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最富盛名的作品。小说不仅获得了1999年度的普利策奖,而且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大获成功。这是一部向弗吉尼亚·伍尔夫致敬的作品,坎宁安把自己的深情投入女性的精神空间,来探讨女性灵魂深处的痛苦与躁动。三个女主人公的不同意识杂糅成一个万花筒,从她们的生活可以看到女性自我追求与价值实现的重重困境。笔者将通过文本中意象的分析来展现不同时代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种种尝试。
一
194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个英国天才的女作家任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往口袋里塞了两块石头,缓缓走入了自家别墅附近的乌斯湖,湖水吞噬了她的身体,她选择了奥菲利亚式美丽的死法。“水流很快将她带走。她好像在飞,一个奇异的人形,胳膊张开,头发飘动,皮毛大衣的后下摆在身后起伏翻腾。”
坎宁安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这残酷但又不失美丽的场景。伍尔夫曾说过,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的女人,在社会的压迫下,肯定会半像巫婆,半像魔女,必定要发疯、自杀。
终其一生,伍尔夫都反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论者,她一直都致力于消解逻各斯中心话语下的二元对立。然而,里士满犹如一个小型的男权社会,伍尔夫被权威的主治医师囚禁在这里,在丈夫的严格看管下生活。即使在霍格思宅邸里,伍尔夫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进行自由地创作,但是她无时无刻都处在精神焦灼的状态,因为自己永远被当做弱者看待,这座宅子像极了一座牢笼。她想要逃离这里,回到布鲁姆斯伯里,去更接近艺术,去谋求思想的共鸣。伍尔夫在写作中努力尝试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女性价值的思考一直伴随着她,然而深处男权社会的既定现实注定了有些尝试是不那么奏效的。“社会空间将其权力结构投射到家庭空间中来,父权制的幽灵在室内徘徊”伦纳德对伍尔夫的爱构筑了一个牢笼,像是对伍尔夫的软禁。这种过分的呵护隐藏着丈夫想要将妻子改造成“驯良的身体”的意愿。不止在生活中,就连在伍尔夫最爱的文学创作领域,她也时刻面临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精英阶层的严厉的批判和非议。
“水”这个意象预示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伍尔夫投身于水中,一方面,水带给了她彻底的平静和安详;另一个角度来说,川流不息的水也如伍尔夫女性主义的强大力量给后来的女性以启示和鼓舞。
时间切换到了1949年的洛杉矶,家庭主妇劳拉·布朗有着幸福的家庭。然而,看上去温暖、令人艳羡的房子也对其进行着新的主题形式的锻造。
劳拉每天的生活就是繁杂的事务,敏感善良的她虽然珍惜家人的生活,但强烈的自我存在感使她的内心备受煎熬。这种无时不在的以男性标准对女性的衡量让她喘不过气来。男性的权力的不可抗拒性把劳拉生硬地捆绑在“家”这个精神牢笼里。她总是试图摆脱琐事的束缚,将自己的灵魂世界给了伍尔夫及她的小说《达洛卫夫人》。只有徜徉在小说的世界中,她才能实现“生活在别处”的理想境界。
试图逃离家庭生活的劳拉开车来到旅店企图自杀获得解脱,她住进了19号房间。这一细节实际上是戏仿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去十九号房间》,故事中的苏珊是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劳拉比苏珊多了一份理智和清醒,她猛然意识到了家庭的责任。就在此刻,爱幻想的她想到了伍尔夫沉入湖水中的情景,“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我绝不会”。
“水”这一意象给了劳拉勇气。
时间向前推移,现在是二十世纪的纽约,主人公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精神的女编辑克莱丽莎·沃恩。她像伍尔夫笔下的达洛卫夫人那样,一大清早要去买花。六月的清晨,克拉丽莎停在门槛那,展开了自己的联想:“在游泳池边站着,清澈透明的阳光织成的网在池水的蓝色深处波动。”
此处也出现了“水”的意象,而此刻的水没有了伍尔夫所处时代的汹涌的感觉,安详得让人感到温暖。的确,时代及文明的进步,女性价值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从这一点看,也能理解克莱丽莎最终选择了与伍尔夫绝然不同的生命观——生活即使痛苦,也要顽强地生活。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中提到:“存在就是超越自我的无限需要”。
女性的存在意识已然觉醒,随着时代、社会观念的更新,女性越来越希望谋求与男性一样平等的对话机会,就像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她们对于自由庇护所的追寻从来没有放弃,这或许是精神世界的永恒存在。
二
现实中的伍尔夫是著名的女性主义的先驱,“双性同体”是她理论的精华。其实,在每个人的体内都存在着性别的摇摆和困惑。“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双性同体的体验既能弥补自己的性别缺憾,又能对自己的性意识做进一步的体认。现实中的伍尔夫既深切地投入了与伦纳德的爱情,在更深的精神层次,她又深深地依恋母亲和姐姐范妮莎。坎宁安融入了自己对伍尔夫及女性主义的理解,在文本中细腻地描写了伍尔夫同瓦妮莎亲吻的场景:“弗吉尼亚探身向前亲吻了瓦妮莎的嘴唇,这是一个纯洁的吻,她感到这是最甜蜜愉悦的禁果。瓦妮莎回吻了她。”
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的确认消解在了繁琐甚至无聊的家庭生活中。伍尔夫不仅以她的论著震撼了那个时代,她敢于向世俗挑战,描写甚至实践着对于女性的爱跟同情。她的双性同体的理论,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两性融合的背后,是对‘性别超越’的渴望。”
弗吉尼亚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位敏感的天才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景,那个时代女性的对于自己权力、地位的争取和抗争只是零星的萌芽现象,女性的相互扶持和理解还不能够抵御男权社会的侵犯。
20世纪初期以来,妇女通过斗争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和男人同等的权力,但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女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走出家庭,争取机会。然而战争却让一切回到了原来的面目,1949年洛杉矶的家庭主妇劳拉,答应了从战场归来的战斗英雄的求婚:“除了同意她还能说什么·她怎么能拒绝一个英俊的、好心肠的青年?”家庭的羁绊使得她窒息,所以当基蒂来到家中看望自己,劳拉的愤懑和压抑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女友使劳拉看到了鼓舞和力量,劳拉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基蒂:“她们嘴碰着嘴,唇挨着唇,但是并没有真正接吻。”
一度,劳拉在生活中几乎耗尽了自己的热情,但是她从基蒂的身上看到了阳光,她吻女友,实际上是从女友那里获取力量,这种同性的爱与理解给了她持久、温暖的慰藉。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开始向男权宣战,走出家庭的束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完成自己生命的价值实现。布朗夫人逃离家庭,做了多伦多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前夫因肝癌去世,女儿车祸身亡,儿子自杀。也就是在儿子的丧礼上,她和克拉丽莎·沃恩相遇,这两个同样为了自身价值实现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女性在目光对视中,一下子理解了对方的精神世界。两位女性角色虽然对世界失望,但是她们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追寻从来没有停止。
克拉丽莎·沃恩是位具有先锋思想的女编辑。她拥有一个极具现代精神的家庭。她和她的女友共同生活了18年,有一个借精生育的女儿,除此以外,她还照顾着身患艾滋病的才华横溢的前男友。
克拉丽莎与女友萨利的结合是女性对男权社会最为惊世骇俗的震慑,两人的结合弥补了异性之间情感沟通的障碍。作为同性,两个女人更能了解对方的处境。克拉丽莎想为理查德精心准备一场晚宴,然而他却选择了自杀。克拉丽莎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失望之中,此刻萨利的吻可以说拯救了克拉丽莎:“萨利两手抱着克拉丽莎的头。她用力地、利落地亲吻她的额头,让克拉丽莎想到像是往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
克拉丽莎生活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纽约,虽然她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尝试着种种的努力,但是她有时还是无法逃脱父权对于她的限制。她在女友萨利和前男友理查德的爱之间犹豫、摇摆,像极了是在做一道选择题:到底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还是退回到男权社会的牢笼。无疑,在理查德选择自杀之前,这个选择题的答案还不是那么明了。另一方面,对于女儿的愧疚心理也影响了其追求自身生活及价值的进程。女儿在缺乏父爱的家庭下长大,感情的缺失造成了母女关系的游离和疏远。极具个性的女儿虽然没有与母亲已选择的家庭生活形态针锋相对,但是漠视似乎也预示着母女互相理解之路的种种阻碍。“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7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主张以“同性恋“标榜自身的革命先锋身份,把性选择同反大男子主义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有人鼓吹说,异性恋的浪漫情调使妇女麻醉,最终陷入无休止的家庭劳役中,女人应该做最佳的选择向男性霸权宣战。克拉丽莎所处的时代虽然因为之前女性运动的原因,对于女性价值的认可有了进步,但是后工业时代,还是容易限制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现实生活中,同样身为双性恋的坎宁安加入了自己对于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解,他所塑造的克拉丽莎一方面不依赖男人,与萨利结合向父权制挑战;另一方面,她也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对女儿的歉疚自不必说,在两段感情之间的游离使她常常陷入莫名的迷茫和困惑。理查德的死及萨利对于自己的深切的爱,让克拉丽莎最终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选择。她不再徘徊,即使看到了生命的灰色基调,她还是走入了萨利的世界,与她一同开创属于她们的未来。
三位不同时代的女性承担着所处时代给予自己的种种压力,然而在异样的目光的注视下,她们仍旧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生活形态,这样的勇气和智慧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女性价值的实现,绝对不是靠激进的女权主义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来实现的,这要依靠时代、文明的进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全面提升。单一的性别主义都是狭隘的,只有建立起来一套科学、和谐的两性观,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女性,女性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才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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