指先于所指）。布里克认为这个喀哒声可以让他感到平静，而强斯也说：“它滴答滴答的，比你的心跳还安静呢。”[2]734可以看出，这里的 tick-tick 和 click 并不指向词语本身所指的概念，也不是语义上的喀哒声或是滴答声。 它是一个能指，是“它者”的话语。它代表了无意识的欲望，代表真理。
同时，也象征着自我的觉醒，象征着主体对真理和美的追求。
五、结语
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甜蜜的青春鸟》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剧中对性、暴力、吸毒、阉割等禁忌话题的描写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挑战也是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主流文化与宗教思想的反抗。剧作家除了表现南方文化、暴力、父权至上和人文主义等主题外，还通过塑造一个个心智敏感又不想循规蹈矩的角色来分析人物心理、 探索人性。
他的作品没有奥德茨般的社会激情， 也没有像阿瑟·米勒般直接描写重大社会问题，而是在描写生活琐事中一点一点地剖析人性、表现冲突。[5]
他让我们看到强斯·维恩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立， 看到这种对立却不统一的位相模式给主体带来的困扰与痛苦，从而迫使他最终成为自己欲望的失败者，更让我们看到了无意识领域主体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和作者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反抗与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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