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维斯·迦兰的小说《青春是快乐的》中“我”的成长经历揭示了情感与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之间的关系。书中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情感的压抑造成了女性的失语。但是，情感中天然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能力及人格塑造的潜能，这促使女性能够自主地反抗男权社会对自我的压抑，并在与他人的共情中使情感得到升华，实现主体意识的建构。
关键词：梅维斯·迦兰;女性;情感;主体意识;
Abstract：In Mavis Gallant's Youth is Pleasure, the growth process of“me”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s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 ideology of patriarchal society constrains the female's emo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aphasia. However, emotions includes the sense of judgment and the potential of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which enable the female to resist patriarchal repression on themselves.And with the empathy with others, the female's emotions could be sublimed, which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Keyword：Mavis Gallant; females; emotion; subject consciousness;
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钟情于刻画女性人物，笔下的女性形象极具真实感、细腻感。迦兰擅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女性情感的波动，以情感为媒介“善于倾听不为人所觉察的市声和语音，从而深入所遇人们的内心世界，捕捉人物的特性和心声。”[1]尤为可贵的是，她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并不局限于某个成长阶段，而是贯穿女性成长的全过程。通过对女性不同成长阶段的情感描写，迦兰将女性情感与男性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清晰地展现给读者，揭示了男性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异化。在叙事中，“迦兰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主人公的遭遇，并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对主人公的命运进行审视”[2]92。这种叙事方式唤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引发读者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思考。这表明，迦兰始终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来审视整个社会，在女性个体与社会的交往和碰撞中思考女性的存在意义，并深入探究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途径。在《青春是快乐的》中，迦兰以“我”的视角刻画了一个叛逆的女性形象———缪尔小姐。在传统价值观的观照下，缪尔小姐无疑是社会的“异类”。男性社会的种种约束并未磨灭她童年怀有的质朴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使她能够在与男性社会种种压抑女性的规则的碰撞中建立自主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熟，使她能够跳出男性社会意识的桎梏重新审视自己和社会，同时具有追求自由的情感表达与意志，并以高扬的情感宣示自身的存在。“我”的成长历程是女性主体意识发展、成熟的历程，也证明返归自身所本有的情感，是女性建立自主判断标准、批判男性社会意识、实现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前提。
一、女性情感的失语：自我情感的压抑
人格的塑造与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想人格的塑造建基于有道德潜能的自然情感，在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交互之中，伦常及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并反过来对自然情感进行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但是在男性社会中，女性的自然情感被压抑甚至被剥夺，造成女性人格的异化。迦兰于《青春是快乐的》中真实刻画了男性社会中女性情感所处的压抑状态，“姑娘们都在‘那儿’，像羊群般圈在一起……在我的日记里，我把别的姑娘叫作‘苦力’，我不知道是生活使她们甘愿忍受呢，还是她们生来就有隐忍的气质”[3]120。在“我”的眼里，这些女孩就像被驯顺的绵羊，默默地接受男性社会安排给她们的位置，在她们身上看不到情感的波澜。对此“我”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她们生来就具有隐忍的气质？
通过“我”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到，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的语境下，自身的情感都被压抑着，并造成了身份的模糊，男性社会对女性情感的压抑贯穿于女性从孩提时就接受的家庭教育中，同时也贯穿于以宗教为主的社会教育中与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中，女性情感的失语本质上也恰恰是这种自我情感压抑的反映。
“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自我情感与男性社会的冲突开始爆发的时期。自然情感尚未被压抑的“我”总会做出种种叛逆男性社会价值观的事，“但二元文化下的加拿大仍然是一个男权为主的社会，仍然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仍然顽固地把女性的社会角色固化在家庭里，这种‘叛逆’并不为整个社会所接受”[4]。她（“我”的母亲）试图塑造符合男性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礼貌”的孩子，“时不时地，她会尝试改变她以为她在雕塑的那个人的形象，至少是外部形象”[3]112。而这种“雕塑”过程是以取消孩子爱好和禁锢孩子思想为代价的过程，“她在收缴我的日记和笔记本里找到了宣泄的途径，我的笔记本里有一首两岁大时写的诗及一些别的东西，它有着吉卜林的节奏，名字叫《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像普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至少是我认识的所有母亲———她对女儿的贞洁问题有一种纯属隐私，甚至有点无聊的执念。至于像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的问题，她有权认为这不关她的事。然而，她一定是觉得她必须说点什么，所以她说了‘你最好聪明一点，因为你长得一点都不漂亮’”[3]112。
在这里，“我”的母亲有着“典型”的男性社会价值观。对她而言，贞洁与美貌是女性的价值所在。其中，贞洁是女性最重要的品德，而美貌则是女性最大的优势，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不应是女性情感的倾向。出于将女儿塑造成合乎传统伦理道德要求的女性的需要，她又必须对这种倾向进行约束。她所采用的约束方法是简单粗暴的，侵犯女儿的隐私，收缴“不合宜”的物品，并通过说教的方式向女儿灌输自己的价值观，试图以“你一点不漂亮”这样可笑的理由促使自己的女儿产生危机感，并由此“迷途知返”，变得“聪明一点”[3]112。这里，她所说的“聪明”当然不是学习与思考，而是对男性社会意识的内化，成为男性“合格”的附属品，颇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女性情感的压抑是普遍的，因为“我”所认识的所有母亲都是这样的。男性社会意识通过对女性意识的不断压抑而内化于女性，并通过这些女性继续压抑其他的女性，从而将女性控制在男性社会为之预设的位置上。
除了充斥着男性社会伦理道德的家庭教育，宗教以社会教育的方式也在压抑女性情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迦兰的小说《芬顿家的孩子》中，面对婴儿室里的孩子，“诺拉十七岁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喜欢这些孩子，还是只把他们视为一个天主教修女的命运的一部分”[5]1。宗教教规与情感的冲突，不仅是对情感的压抑，也是对人格的异化。而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社会，这种异化尤为突出。迦兰在《异域之花》中也以同样的方式解读这个异化的世界。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当时积极营造宗教氛围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世界之间的物化却表露出人们信仰的坍塌，特别是以男主人公朱利叶斯为代表的男性给女性情感带来的心理创伤。“在迦兰所处的加拿大社会，宗教仍然对社会和家庭伦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6]58迦兰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加拿大社会处处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在加拿大，特别是一些相对保守落后的地区，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不得不以教规作为行为准则，甚至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父母根本不相信我在女修道院学校里学到的一切（顺便提一句，撒旦不会说双语，他说的是魁北克法语）。我父母不信上帝，因此也不信堕落天使……为什么两个不信教的人要让我接受最严格的宗教教育呢？这是一个谜”[3]130。对于“我”的疑问，父母给出的答案是“为了使你能够忍受”，对此，“我”认为这是个“很站不住脚的借口，就和‘为了让你学法语’一样，因为我能用流利的法语和奥利维亚对话，我不到四岁就已经能够看懂两种文字了”[3]130。在成年人眼中，宗教教育意味着“忍受”，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一种美德，这表明宗教已经成为男性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同男权至上一样，宗教也是长期束缚加拿大女性的无形枷锁。这两种精神羁绊往往是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配合来维系男性统治力的延续”[7]。通过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结合，宗教更具有了权威性，宗教教育成了判断身份与道德的标准，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导致即使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有意或无意地以宗教作为行为准则。
这里的宗教培养人的目的并非塑造健全的人格，而仅仅是以烦琐、严苛的教条压抑人们的情感，并将情感这一人生而有之的本质属性，从人的身上生生剥夺。对于接受宗教教育的女孩，迦兰是这样描述的：“一长队小姑娘从正门里走出来，沿着街道往前走——苍白的脸，一身黑衣，眼睛看着地面。我知道她们感觉无聊、烦躁、忧虑，甚至是饥饿。”[3]131在这些女孩身上已经看不到少女们应该有的活泼与开朗，留下的只有被迫忍耐的麻木与焦虑。“对外界刺激的漠视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是被自我与社会放逐后不得已的选择。”[8]由此可见，情感的压抑已经剥夺了她们作为人的情感表征，她们也失去了塑造健全人格的动机。
男权社会通过教育，建立起以其社会意识为权威的评价标准，使女性的情感时刻处于男性社会意识的监视和压抑之下，因此，“常常会有一种对立的说法：一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实际上拥有更多优势”[3]121。但这是一个健全的人吗？迦兰借“我”之口指出情感的压抑将人变得无情、残忍，“他们看见杀人的场面可以一走了之，就好像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可以眼都不眨一下地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但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谋杀———真正的谋杀。心灵与精神的死亡导致了混沌的风景”[3]121。事实上，失去情感这一人格特征的人已经死亡。男性社会通过严密的社会意识体系压抑女性的情感，将女性置于同男性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所以对于女性而言，“他人即地狱”，无论她们身在何处，处于何种伦理身份，她们的自我都在被抹杀。“女性必须有自我能动性，重新去认识自己的身份角色并且让此类角色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是否具有建构主体意识的可能？她们又该如何建构主体意识？
二、女性自主建构主体意识的可能：基于情感的自主判断
作为多年旅居异国的女作家，迦兰既拥有大视野，又擅长于写“小文章”。她以女性视角观照社会，以恣意的女性情感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青春是快乐的》中，迦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意识的审视下，“我”是没有教养的，甚至是粗俗的，但正是这种叛逆，为女性自主建立主体意识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当女性的自然情感无法被完全压抑、剥夺时，自然情感就能够促使女性认识外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但是基于自然情感的认识尚属于浅度的认识，还需要再发展为理性的自主判断标准，这样才能建立起持久稳定的人格。迦兰以对“我”的成长过程描写为主线，以“我”面对男性社会意识下的家庭与社会教育的反抗为切入点，不仅赞扬了女性外在奔放的情感，也揭示了女性由自然情感自发地发展为理性的自主判断的过程，证明即使在男性社会意识的高压下，女性仍然能够实现主体意识的建构。
孩提时的“我”是大人们眼中有礼貌、有趣的小女孩，“可等我长到10岁，人们说我变得爱虚荣、顽固”。而且“只要有谁觉得有资格来管教我、来给我建议，我基本就不会对他满意”[3]111。从听话到厌烦管教，这虽然是自然的情感反应，是人类心理发展的必然阶段，但也是主体意识的萌芽，标志着这时的“我”已经开始萌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道德成为正义的基础是因为人们本性上对快乐与痛苦的感受”[10]50。面对男性社会中的家庭教育，“我”并没有老老实实地顺从这种权威。当母亲对“我”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以及自己作诗这类行为表示不满，并强调好女孩的标准是美貌与对男性社会伦理道德的顺从时，“我的反应是从她手上拿过———是拿，不是抢——那首诗，把它撕了个粉碎。没有高声的怒斥”[3]112。这是迦兰第一次描写“我”的愤怒，表现了“我”对男性社会对女性评价标准的不满，对情感的压抑与对意志禁锢的不满。必须注意的是，“我”的怒虽然含有对母亲的疏离，但这种疏离却是克制的，“是拿，不是抢”，并“没有高声的怒斥”[3]112。那么，这种克制是在男性社会意识的压抑下自觉地对自我情感的压抑，还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克制呢？通过对比迦兰对“我”的第二次愤怒的描写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在小说中，迦兰描写“我”的第二次愤怒。当“我”从纽约坐火车到蒙特利尔，在温莎车站下车时，“一个男人悄悄地走过来。他头上戴着帽子，一张凯尔特人的苦脸，面颊深陷，就好像牙齿拔光了似的。我以为他是在问路。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是个下流的要求。我的手臂因为行李箱和野餐盒的重量而动弹不得。他用手背擦了擦我的胸部，骂了一声，走开了。我感觉一阵想要杀人的愤怒，接着是厌恶，它们简直就是一对老朋友”[3]116。这里的愤怒不是有所克制的情感，而是强烈的、爆发的情感，是面对男性可以随意侮辱女性时的愤怒。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欺凌并非个案，而是社会意识的集体体现。在小说《择夫》中，迦兰以群像的形式将男性社会中男性群体对女性的物化揭露出来：“贝尔特办公室里的莱德先生，会站在走道里看着电梯开走，等待机会挤到贝尔特的身旁。塞克斯顿先生提出要给她钱，给她一笔固定的补贴，只要她愿意每个礼拜五陪他一起出去，那是他的战友聚会之夜。麦克法伦先生在她的桌上放了一首下流的诗，接着是一封道歉信，接着又是一首比上一首更恶劣的诗。赖特·阿什伯顿先生曾提出要和他太太离婚———当然啰，他们这些人都是有老婆的。”[11]207当伦常秩序被男权瓦解后，缺乏道德责任约束的自然情感就会转化为社会意识，而女性所表现出的厌恶与愤怒则是对该意识的对抗。
通过比较“我”的两次愤怒可以发现，“我”对情感的克制并非因为“我”已经被男性社会意识驯化了，“我”的情感表达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理性的规约之下。当“我”能够自主地控制情感，这表明外在环境强加的束缚已经无法左右“我”的判断，是主体意识逐渐成熟的体现。无法遏制的愤怒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厌恶，而克制的愤怒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理性，而这种理性就成为形成主体意识、进行自主判断的关键。那么，“我”的理性源自于哪里呢？源自“我”对母亲的爱，其中包含对母亲的敬重，“爱会唤起伦常敬重，并且在其较高的程度上甚至会唤起敬畏和敬佩”[12]124。正如“我”所说：“我对她（母亲）着迷，尽管她也让我担心。”[3]111包含了爱这一情感的愤怒是克制的，而面对侮辱所产生的愤怒则会因为其他负面情感而更加强烈。这表明，“我”的情感已经具有了理性，标志着“我”自主判断的成熟，“当理性把有关行为与性格的关系与事实详加分辨之后，人的内心会自然而然生出一种对行为或者性格赞美或谴责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特殊的苦乐情感，是人们进行道德判断和指导行为的基础”[10]58。对母亲的爱，使“我”能够将即时的、自发的情绪反应升华为自主的判断并转化为相对理性的行为，使“我”将克制留给了母亲，而将纯粹的愤怒指向了男性社会，特别是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所做的预设———美貌与驯顺。在这种预设下，女性仅仅是附庸于男性的皮囊，没有自我和尊严，成为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就如长着“凯尔特人的苦脸”的男人，既不担心会受到道德的批判，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女性的反抗。
爱不仅能使女性根据自我的判断标准对情感进行克制，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女性通过“同情”将关注的对象由单纯的自我投向他人，使自然情感转化为道德情感。当“我”看到教养院里走出来的“烦躁、忧虑甚至饥饿”的女孩子们，“我应该同情她们”[3]131。这是因为对于以宗教教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我”认为“那里的教育实在惨不忍睹。我怀疑那就像把一条狗送到驯兽师那里，（他们都对动物充满热情，尤其对狗），但我想我从未让他们计谋得逞”[3]131。对于“我”来说，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教育就如同驯养动物，最终目的是使女性成为男性温驯的附庸品，因此被压迫于宗教之下的女性是值得同情的，“爱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被爱者福祉的关心，而且会对被爱者从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一切苦与乐都做出反应，就像对自己所经历到的东西那样”[12]125。正是爱激发了“我”破坏男性社会意识下对女性束缚的渴望，这种渴望体现在“我”的第一所学校被拆掉时“我”所感到的极大喜悦，“我的第一所学校，最糟糕、最黑暗的一所学校，也是在这条希尔布鲁克街上。多年后，当我听说那所学校被拆掉了时，我感觉就像是埋葬掉了一个巫婆”[3]131。
爱可以使情感更加理性，可以将情感转化为动机。但更重要的是，基于爱的同情，使“我”由对自身的关注转向了对他人的关注，“只有随着对同情的考察，我们才离开了那个道德狭隘心的领域而达到直接指向他人的情感”[12]71。当“我”反叛男性社会意识时，“我”所关注的只是自身，或者说，“我”的判断标准仅仅基于自身的感受，这种关注更多的是出于“我”对于困境所表现出的即时性或应激性情感反应。这时，“我”做出判断的依据也不再是即时的自然情感，而是建立在对他人普遍情感经验的洞察之上，通过将自我情感向他人的推至，自然情感得以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情感，从而使“我”的判断标准升华为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不仅能够促成主体意识的建构，更能继续滋养主体意识。男性社会意识试图依靠外在的约束压抑女性的情感，使之成为不具有人格特征的符号，但作为人生来便具有的情感不可能被外力所抹杀，情感已经与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因此，建构女性主体意识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无法被剥夺的情感，通过返归本己情感就有建构主体意识的可能。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向爱的返归
小说中，“我”的主体意识产生的过程就是返归爱的过程，而向爱的返归来自于他人温情的滋养，这在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虽然迦兰在小说中对“我”的情感的描写大部分是在男性社会重压下的负面情感，比如愤怒、厌恶、冷漠，但“我”的生命轨迹中也有快乐与温情存在，这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我”准备动身从纽约出发去蒙特利尔时，“我的钱包里有一张出生证明和5美元钞票，我的全部财产是一个在纽约的加拿大女演员在和我告别时送给我的，在我登上火车前她带我去看来歌剧《梅耶林》。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而且自己手头也很紧，她完全没有想到除了一点零钱之外我一无所有”[3]113。当“我”只身在外、身无分文时，女演员的帮助不仅是稍微缓解了“我”的窘迫，更重要的是使“我”在冷酷的社会中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温情，使“我”对世界、对人仍然抱有希望。
第二次是“我”来到蒙特利尔后，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我”回来。于是，“我”去投奔曾经做过“我”保姆的奥利维亚，“她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我……她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得大喊大叫，管我叫‘漂亮的大姑娘’”[3]117。需要注意的是，奥利维亚对“我”的热情并不是一时的做作，而是对“我”真正接纳、真正爱护，因为“在她临死前，她曾对她值得信赖的一个女儿说，要永远关心照顾我。奥利维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认为我无法照顾好自己的人”[3]118。正是在奥利维亚的关爱中，“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没有一丝的焦虑、担心、凄凉。温莎车站那个男人并不能真正地影响到我对未来的憧憬”[3]118。由此可以发现，来自他人的爱是培养积极情感的关键，试想一个整日被厌恶、愤怒甚至仇恨所包裹的人是不可能同情、关爱其他人的，因此也不可能建立理性的道德判断标准。但来自他人的关爱，哪怕只有些微，也足以帮助个体化解负面的情感，并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比如“我”在温莎车站遇到的不快也无法阻碍“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对“我”快乐的描写最为直接的是第三次的“温情”，这也是整部小说中“我”的情感的全面释放。“我绝对确信我那坚不可摧的自信心部分应归功于我曾经在纽约的生活。我第一次听见人们在电影院里哈哈大笑就是在那儿。我还记得当时我感觉到的神奇、兴奋和有趣……当我听到美国人公然大笑时，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3]120使“我”兴奋的是第一次对“快乐”这种情感表征的发现。对于自身情感被压抑，并长期处于情感被压抑的人群中的“我”来说，这就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他人的情感通过情绪的感应唤起了“我”的情感共鸣，使“我”在他人的大笑中找寻到宣泄被压抑情感的途径。当“我”意识到大笑之后令人兴奋的快乐时，“我”发现了真情实感的魅力。“我在这里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极有可能过上悲惨生活，但至少我不用伪装自己。”[3]121拥有真情实感并意识到真实地表达情感是每个人的权利，这样的人才是正常的人、真正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那样的人，也曾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一点也不疯”[3]121。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拥有了自信，“那就是我大部分自信的来源，在我开启一段进入新生活和旧梦想的旅程之时”[3]121。这种自信是对自己的情感与建基于情感判断的自信，是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男性社会所强加于“我”的种种束缚在一瞬间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缺口也难以补上，这也为旧梦想的实现以及新生活的开始提供了无限可能。
之所以向爱的返归需要温情，是因为相较于冷漠，温情更容易产生移情。一般来讲，“冷漠是被理解为移情的不赞同所显现的真实（冷酷）态度”[13]38。而移情是理想人格的基础，“关怀伦理学强调把关怀、同情与仁爱作为道德上的善或得体行为的基础，而关怀、同情与仁爱似乎都需要移情”[14]59。通过移情，个体得以拥有自主的判断，“移情一方面使我们对感知到的痛苦或危险比对仅仅听闻的痛苦或危险更敏感，另一方面又引导我们判定漠视我们感知到的痛苦或危险比漠视仅仅听闻的痛苦或危险在道德上更坏”[14]127。在移情中，女性能够对男性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束缚进行批判，并在充满关爱和真情实感的生活环境中建构自身的人格。虽然在男性社会中女性很难感受到来自男性的爱，但是女性彼此之间的关爱也同样具有实现返归情感的可能。在《青春是快乐的》中，爱主要萌生于家庭伦理关系之中，并通过同情传递到社会环境中，进而产生滋养爱的环境。这一过程的实现依靠的是情感的共鸣，即以个人情感为契机，在情感的传递与回应中建立起普遍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普遍的情感唤醒，在情感唤醒的同时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直至发展、成熟。
四、结语
迦兰笔下的人物形象真实细腻，这在于她善于通过言行的描写揭示人物内在的情感波动，并通过人物与读者的情感共鸣引发思考。迦兰尤为擅长对女性情感的刻画，无论是《1933》中天真善良的玛丽·卡雷特，《迷失在雪中的声音》中叛逆的夏洛特，还是《择夫》中成熟重情的贝尔特，迦兰想要告诉读者，女性并非是男性社会描述中的毫无生气的、物化的失语者，而是活泼的，有着自主人格的人。同时，迦兰也对男性社会对女性情感的压抑进行了描写和批判。在迦兰《青春是快乐的》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男性社会通过对女性情感的压抑剥夺女性人格的特征，这使女性只能依附男性社会意识从而获得存在的意义。因为情感的压抑，女性的自我意识也被压抑，使女性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思考与行动的主体，并将顺从与隐忍当作理想女性的品德。但是，“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情感。情感是最原始、最基本的”[15]12。情感与人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伴随人的成长，这是无法依靠外力彻底抹杀的。虽然处于男性社会意识的桎梏下，但女性仍然具有情感并拥有依靠情感进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女性从童年到青年这一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正是女性进行自主判断，促使主体意识发展、成熟的重要前提。因此，女性主体意识建构需要返归青春时的自由奔放的情感，特别是返归爱，因为爱是最具有道德潜能的情感，不仅能够使人以理性的方式将自然情感升华为包含自主判断的道德情感，还能够促使个体的情感以宽容、温情的方式投射到他人，使个体走向自利的对立面，从而实现道德的建构。返归情感的途径主要在于对情感，特别是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滋养。爱赋予了女性自信以及行为的动机，促使其自主地审视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主体意识得到发展和成熟，得到情感的满足，找回青春时才有的自由的、真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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