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塞林格于 1951 年写作的长篇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一经出版,便轰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青少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一时洛阳纸贵,青年读者争相购买,小说问世五十多年以来,一版再版,掀起购买浪潮。
作家塞林格从五十年代跻身美国文坛到六十年代隐居,前后创作时间不过十来年,却因为这部《麦田的守望者》而像一颗永不陨落的恒星,闪烁在美国现代文坛上空。
书中主人公霍尔顿愤世嫉俗,与外在社会格格不入,方枘圆凿,在对弥漫在他身边的外在环境的自私、虚伪、庸俗,进行激烈的反抗和唾弃,以及他对纯真、美好、善良、博爱的追求和眷恋中,引发了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五十年代美国青年们深深共鸣。
可以说,承受内心巨大分裂的霍尔顿,正是那个时代无数彷徨无助、又渴望精神出路的一代美国青年的典型代表。
一
《麦田的守望者》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名为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十六岁青年,在他生理和心理都在急剧变化,内心精神十分敏感的时候,他却因为看不惯学校老师们庸俗糜烂的习气,用荒废学业来进行消极抵抗,考试仅有一门及格而被学校开除,不敢回家,在去纽约逛游了三天之后,这位心灵敏感的青年见识了社会上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现象,加深了他内心已经存在的分裂,最后在承受巨大精神折磨中,霍尔顿到处寻找解脱,或是和妹妹交谈,或是请求长者,最终他都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整部书都在记叙他的所见所想。
小说发表后,迅速打破了美国文坛的沉默,引发一场“塞林格时代”,甚至美国街头开始出现青年模仿霍尔顿倒戴红色鸭舌猎帽的现象,足以见得该小说触及到了美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小说能引起巨大轰动,是因为主人公承受的自我分裂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中普遍存在,这些本应该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生命最美好的笑容的年轻人却面临着寻找出路和没有出路的痛苦矛盾中,内心深处纯真无邪的人性之善无法升华至一个美好的社会,个人对待社会黑暗的无力,以及庞大的社会力量不断吞噬青年纯美的灵魂,是身在当时混乱畸形的环境中,一代青年彷徨无助的原因。
在人们面前的霍尔顿是大家都不太喜欢的浪荡青年:荒废学业,脏话连篇,不走寻常路,甚至不喜欢他的家庭———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他和他生存的现实环境极不和谐,对周围的人和事极为反抗,用厌恶和唾弃来表达他对这个生存之所的不满和憎恨。
这之中,有他不喜欢的家庭:父亲的律师职业在他看来是不屑的:“可你一当了律师,就不干那样的事了。你只是挣许许多多的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搭臭架子。
再说,即使你真的出去救命了,你又怎么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真的想救人命呢,还是想当个红律师”,一种对伪君子的贬斥和不屑,油然而生;还有他的哥哥,才华出众,能写出“了不起 1”的小说,但是给好莱坞编剧本被霍尔顿认为是低贱的,“为贪钱而出卖才能”的,他从不欣赏好莱坞电影,以示对时尚文化的否定。
同时,也有他不喜欢的学校:他不愿做爱慕金钱、贪图虚荣的人,而且学校里“卑鄙的家伙太多”,潘西学校虽然是贵族学校,可是“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越多”,他的外套会不翼而飞,学校里大家谈论的都是低级庸俗的女人、酒和性,那些老师大多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比如那个爱尔克敦·希尔斯中学的校长哈斯先生,是个十分势力的家伙,见到贫困学生的家长,态度冷淡;见到富裕学生的家长,立即笑脸相迎,一谈就是半小时。霍尔顿对这些卑鄙的家伙痛恨至极,这是他之所以不配合学校好好完成学业的原因,在这个他看来是肮脏的魔窟,与他的价值观完全不合,他不可能安静下来学习,用污秽语言和消极行为和一切斗争着,被学校警告直至开除,最终离家出走。
在世人看来是惊世骇俗、不合人群的霍尔顿在寻找出路与没有出路中受尽折磨,在他顽强反抗,与周遭的人事表现出极大的不合作的背后,则是一种根治于霍尔顿人性深处的纯真和善良。这种与生俱来的人性之善不断在霍尔顿与现实进行消极斗争的肮脏言行中,暗暗发出辉光,使读者感受到在霍尔顿这个不羁狂放的青年面具后面的那张博爱而无邪的脸庞。
表面的愤世嫉俗和内心渴望真善美的追求,使霍尔顿在现实社会中处处找不到倾诉对象,现实中也无人能理解他的想法。
自我撕扯最终导致霍尔顿用极端方式发泄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愤怒。
他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也是和社会水火不容,社会黑暗的无以复加反倒使得这样一位对现实无比清醒的人在人们看来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他越是对社会发出惊人的清醒之见,就越被人们视为病入膏肓,在这背后的鲁迅则充满着对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和民众劣根性阻止历史发展之间的张力的神思。
霍尔顿的不合群,是因为他葆有人性的天真的自然,他清楚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它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在社会的大染缸中,已经被浸泡成同样的颜色,辨不清楚自己本来的面目了。
霍尔顿有极大的同情心,能为他人着想,在一次历史考试中,霍尔顿预料到自己会不及格,在试卷里写了一封短信来安慰老师斯宾塞:“……您尽管可以不让我及格,反正我除了英文一门外,哪门功课也不可能及格……”,但是老师却非常不领情,他不仅严厉批评霍尔顿对历史“简直什么也不知道”,还当面大声朗读他的短信,无视霍尔顿的自尊心。
尽管他脏话连篇,放浪形骸,但是就在他要离家出走时,他向妹妹菲比借钱,菲比把过圣诞节的八块六毛五全部借给他,他竟然感动得哭了起来,还送给妹妹他那顶猎人帽,在霍尔顿灵魂里,有一颗柔软纯净的心灵,它是那么温暖,能感受到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小说中像此类表现霍尔顿纯真心灵的描述通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使读者把这种闪烁着人性之光的场景和小说中那些卑污的、庸俗的、没有灵魂的社会现状形成对比,而体验到霍尔顿内心消极抵抗和寻出路不得的自我分裂,从而在内心生出一股隐隐的凄哀。
二
霍尔顿内心的这种撕扯,并不是塞林格凭空设想,而是他对身处五十年代美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生活状态以及精神状态的深刻拷问和艰难探索。
五十年代的美国,战后经济空前发展,迎来了国富民丰的繁荣时期,国民经济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复苏、二战中所发的战争财、军用工业转入民用生产而大幅度上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正在显著提高,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产生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时期,自然也把享乐、狂欢、跳舞、酗酒、吸毒等社会不良风气扩散开去,在社会上形成享乐的狂潮。但是物质生活的丰盈并不代表美国社会是太平盛世,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潜在而普遍的危机感,麦卡锡主义镇压异己,在社会上形成紧张氛围,原子弹给未来笼罩上恐慌阴影。
在这种背景下生存的个人,发生了生存的普遍疑惑,灵魂在及时行乐、物质生活臃肿的状态下消失殆尽。人们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满街游荡的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尤其是战后出生,如今的青年们,正被逼上精神的悬壁断谷,人们普遍发出哈姆雷特式的疑问:“活着还是死去?”
在这种前提下,霍尔顿正式代表了一大批歧路彷徨、前途渺茫,并且思想混乱、精神压抑的美国青年的境遇。
霍尔顿对前途的黯淡导致他的逆反心理,但是内心的纯良却隐隐驱使他去找寻生存的出路,解决精神困境的路途。
他鼓起勇气来到纽约,想要“一个安静、干净的地方”,但是他看到了什么呢?他不仅没有在纽约找到问题的答案,反而看到了比学校更为龌龊、更为虚伪的世界,活跃在这个世界里的,是“那班伪君子之流的假模假式人物”,还有搞同性恋的人,听着低级下流的音乐,谈论酒色。
他同情一位和他同龄的妓女,不愿意和她进行钱肉交易,还给了她五块钱让她离开,没想到却被毛利斯揍了一顿,原因是毛利斯利用这个妓女在霍尔顿身上的敲诈没有成功。
这是价值观怎样颠倒的社会,这又是人间正常的情感怎样陨灭的社会?
霍尔顿终于绝望了,他去拜访他最敬重的安东里尼先生,希望能从先生这里找到解决办法。安东里尼先生送给他的话是:“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在霍尔顿十六岁的小孩子看来,这句话不异是摸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不能给它带来实际霍尔顿的自我分裂与拯救文学论坛意义的指导。更使他震惊的是,他发现安东里尼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他又惊又怕,不得不半夜爬起来逃离了安东里尼的家。
自我和现实的巨大分裂使霍尔顿几乎崩溃,他精神混乱,心理矛盾异常激烈,幻想着肉体死亡的种种假象:“心窝中弹,血流满地”、“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等,然而霍尔顿对尘世的难以割舍以及对死亡意象的不断出现正是塞林格思考的难题。最终,如同塞林格自己的归隐一样,它为霍尔顿设计的出路也不过是到“西部边缘一个阳光明媚、景色美丽的地方去”,装一个聋哑人,拒绝世间的声色进入心灵,当他想在离开纽约前和妹妹菲比告别时,看到那些胡乱涂在学校校园里的淫秽字画,他意识到成年人的污浊正在进入孩子们纯洁的象牙塔,想去擦干净那些字画,然而他不无悲观地发现,“哪怕给你一百万年去干这事,世界上那些“* 你”的字样你大概连一半都擦不掉”,他一方面为自己作为个人在面对社会势力的不可抗拒和极为渺小,一方面又为庸俗肮脏的世界观正在侵犯象牙塔而升起一股凛然的捍卫者情怀,因为这种捍卫在现实中是多么无助,霍尔顿关于想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
的梦想才具备那样一种飘渺的梦幻色彩而不断被世人当做具有基督教意义的拯救而铭记。
三
在小说中,除了霍尔顿自叙的那个虚伪至极、无聊透顶的成人世界,还有一个纯美至极、清白无暇的儿童世界,就像沈从文的湘西神话与城市叙事那样的对立着,在这个儿童世界里,没有一丝污浊、卑鄙,它是那样美好、圣洁,响彻着温柔的灵音。
可以说是霍尔顿赖以存留于世的精神支柱。
他如此热爱儿童世界并不是偶然,这源于霍尔顿自身的纯洁和博爱,他担心着一个众人都忽略的问题:冬天冰封时,湖里的鸭子怎么办?这种博爱推而广之,使他想要成为那个守护儿童世界清白纯真的卫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
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面对社会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堕落,霍尔顿的无助。但他并没有绝望,而是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作为对祖国的下一代———儿童的保护。在他看来,成人已经被污染了,但是决不允许孩童再被污染。他就要做一个在悬崖边上的看护者,一旦哪个孩童因为社会这个染缸而被感染杂色,走进悬崖边缘有掉下去的危险,他就负责把他们拉回来。这种天真的想法让我们感动之余也给我们带来一丝喟叹,与其说霍尔顿自己甘愿寂寞地做这样一件在当事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说它是霍尔顿解决自身与社会的巨大分裂的方式。在他自己内心的真善美要求和外界假恶丑的现状之间的斗争中,他输得体无完肤,以至于破罐破摔,但是心灵的善种使他不愿沉沦下去,他找到的出路便是做一个麦田的看守者,看护着孩童的心灵不被污染。对于社会危机已经波及到儿童世界的现状,霍尔顿的“守卫”连他自己都觉得是“异想天开”,他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却没有现实中实际的解决办法,只能在头脑中幻想一个麦田里的守卫者让自己担任,一个现代版的唐吉珂德,想要拯救宇宙的唐吉珂德俨然眼前。
霍尔顿的拯救固然渺茫而充满幻想色彩,他却是塞林格面对邪恶社会对人性复苏的拯救思考,在这种孩子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区分中,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人类还拥有的纯良,也闪烁着塞林格关注人类命运的道德感。
只有对人类命运的无限关注,才有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虽然不无悲观厌世,却最终选择一项乌托邦事业支撑自己,走向人性的复苏。
也只有这种对人类命运未来走向关心的道义感,使他的这部小说虽然令人窒息却始终有希望的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