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中, 以黄玉雪、汤亭亭和任碧莲等为代表的华裔女性作家是重要的作家群体。汤亭亭的《女勇士》通过塑造典型华裔女性的形象，揭露华裔女性的生活、情感和经历，使其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从汤亭亭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西方 ”和 “东方 ”的冲突 ，更是女性在种族 、阶级 、性别、文化等多语言环境中的抗争。
国内学界关于《女勇士》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南京大学方红的《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张延军的《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世界文学评论，2008）；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亭亭的〈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解读》（外国语言文学，2005）。
这些研究主要着重于汤亭亭的“边缘人”身份、女性主义身份认同以及将汤亭亭的《女勇士》与跨文化交际相联系。对于《女勇士》中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女性通过自我意识觉醒程度的探讨，目前还尚未涉及。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作品中无名姑姑、母亲与“我”三个不同环境下的女性逐步呈现的追求自我权利的过程、以此来揭示三位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生存困境。
一、姑姑的无声抗争
“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 ”《女勇士》就是以汤亭亭回忆起母亲给她讲述有关无名姑姑的故事开始的。
姑姑因为不守妇道，最终无奈被迫投井。 母亲在女儿来初潮时给她讲这个被父亲禁止提起的故事，意蕴深长。 贞洁，一定是烙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身上的最深的一个词，威慑于传统父权权威的传统女性只有绝对服从而别无选择。自杀，对姑姑而言，或许是最好的解脱。姑姑的无奈又有谁知晓，“他的要求一定使她大吃一惊，然后又对她进行了恐吓。她顺从了他，她逆来顺受惯了”。
有谁曾经尝试着站在她的立场考虑过：她十月怀胎所经历的每一天煎熬，她分娩前那撕心裂肺的痛。 没有人。 “村民们离开以后，灯笼向不同的方向散开，各自往回走，家中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并且对她骂了起来。 ”
没有人同情她。 有的只是村民近乎疯狂的袭击，随之而来的便是家人无尽的谴责。 “哎呀， 我们快死了，快死了。看你干了些什么。你害了我们，你个鬼！你个死鬼！ 鬼！ 我们从来就没有你这么个人！ ”
出生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的她，受到宗族社会制度、家庭等级制度、男女有别制度的压迫，没有人让她倾诉，她也不敢向别人提起心中的苦。 姑姑最后死在井边，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怜的她完完全全成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或许她也有过假想，幻想那个男人会和她一起承担这一切，幻想着家最终还会是她的庇护所。 然而幻想终究只是幻想，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 当姑姑最后面对一切破灭的幻想时，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个偌大社会哪里有她的容身之处，或许想这些花了她一夜的时间，“快到天明时，她抱起婴儿，向井口走去”。
试想， 哪怕是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都能成为让她活下来的借口。 然而，在最后时刻她没有任何的选择，只得和自己的新生儿一起死亡。“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 某个男人命令她和他睡觉，成为他秘密淫乱的对象。 我怀疑，在他参与袭击她家的时候是否戴上了面罩。 ”
简单几句勾画了汤亭亭对生活在传统封建道德桎梏之下人性不可捉摸的无奈，对封建社会下妇女毫无权利而言的同情。正所谓，一个年代造就一代人。 纵使她寄托了多少希望在那个男人身上，在自己家人身上，在需要划清界限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选择抛弃她。 任凭她的微薄力量，她又能奈何？ “从分娩到死，她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 ”
她甚至连临死前都不敢说出男人的名字，可见，姑姑所受的封建禁锢有多深。封建礼教下所有的不合情理都变成了天经地义，正如人们所说，“一种被反复说的话语，渐渐就变成了真理”。真理以绝对的方式行驶着权利，真理以内化的方式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个体淹没其中而不自觉。
性别歧视深植于文化之中，连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都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他说：“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 ”“汤亭亭之所以一开始便回忆无名姑姑的故事，其原因就在于她要喊出压抑多年的心声，她要在融合了中美两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一‘丑事’重新作出阐述，颠覆中国传统父权文化体系的男性话语，把姑姑从无名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我姑姑缠着我。 她的鬼魂附在我身上。 ”姑姑认为只有“我”一个人理解她同情她，很显然，姑姑希望通过“我”能为她申冤。 然而，母亲给“我”讲姑姑的这个故事，是希望“我”能加入到对姑姑惩罚的行列中去。 而事实是，姑姑的无奈遭遇激发了“我”内心的无尽同情。“只有我一个人舍得为她破费纸张，虽然不是为她做纸房子和纸衣服。 ”
从表面上看，汤亭亭是想借笔下的文字以此来缅怀逝去的姑姑，进而表达对她的同情，但她更是想借姑姑这件事来讽刺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对人以及人性的压迫。封建社会里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没有知识，没有意志，她们严格遵从三从四德，她们将坚守贞洁渗入思想深处，伦理压制了她们的本心，她们不会也从未想过要做任何反抗。
二、母亲的转变
小说中的姑姑受到封建礼教思想的禁锢，不敢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然而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母亲， 在来到美国之后同样选择了沉默，这就令人唏嘘了。
毕业于医学院的知识女性母亲聪颖大胆，在中国时受人尊敬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没有几个人有我这么好的脑子。’她指了一下 37 名学生的合影。‘和我同届的有 112 个学生。 ’”但正是因为踏上了美国———这片陌生的领土，语言障碍似乎剥夺了一切让母亲引以为傲的资本。 “你们不知道我到了美国跌了多少身价。”
一句话道出了母亲的无奈却又甘于此番境遇。乡村医生的经历使得母亲自尊心与好胜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她理所应当拥有别人的尊重。 但当来到美国后，落差的出现使得母亲无力挣扎，不再愿意做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母亲在国内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从容其实也只是华丽外衣下的空的躯体。当光鲜的外表褪去后，仅存的也只是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自卑与甘于落寞。
“在美国亚裔文学中，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寓言，它象征着弱势民族在主流社会中的不被接受、无法参与的无奈，这也不光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不光是语言上的，也是心理上、政治上的；不光是民族的，也是普遍的。 它是一种隐形的、深入人心的、破坏力极强的意识形态。 ”
在美国，母亲因一度因紧张而失语的遭遇使得她只有沉默而别无其他选择。 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与洗衣服为伴，终日辛劳。 “瞧，我劳累过度了。 地还没扫，衣服还没熨好，钱还没赚到，早已是半夜了。在中国的话，我现在肯定还是年纪轻轻的。 ”
当年母亲的英勇事迹都已被她改编成鬼神故事， 用作来唬我们要好好听她的话。往事早已分不清真假，我们只能在母亲的故事里或多或少地感受着曾经的她无所畏惧地活着。尽管母亲记得中国的好， 幻想着在国内或许她会年轻很多。 她也的确时刻用中国的封建礼教规范着自己和身边人的言行，但不经意的言语间也透露出自己和中国人的区分：“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都刁滑。 不行啊，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斗不过他们。 他们太聪明了。 你知道，我过去也很机灵，现在不行了。 ”
在母亲自己看来，现在的她，年纪大了，不在中国了，这些都是导致她不如以前“机灵”的原因。 年纪无法改变，但生存环境的变化带给母亲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她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再爱多说话，选择沉默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是华人。 这是群体的沉默，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消声与抹杀。
或许是母亲压抑了太久，急需一个发泄口，而月兰姨妈在争取原本属于自己感情上的退却，却再次显衬了母亲精神上的强大。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事件，让“我”看到了过去的那个勇敢的母亲。“她得跟她的丈夫住在一起。 ”勇兰说得很坚决，明天早上她不会忘记重提这个话头的。“一开始你就得跟你丈夫挑明你想要的是什么 。妻子的作用正在于此———训斥丈夫，让他变乖。 告诉他再不许娶三姨太。告诉他，你高兴什么时候去找他，就什么时候去找他。而我，大姐，也愿在你们家住多久就住多久。 ”“要让妹妹和妹夫重相聚，必须制定新的计划。”“‘好吧，那就采用一套新方案吧。 ’勇兰说着，瞥了一眼儿子。 ”
月兰姨妈正如她的名字“月兰”一样，是依靠着别人才能存活。她是一个懦弱，趋于现实，不敢也不愿意抗争的柔弱传统中国的妇女形象。 而母亲，却在为姨妈争取幸福这件事上，表现得如此坚决。她认为，是她的东西就一定夺回来。 而此刻，传统中国的三妻四妾在母亲眼里也是丝毫不能接受的。 很显然，这有悖于母亲根深蒂固的那一套理论，当然，这样的改变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 正是这个在她看来，她完全不能接受的美国佬的思想， 正在一点点植入她的灵魂深处。“汤亭亭深切地认识道：她要‘敞开自己的思想，因为宇宙是敞开的，这样就能容得下各种互相矛盾的事物。 ’”
这里，汤亭亭巧妙地借助母亲，这个集合中西文化的矛盾体来表现当时身处美国领土的第一代华裔长辈们在面对文化选择时的徘徊。这也能被称为是一种进步，毕竟父母不再一味地排斥了。
母亲从当年在医专宿舍独自除掉“压身鬼”，那个以胆大闻名的女性转变为第一次来美国面对海关盘问时不吭声，从此甘于沉默的洗衣坊老板娘。母亲正在接受着美国新思想的转变， 但很显然， 这个过程是被动的。 母亲不知道也没有想过要主动融入西方这个新社会中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岁月的痕迹将母亲与社会不相协调的问题暴露无迹，这更使得她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三、“我”———励志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
姑姑是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无力反抗的代表，她默默忍受着本不该她承受的一切；母亲是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女性， 本应该能够顺利接受美国新思潮，却选择了沉默；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不一样，我要自由，我要自立。
“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诸如此类的性别歧视， 以及后来父母的洗衣作坊被推倒的残酷现实，都让“我”下定决心，希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白虎山上的那个“女勇士”，以此来改善自己处境，帮助父母与身边的乡亲。残酷的现实折射出华裔的生存困境：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压迫，有男女性别歧视，有种族歧视。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迫使自己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
“我”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沉默不语的华人小女孩。“60 年代的我进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用功学习，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却终将未把自己变成男孩。”
汤亭亭用近乎讽刺的语言表现了性别歧视在华人圈中的影响力。 但同时，尽管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感染着“我”，尽管无名姑姑的事迹震撼了我，尽管母亲的转变影响了我。 “我”还是被目前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所影响着。当别人问起我长大后想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到俄勒冈去伐木”。
“我聪明，样样都能干 。 我知道怎样考试得A。 他们说，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当科学家、数学家。 即使说我笨说我昏花，我也不能让你们把我变成女仆或主妇。 ”“‘我’从始至终都明白男孩子的优越与特权，因此一直下意识地反抗女性的责任。 ”“直到现在 ，除非我高兴，不然烧饭的时候总会烧糊。 我不愿意烧饭让别人吃。 ”在“我”看来，中国人对文化糟粕的固执、 死板让人不寒而栗。 大块头的出现更是挑战了“我”的极限 ，当他再次出现在店里时 ，“我”的喉咙终于爆发了， 堆积了对所身处的环境的太多不满，“我”便开始口若悬河。
与此同时，“我”想参加学校的节目表演，想让自己的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并驾齐驱，更幻想着能在哪一天肆无忌惮地冲下教学楼的楼梯，放声大笑。 这是一种美国文化带给她的感受：只要是属于“我”的权利，“我”就有理由去追求。 在听了母亲讲述太多身边的故事， 亲眼目睹了近乎畸形的华人社区之后，“我”明白了：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现状。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华人社会，这个社会里每个人所想， 都将深深影响它的进步与发展。
“很明显，汤亭亭在这里想要描述的“我”，是不同于辛德瑞拉，那个外表漂亮、身世可怜却只能被动等待“仙女”和“王子”来救赎的女性。 ”
“波伏瓦像马克思主义一样， 并不把女性的解放运动当做一种飞力士的行动，而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女性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关于女性解放的途径，她更强调个人的努力，而非整体的行动，她认为，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 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 ”
从姑姑、母亲到“我”的转变过程正如波伏瓦所强调的那样，要靠女性主观上的个人努力，而并非寄希望于所生存的整个社会。
无名姑姑面对封建传统观念时的无可奈何，逼得她只有选择投井自尽，这一被动举措，折射出来的是封建礼教的那股禁锢人们思想的力量。姑姑没有其他选择， 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做些什么用以反抗。
相比于姑姑，母亲从当年那个自信的乡村医生转变为后来沉默的洗衣坊老板娘，她本该全力争取属于她自己的社会认可，却也甘于沉默。母亲较姑姑而言，已经有意识开始要争取属于她们女性自己的家庭地位，也正是借着这股力量，母亲才能在帮助月兰姨妈争取幸福的时候无所畏惧。而事实是，母亲少于行动。听着无名姑姑的事迹，看着母亲的转变，“我”从小就暗下决心，决心朝着成为地道美国人的目标奋进。
四、结语
如果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华裔女性在异质文化中不断学会认识自我的故事，汤亭亭的《女勇士》则更多地表达了在权利不平等的社会中对男权的质疑，对种族歧视的不满，和对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呼唤，以及在这些压力下相较其他女性沉默而奋起的抗争的肯定。
“由于传统文化对个人的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会影响文化成员的客观认知力，而只有身处两种文化边缘的人才会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有力视角。 ”
汤亭亭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有力视角的 “边缘人”， 她将自己的经历与所听得的神话相结合，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揭示了华裔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处境：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 “我”充满困惑和艰辛的成长历程着实让人怜爱，但却正是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让读者看到了置身于其中的华裔女性不懈努力争取自我的过程。汤亭亭试着挖掘华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女性的价值观和她们真正的认同感。 “文化上， 她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属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性别上，她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女性，也不属于现代的美国女性；语言上，她挣扎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并努力反抗中美两种社会对女孩/女人的消声。 ”
生存于性别和文化的双重压力下，汤亭亭对女性主义有了不同的见解：女性想要不依靠男性在社会上立足， 唯有树立坚定的信念，加之努力付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同样，正确面对美国文化，二者相结合，并为之所用，这才是作为华裔女性所应坚持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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