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是公认的世界名着，小说成功塑造了于连这个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于连形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在复杂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另一方面于连的悲剧人生，又展现了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法国社会的普通青年在奋斗过程中所具有的矛盾性格。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性格特征对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于连形象的性格特征
19 世纪的法国正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势局动荡。拿破仑政变提出了“唯才是用”的口号，使出身低下的平民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虽然波旁王朝的复辟使这种希望成为了泡影，但被唤起的希望，却使普通平民青年身上具有了对进入上流社会的热切欲望与反抗精神，于连·索雷尔就是这种动荡时代下小资产阶级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于连有着漂亮的外貌与敏捷的头脑，他学习勤奋，善于思考，由于他出身低微，所以对拿破仑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好感。他迫切渴望自己也能够建功立业，改变自身卑贱的命运，脱离平庸生活，成为上流社会的人，所以为争得一席之地，他与上流社会展开了不择手段的抗争。受老外科军医的影响，他崇奉拿破仑、卢梭等人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学说，厌恶体力劳动，不甘居于人下。他在头脑里勾画出一幅自己未来的人生蓝图，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用多种行动选择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念。他胸怀大志而且恃才傲物，不仅看不上与自己相同出身的侍女爱莉莎，而且也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兄弟，不愿意走传统的因循守旧的致富之路，甚至对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也同样充满了蔑视。但是出身平民且自幼丧母的他由于幼时饱受父兄的打骂与玩伴的虐待,养成了敏感而强烈的反叛性格。于连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锯木厂，于连的两个哥哥特别适合在锯木厂工作，他们能轻松举起笨重的斧头劈开松树树干，但于连由于身体单薄且喜爱读书，不能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胜任锯木厂的工作，这就使得老索雷尔对于连充满了各种不满意，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家庭的累赘，因而于连成为大家所鄙视的对象。这些现实因素与于连心中充满自尊的敏感相结合，形成了于连既有着顽强的反抗意志又极具报复的心理特征。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有谁能猜到，他脸色如此苍白，相貌如此温柔，像个姑娘似的，心里竟然会隐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于连的反抗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父亲介绍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于连由于“不愿意做奴仆”而断然拒绝。虽然后来被迫去做了家庭教师，却又提出了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的要求，显示出他追求平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当他在市长家受到市长蔑视的时候，于连选择了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但即使在与市长夫人热恋期间，于连也没有停止他报复与反抗的行动。由于处于波旁王朝复辟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于连这种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现代人的思想品性，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命运，在封建贵族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于连连同自己的努力注定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于是于连只能选择死亡作为对这个社会的逃避和抗争，正如于连在审判庭上的慷慨陈词：“先生们，……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我决不请求你们的宽恕，我不抱任何幻想，死亡在等着我：它是公正的。”死亡这个严峻的事实彻底地取消了一种非压抑性生存的现实性。
二、于连性格特征形成的心理学分析
用现代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于连性格特征，我们会发现个体人格的确立与儿童阶段的各种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确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儿童在幼年时期的种种经历会对其后的人格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弗洛姆将这种关连称为“原始关系”。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与生理上的逐渐成熟，其精神也要求摆脱对父母“原始关系”的依附而想独立成为一个社会的个体。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周围的人不再是能满足自己意愿的慈爱的父母，而是各怀目的的人，这就与孩童时的希望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冲突。处于“原始关系”中的儿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希望获得各种满足，但他们同时又是最软弱无力的，他们是否能够满足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而不是自己的意愿。如果父母的态度不良，他们的愿望就会遭到打击，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只能采取服从来获得相对的安全，但这并不是他最初的目的，甚至是与最初目的正好相反的，这种服从的背后，往往是被压抑下去的反抗与敌意，换句话说，就是服从更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从而产生压抑感与叛逆的情绪。如果从小缺乏父母之爱，儿童更会由于缺少安全感而产生焦虑、自卑的情绪不能自拔，越走入社会，越会产生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可以用眼泪或叹息能摆脱的，也不能在热闹与繁华中找到慰藉，即使是朋友、恋人也不一定能够给予。这种人往往会沉迷于幻想世界，渴望得到爱的满足，这其实就是当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感受到的孤独与孤寂的情绪。
于连早期的这种不良经历，使他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被压抑、非理性的无意识。心理学表明，自卑感、孤独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心脆弱的表现，而且内心越脆弱，其防御机制就会越强。长期的自卑感会变成一个人精神生活中不断集聚与潜伏的暗流，不断驱使着人一生中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但是，这种追寻并不是一个人合理的需要，因为合理的需要一般都具有周期性，而不合理的需要则更多地表现为长久的贪得无厌的永不满足，这其实就是内心软弱无力、恐惧、不安全感在长久压抑后在一定时候的必然爆发，所以，人必然要在潜意识里寻找一种他认为的最佳方式。于连身上表现出来的高傲与敏感，其实就是为自己建立一种防御机制，他的两次爱情,最初也都是从“战胜蔑视”出发的。在其后来终其一生所不断追求权力的行为方式来看，于连的全部生活目标和所有的行为方式都是建立在要摆脱低贱地位的心理动力机制上，他认为只有登上社会的顶层，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在心底建立起一种安全的防御机制，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并最终抚平心理上所遭受的创伤。然而，这种追寻其实是以丧失自身主体性为代价的，不断追求虚假需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自我虚假的认识与肯定的过程，并最终会使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全人格的极端表现。
三、于连形象的现代启示意义
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矛盾和彷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现代人对于物质的欲望也开始不断地膨胀，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物欲时代的价值观使人类进入了对金钱、地位、私欲、美貌等强烈追求的泥潭，而金钱、地位、私欲、美貌等横流的物欲又反过来进一步侵蚀着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类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从于连身上，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影子。在《红与黑》中，于连虽然可以背诵拉丁文的《圣经》和德·迈斯特的《论教皇》，也对《忏悔录》《大军公报》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等书籍非常了解，但于连并不信仰基督，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在于连的意识中，只有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他的信仰，从而也就成为了他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换句话说，于连陷入了信仰缺失的危机。他背诵《圣经》和《论教皇》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赢得老本堂神父谢朗的欢心。在于连看来，老本堂神父谢朗可以成为他今后人生的依靠，如果说他对市长夫人展开的追求是为了报复的话，那么，他对女仆埃莉莎爱情的拒绝则完全是出于不屑，在于连的潜意识中，婚姻是可以成为走向上流社会的阶梯。
由于现实与目标巨大的差距，出身卑微的于连用虚伪来伪装着自己，他一方面对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自私伪善的人和金钱至上的社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又抵挡不住金钱、地位和权力的诱惑，为了获取这些东西，他常常放下心中最为可贵的真诚，而以伪善的手段达到目的。这时的于连，丧失了自我，成为了非人，作者通过这一形象也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更加明显的呈现。
物质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是为人类生存服务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缺乏了信仰而把对物质的追求当作自己的终极目标时，物质可以反过来变成压迫人束缚人的异己力量。于连对物质与地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与信仰危机。其实于连内心的良知并没有完全丧失，他内心诚挚的情感始终没有改变，于连自诩“高洁”，在用虚伪实现欲望、达到目的和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他常常对自己感到厌恶，于是，他的内心不断经历着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反抗与妥协的矛盾折磨，陷入了一个追逐物质却厌恶物质的怪圈之中而难以自拔。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了物质诱惑的时代，于连的迷惑与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人类在面临诸多物质诱惑时所面对的心灵困境。如果缺乏信仰，缺乏毅力和信心，就很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淹没而走向罪恶的深渊。于连的悲剧是其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在《红与黑》的结尾，随着于连的入狱，所有的金钱、地位都成为了泡影，此刻的于连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所有名利，其实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也正是这些虚幻的物质欲望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而唯一值得珍惜的就是市长夫人的爱情，然而，随着生命的终结，这一最为可贵、最为现实的爱情也永远消失了，于连的悲剧人生以及他所有的野心、虚伪、对物质欲望的追逐，为生存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于连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也折射出处于物质世界中人类的普遍性，因而也给现代人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冯川.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3］司汤达.红与黑［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