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共情效应的不足一直是跨文化翻译的研究重点。上世纪霍夫斯泰特文化差异理论的出现，为跨文化交际及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以文化差异理论中影响受众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为切入点，探究《雾都孤儿》权力距离下译者共情感受力差异、读者共情意识网不同等共情翻译困境，并在文化差异理论下提出《雾都孤儿》的创新翻译路径，提升译文的共情传播效应，推进英美文学作品共情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差异理论； 雾都孤儿； 翻译； 共情；
一、文化差异理论下的文学翻译
（一）文化差异理论的起源发展概述
从古至今，文化差异一直存在，而文化差异以理论形式被体系化研究，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1967-1973年间，荷兰学者霍夫斯泰特于万国机器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IBM）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性调查，旨在探析IBM内各国员工的国别文化差异及共性心理。在长达六年的研究后，霍夫斯泰特基于11600份调查，提出文化差异理论。霍夫斯泰特认为，文化并非个体特征，文化差异存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1980年，霍夫斯泰特基于文化差异理论的研究，出版《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指出了左右文化差异、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六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p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自身放纵与约束（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文化差异理论自产生后就被广泛研究及引用，加拿大学者彭迈克发展了霍夫斯泰特的文化差异理论，将文化差异应用在跨文化交流中，成书《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文化差异理论的应用频率及研究价值不断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二）文化差异理论的国内应用研究
文化差异理论在国内主要应用在跨文化交际及翻译这两个方面。文化差异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多见于商务礼仪、人际关系处理、口语的语言使用差异等研究中，例如罗朝红《跨文化交际中商务礼仪的差异分析》、曹胜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人际关系认知差异》、谢雨鑫《浅析英汉语言使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等。文化差异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多适用于口语，而其在翻译中的应用则是口语及书面语兼备。文化差异理论在国内英汉互译的研究中，主要以同声传译、政要报道、法律翻译等具有客观性的语篇中。文化差异理论在针对主观性较强的文学作品的共情翻译中，依旧处于研究发展阶段。基于此，在文化差异理论下探究英美文学的共情困境，旨在将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以确切文字转到第二语言中，完善翻译主题、扩展翻译维度[1].
（三）《雾都孤儿》的汉化翻译现状
目前，《雾都孤儿》在市面上流通的汉译本，主要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荣如德版、译林出版社的何文安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雨石版为主，除此之外，张玲、李卫东、董黎等诸多学者也多次进行过汉化翻译，但其影响力和销量远不如前三者。在目前的所有汉化译本中，译文语篇基础结构都较为完善。但在文化差异背景下，尽管不同译者在翻译文章时的情感表现力都各有不同，但在共情翻译上仍有不足，能够完美契合作者原文语境的译本几乎没有。译者共情能力的差异及不足，更影响了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共情体验。"原作者-译者-读者"的共情效应传播无法有序开展。《雾都孤儿》一书的情节内容涵盖了童工、青少年犯罪等上世纪英国基层的黑暗面，披露了当时英国文化背景下群众的心理，具有强烈的情绪效应及共情观感，而其明显的英国阶层文化在翻译中也具有文化差异特性。基于此，以《雾都孤儿》为例探究文化差异理论在英美文学中的共情力表现，具有代表性。
二、文化差异理论下《雾都孤儿》的翻译共情困境
（一）权力距离下译者共情感受力差异
在霍夫斯泰特针对文化差异理论进行影响维度研究时，他首先就指出权力距离是影响文化差异的第一要素。权力距离作为影响个体价值观的"信念因素",本身就以个体自身成长条件为基础。霍夫斯泰特在IBM的研究中得出，阶层高的管理者与阶层低的雇员所持的"权力距离",是其思维差异的根本。权力阶层的不同，价值观及共情效应也不同，这一点体现在《雾都孤儿》的翻译中也尤为明显。一方面，针对荣如德、何文安、黄雨石等译者家庭考证可知，作为上世纪我国文化素质较高的译者，其家境、学识都具有中上水平，其对《雾都孤儿》中的基层困境具有"权力距离"下无法逾越的微共情差异，即霍夫斯泰特所说的低度权力距离，在此情况下，译者对文本的翻译更站在客观及大局观的角度翻译[2].而在翻译中，译者群体因也具有自身环境和阶层的差异，译文的文化差异又有了权力距离的二次划分。例如《雾都孤儿》第一章的翻译中，译者荣如德将"For a long time after it was ushered into this world of sorrow and trouble, by the parish surgeon, it remained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doubt whether the child would survive to bear any name at all"翻译为"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愁苦和烦恼的世界上来以后，他能不能存活并获得一个名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相较于家境较好的译者荣如德，译者黄雨石作为从"小字辈"一步步提升的学者，其将此句英文翻译为"在教区医生把这小东西领入这个充满悲伤和苦难的世界很久以后，人们一直都十分怀疑，是否值得给他取个名字；因为看来这孩子未必能存活几天。"黄雨石译版将这个世界形容为"充满悲伤和苦难",相较于荣如德版本的"充满愁苦和烦恼"更具有情绪冲击力，更能表现上世纪英国的时代困苦。"烦恼"较于"苦难",程度过弱，无法体现上世纪英国的黑暗面，这是译者思维差异下权力距离对于共情翻译的阻碍[3].
（二）个体主义下读者共情意识网不同
一方面，学者杨慧芳曾指出"处于中高阶层的读者，能够理解文学中下层人民的艺术化表达，但无法与之产生较强的共情效应".译者在保持专业程度的基础上，其译文的共情感受都有程度上的较大区别，而来自较高权力阶层的读者，在感受译文的共情情绪时更是稍显不足[4].另一方面，由文化差异的维度之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知，个体特征不同下，读者的共情意识网也不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除读者因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共情能力差异外，读者自身的文化程度及对原作的了解程度不同，其共情意识网中对"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找到情绪内因-情绪升华"的程序处理也不同。例如在何文安译本中，《雾都孤儿》第十九章里译者将"give him something to drink,burn my body,make haste"译为"快给他点喝的，真是活见鬼".在此语篇语境里，大部分读者从看到语篇内容，感受到人物愤怒的情绪；部分读者因了解上下文背景或看了注释，得以分析出人物的情绪内因并非是对脏老头的厌恶，而是看到底层人民困苦生活后对这个时代的愤怒。只有极少数读者才得以将情绪升华，达到与原作者共情的地步，结合当时英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背景，意识到作品的批判思维。大多数读者仅处于"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的环节，共情意识网具有差异性，对译文的共情体验较差。
（三）性别维度及民族文化维度共情困境
同区域生活的群体中，性别维度及所属民族不同，其在针对译文的理解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共情困境。霍夫斯泰特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价值观多有不同，甚至呈相反状态。以《雾都孤儿》第一章奥列夫的出生为例，男译者荣如德将产房护士的"Loe bless her drar heart,no!"翻译为"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不能";而女译者张玲将其译为"上帝保佑这可怜的女人渡过难关吧".相较于荣如德译本，张玲的版本更能体现贫苦母亲因生产条件限制而生产的艰难。由此可见，男译者与女译者的译文，对作品中女性生产的共情感并不同[5],由此可见，男性与女性读者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共情体验。根据《雾都孤儿》豆瓣读者区域调查可知，男性读者普遍对译文中奥列弗的经历产生共情，女性读者普遍对书本中"堕落女性"形象的南希产生共情心理。除此之外，在不同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因对英国工业革命背景及英国文化了解程度的限制，加之译文的本土化效应，读者对于书本人物的共情多浮于"同情、悲悯"等情感。例如何文安译版将"your worship"译为"大人"而非"长官阁下",译文符合上世纪本国语境，却不符合英国文化中的叫法。过于"归化"的翻译方式使读者在阅读时以中式思维代入，难以让读者产生共情思想。
三、文化差异理论下《雾都孤儿》的创新翻译路径
（一）避免翻译中的"不确定性"
文化差异理论中指出，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会出现"不确定性"的负面心态，针对不同于我们母语（汉语）的第二语言（英语），读者对于原作和译文的不确定程度较高[6],这就需要译者扩大翻译中可能出现"不确定性"情况，即防止会让读者产生多重疑义的译文。以何文安译本为例，其将《雾都孤儿》第二十章中的"touching his fur cap"译为"他碰了自己的皮帽",尽管结合上下文进行理解，读者依旧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描写。但根据英国的文化习俗，"碰帽子"的动作是一种礼仪表现，而何文安的译文让读者不确定、甚至直接误解了其动作描写的含义。荣如德译本对比何文安译本的"不确定性"较少，在文化差异理论下，以荣如德译本为借鉴，具体指出动作/语言的含义，提升译文的确定性。荣如德将"touching his fur cap"译为"他举手碰了下皮帽，行了个礼",相较于何文安的译文加了"行礼"的确定性行为，避免了读者对于人物动作的不确定性理解。基于此，在《雾都孤儿》的翻译中，结合前人的优秀翻译语篇，深入应用文化差异维度的"不确定性避免"策略，以提升读者对译作的精确理解，推动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二）适当增补翻译以完善共情意译
在译作中，增译补译是经常出现的翻译策略，上文中荣如德译作中"他举手碰了下皮帽，行了个礼"的例文，不仅缩减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也是通过增补翻译以完善共情意译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根据文化差异中个体特征下读者意识网的不同，适当增补译文，引导读者从"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过渡到"找到情绪内因-情绪升华",从而达到情感共鸣的结果。学者郭著章指出，增补翻译的应用并非否定直译策略，增补翻译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即"原文直译、补充意译".在翻译中，将直译的内容转换为"意译+直译"的形式，将原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官体验，确切利用第二语言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文化差异理论的范围下，秉承"增译不增义"的原则。译者需明确增译是为完善共情意译的策略，其不可以主观思维进行过度发挥，增补意译最终还是要回归原作，符合原文主题思想。
（三）受众多元下类别划分译本
目前，市面上除普通的正常译本外，还有针对青少年的"青少年译本",青少年译本中对于英国底层黑暗阶级特别是"堕落女性"的描写较为隐晦，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可接受的思维特性[7].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男性度和女性度下价值观不同"、"民族维度不同"、"受众阶层不同"的特点，可通过划分"青少年译本"为借鉴，根据受众群体多元划分汉语译本，创新翻译《雾都孤儿》的多种译本，以推进所有受众阶层、不同程度的共情体验。首先，基于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人数较大民族群体对汉语文学的理解差异，可根据我国的民族区域情况系统划分少数民族类译本，以较为符合他们本民族的归化翻译法进行创新翻译。其次，根据男性及女性价值观的不同，可依据市场"男性读物"、"女性读物"的阅读思维，划分符合不同性别人群下的译本，以满足男性/女性在阅读《雾都孤儿》时的共情点。综上，根据多元受众划分不同类型的译本，创新翻译《雾都孤儿》的多种版本，以满足不同受众的共情思维、辐射多元读者意识网，从而最大广度提高英美文学读者的情感共鸣。
文化差异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时经常出现，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影响价值观的六个维度可知，不同区域、不同阶级甚至不同性别的读者群体，都会在译文共情体验中产生差异。通过缩减翻译中的"不确定性避免"现象、在翻译中使用增译和补译策略等路径，弱化《雾都孤儿》的共情困境，推进跨文化翻译的精准度。基于此，其他英美文学作品在翻译中也可以此为鉴，应用文化差异理论完善翻译主题思想，让不同层级的读者最大程度的产生共情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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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洪斌，李学民。《雾都孤儿》中译本翻译特色研究[J].语文建设，2017,（9）：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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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阳英。翻译目的论与译者的读者意识--以《雾都孤儿》之荣译本与祈译本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4（1）：105-106.
[7] 雷宇。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3）：8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