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经典名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中, 以往论者大多只关注和探讨安娜的形象及意义, 对列文却少有提及和分析, 其实列文在作品中是与安娜同等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对比安娜和列文的爱情观差异, 及由此派生出的两人不同的爱情理解及角色定位, 深入分析安娜和列文所隐喻的爱情哲理, 解读《安娜·卡列尼娜》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安娜; 列文; 爱情观; 社会意义;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 Anna Karenina, most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 only pay attention to and discuss the image and significance of Anna. There was little mention and analysis of Levine. In fact, Levine was an indispensable main figure in the story that was as important as Anna.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view of love between Anna and Levine and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role orientation, analyzes the love philosophy metaphorically by Anna and Levine, and helps the readers interpret the universal and profou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Anna Karenina today.
Keyword： Anna; Levine; view of love; social significance;
一个多世纪前, 列夫·托尔斯泰就敏锐地发现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在他的经典名着《安娜·卡列尼娜》中提出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能得到幸福, 并以他对社会问题深刻的认识和独有的洞察力, 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虽然着力刻画了安娜这个追求爱情的贵族女性, 并对安娜的悲剧表现出理解和同情, 但他更明确地肯定了列文所具有的为信仰为灵魂而生活的宗教精神境界。以往论者大多只关注和探讨安娜的形象特点及意义, 对列文却少有提及和分析。事实上, 列文在小说中不仅同安娜一样, 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安娜更为重要的形象, 因为在他的身上, 托尔斯泰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1878年托尔斯泰在致拉钦斯基的信中曾明确说道:“这所建筑的联结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靠一种‘内在的联系’”。[1]这里所谓“内在的联系”, 笔者认为就是指列文在小说中并非安娜的陪衬, 而是与安娜对照并存的另一个艺术典型, 即列文和安娜是相辅相成、互为存在的两个主要形象, 这一点, 从《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安娜和列文两条线索构建的拱形框架来作为叙事的整体架构的设计也可印证。作品中两个人同样毕其心力对个人幸福道路进行了探索, 但由于探索目标和方式不同, 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样两个彼此融合又相互对立的形象, 艺术地折射出社会变革时期, 人们内心的躁动焦灼、痛苦迷惘和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而托尔斯泰通过安娜和列文“这一个”所呈现的自我发现、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毁灭, 即使在21世纪的现在, 仍然对我们处理婚姻爱情中的诸多问题, 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一、安娜和列文爱情观差异比较
爱情观是人们对爱情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包括对爱情本质的理解及所认为的爱情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位置等,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安娜和列文同属于俄罗斯贵族阶层中勇于追求幸福者, 但安娜所追求的是爱情生活的幸福, 而列文在追求爱情的同时, 更关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比较安娜和列文对爱情本质的理解以及爱情角色定位, 不难发现两人的爱情观存在不少差异。
(一) 安娜的爱情理解
感性而模糊的爱情理解导致了安娜对爱情的态度过于偏激自我。小说中的安娜经历过两段感情:一段是她与卡列宁的婚姻, 一段是她与伏伦斯基的婚外情。安娜与卡列宁结婚是由姑妈做主的, 当时她只有18岁, 而省长卡列宁要大她20岁。作品没有直接描写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生活状态, 而是通过安娜移情别恋后对丈夫和儿子的嫌恶, 以及卡列宁对和妻子8年“幸福生活”的留恋, 折射出夫妻二人对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感受。婚后的卡列宁满足于大多数人都习惯了的平淡庸常的婚姻模式, 但安娜却对孤僻寡言、木讷无趣像是“一架机器”的卡列宁和死水般的家庭生活感到乏味, 尤其是在遇上伏伦斯基以后, 她骨子里被压抑的旺盛生命力突然被激发出来, 深陷爱情旋涡的她, 此时再重新审视丈夫、儿子、朋友, 满眼里看到的是缺点, 她惊诧于丈夫居然长着奇怪的“大耳朵”, 他的外貌、神情、举止全都让她反感, 特别是他那张“冷冰冰的、一本正经的脸”;儿子也让她感到“扫兴”;甚至连自己的好朋友莉迪亚伯爵夫人, 安娜似乎第一次发现她身上尽是缺点。这一连串的变化, 表面看是在否定家人和朋友, 实际表现出的是已经另有所爱的安娜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过去的生活的心理全盘否定, 而这恰恰反映出安娜在爱情中的偏激和不成熟。
如果说安娜与卡列宁的结合确实是因为没有爱情而不幸, 那么与伏伦斯基产生了爱情以后的安娜就真的幸福了吗?事实上, 关于这一点, 安娜自己也说不清楚。比如安娜和伏伦斯基相爱之后就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犹疑, “她 (安娜) 希望的到底是什么, 她自己也说不上来”。[2] (P279) 所以当卡列宁同意和她离婚时, 她不仅拒不接受他的“宽宏大量”, 而且还“断然放弃”离婚的要求和伏伦斯基私奔了。这样的行为说明去追求所谓真爱的安娜此时虽已背叛婚姻, 却仍然挣扎在感性和理性之间, 因为并不能确定自己所要到底是什么, 她只能被感情和欲望挟裹着前行。不可否认, 在两人同居之初, 全身心都沉浸在爱情甜蜜当中的安娜确实也曾认为她“幸福得不可饶恕……不论他 (伏伦斯基) 说什么, 想什么, 做什么, 她都觉得特别崇高, 特别美好”。[2] (P446) 但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一见钟情到安娜自杀至少3年以上) , 安娜明显感觉到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在消退。因此痛苦的安娜不能饶恕和容忍这样的伏伦斯基———她认为自己抛夫弃子, 牺牲了家庭、儿子和在上流社会拥有的尊严, 全心全意去爱他, 那么他也应该对等地将所有的爱“全部集中于她一个人身上”[2] (P703) ;她认为她爱伏伦斯基就应该完全占有他, 为此她不允许伏伦斯基有其他任何亲情的需要和社交的需要。但伏伦斯基坚持的却是“我什么都可以为她牺牲, 就是不能牺牲我男子汉的独立性”。[2] (P615) 观念的冲突导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剧烈, 战争越来越频繁, 安娜一次次歇斯底里地与伏伦斯基争吵, 直到斗得身心俱疲。这里, 安娜始终没搞明白的是, 伏伦斯基其实没有变, 是她自己对爱情的自私和占有欲, 使得原本开朗活泼的她逐渐变得猜忌、乖戾、偏执, 并最终导致自己精神分裂。卧轨自杀前, 安娜的潜意识才浮出水面:
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 越来越自私, 他却越来越冷淡, 这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要是他并不爱我, 只是出于责任心才曲意温存, 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 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2] (P726)
安娜虽然认识到了自己在爱情中的自私, 却仍执迷于自己心造的“所渴望”的所谓爱情———可以忽略掉家庭、孩子以及其他社会生活, 甚至可以忽略掉所爱对象的独立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爱情, 它既是虚幻不现实的, 也是非理性不成熟的, 但安娜却固执地认为, 如果对方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 就是他不爱自己, 而得不到爱情, 就只有毁灭。
19世纪后期, 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日益侵蚀, 土地失去了曾经的丰厚和魅力, 宗法制农业的朴实精神不得不让位于不可遏制的城市欲望。小说中的安娜是生活于城市的贵族, 她最吸引人的特征是那股“被压抑着的生气”, 她身上最具破坏力的也恰恰是这股压抑着的生气。小说透过吉蒂的眼, 写到安娜在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 这恰恰是作者以小说笔法巧妙展现出的安娜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欲望既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也可以将人堕入贪欲的深渊。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肯定了安娜追求真挚爱情的美好愿望, 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安娜在实现欲望时感性的泛滥和自私不仅导致了她与卡列宁婚姻的破裂, 导致了她与伏伦斯基的爱情的悲剧, 导致了安娜本人的毁灭。
(二) 列文的爱情理解
列文也追求爱情的幸福, 但与安娜明显不同, 列文对爱情的态度比较克制理性。列文年轻时也有过一段耽于色欲的生活, 但当他清醒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和睦的家庭生活后, 就毅然决然地与过去那个自己告别了。在向吉娣求婚遭到拒绝后, 他更是不断自我反省和忏悔。沉溺在爱情中的列文不是没有激烈的情绪, 如他失恋三个月后, 每当想起求婚遭拒的耻辱, 还会感到痛苦难耐, “面红耳赤、浑身哆嗦……这些创伤永远不会愈合……”, 以致在深重的孤独中, 他制定的许多计划都没有能够实行, “但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他田园生活中琐碎而必要的事情冲淡了”。[2] (P150) 列文疗伤的办法不是移情别恋, 而是以“时间”冲淡痛苦, 以“工作”充实生活:他去看哥哥, 写农业方面的书, 关注乡下的烘谷器和小牛的出生, 他认为:
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 而是关系到公共福利的问题。整个农业, 主要是全体农民的处境, 必须彻底改变……至于我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 向吉娣求婚遭拒绝, 而且自己觉得那么可怜, 那么不中用, ———这一切都是无足轻重。[2] (P331)
这里, 列文明确表达出, 失恋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他人生中所要遵守的“最重要的一项———在生活上保持纯洁”的决心, 这“纯洁”, 并非否定爱情和欲望, 而是在爱情受挫时继续保持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通过另一层面的精神满足, 即为他人谋取“公共福利”而释放失恋的痛苦。当然, 列文对待爱情的理性还表现在当他得知吉娣失恋, 陶丽专门制造机会让他趁机求婚时, 他却断然放弃的行为上。列文是渴望得到吉娣的爱情, 但他绝不会趁人之危, 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吉娣的侮辱。而婚后列文主动把日记交给吉娣, 坦白自己年轻时在那段荒唐的放纵生活中“丧失童贞和不信教”, 让吉娣看到自己也有沉溺于肉欲的另一面的举动, 更是体现了他对于妻子的尊重和对于感情的忠诚。之后列文与吉娣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亲密, 固然源于吉娣基于爱情对列文的宽容和原谅, 但更多是列文对妻子的坦诚和真心所成就, 由于列文对爱情的理解真诚、善良且理性, 所以他能够将求婚遭拒的耻辱和吉娣择偶的权利分开, 将自己的痛苦和对吉娣的爱情分开, 而这, 不仅使他得到了吉娣的真心, 也使他们夫妻的感情在彼此理解中得到了纯化和升华。
学界一致认为列文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托尔斯泰长期生活在宗法制乡村, 他对土地以及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写土地的厚重和农民的淳朴培育了列文豁达随和的性格, 使他在遇到挫折时能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既追求自我欲望的实现, 又勇于承担失恋的痛苦, 这种以对土地的热爱维持理想和现实的平衡, 理性地化解痛苦的列文的行为模式, 无疑带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
二、安娜和列文爱情角色定位的不同
爱情虽然是男女之间彼此依恋、亲近、向往的一种感情, 但又需要保持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一) 安娜对爱情的角色定位
安娜在爱情中的角色定位是依附者和控制者。在和卡列宁的婚姻中, 安娜认为自己不幸福的原因是卡列宁是没有感情的“一架机器”。安娜不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依附卡列宁, 而且在精神上也不自觉地依附卡列宁, 这点是在安娜和伏伦斯基相爱之前, 透过吉娣的眼睛发现的, 那时的她在吉娣看来“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2] (P81) 。如果卡列宁确实如她所说, 不能给她任何精神上的满足, 那她怎能自内而外有着如此充满活力的生命状态?当然我们也不能借此就推定安娜和卡列宁生活得很幸福, 但至少可以肯定安娜过得并不像她自己感觉得那么痛苦。而和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伏伦斯基同居后, 安娜一度也曾觉得“幸福得不可饶恕”, 但不久就又陷入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这使得我们不能不想, 和卡列宁无爱时安娜感觉不幸福, 和伏伦斯基有爱了安娜感觉还不幸福, 那么安娜的幸福与否到底和爱与不爱有多大关联?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终身同居未婚的女哲学家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 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3]笔者认为安娜正是这样一个“依赖者”。和卡列宁在一起时, 安娜表面上鄙视上流社会的虚伪, 可是当真正失去上流社会的认同后, 她却又十分痛苦, 这说明, 省长卡列宁带给她的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子、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安娜的精神依赖。而和伏伦斯基生活在一起后, “爱”又成了安娜新的精神依赖。当困在二人世界中的安娜发现自己为爱情付出了痛苦代价而伏伦斯基却依然享受独立自由时, 忍不住将所有痛苦根源全部归咎于伏伦斯基, 甚至波及到与伏伦斯基所生的女儿, 以致“她 (安娜) 以前是不幸的, 但是骄傲而平静;如今呢, 内心的平静和自尊都保持不住了”。[2] (P182) 所以得到爱情后的安娜, 反而由原来那个称职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变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女人。甚至为了重获伏伦斯基的爱情, 安娜竟以不时和别的男人调情来刺激他, 包括诱惑列文。作品这些生动的描述告诉我们, 被刻板的卡列宁压抑着旺盛而活泼的生命力的安娜固然值得同情, 她的不甘和勇敢也值得肯定, 但无论什么时代, 如果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自身缺少像简·爱那样的独立自尊的理性精神, 即使遇到真爱也无法完成从依附到独立的精神蜕变。如果对爱情过分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非但不能获得和保护爱情, 反而会让自己滑向《包法利夫人》中追逐欲望的爱玛的境地。这一点, 也许才是安娜及“安娜们”真正的悲剧。
19世纪中叶, 由于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与原本保守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发生剧烈的碰撞和矛盾, 俄罗斯民族进入到一种颠倒混乱、新旧交替的状态, 在新的社会制度及道德价值体系未建立之前, 人们普遍处于一片思想的迷茫之中。正如着名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指出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 是一个分裂的民族。”[4]《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许多人物尤其安娜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欲望与信仰的断裂。安娜的痛苦在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通过理性精神加以调节,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安娜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二) 列文的爱情定位
列文对爱情的角色定位是自主者和欣赏者。列文与安娜一样, 也看重爱情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 但与安娜不同的是, 他没有将爱情当做生活中唯一重要的追求。比如关于爱情和家庭的关系, 列文认为两者是无法分开的一体两面, 这表明他的家庭角色意识非常明确。因为能够摆正婚姻双方的位置并尊重和欣赏对方, 婚前的列文就接受吉娣的建议, 并且“轻而易举地实践对她所作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 永远爱一切人”[2] (P379) , 为此, 原本好争论的列文不仅自己不再无端随便和人争论, 而且开始缓和调节别人之间的争论, 而这样的改变既使他和吉娣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也使他和周围人的相处变得友好。婚后的吉娣为了支持列文的事业, 放弃出国游玩的机会, 放弃原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子, 坚持和列文到乡下经营他们朴实无华、几乎没有社交应酬的田园家庭生活。但这并不代表列文为迁就对方就放弃了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个性。婚后的列文其实也经历了幸福、烦恼、苦闷的多重情感体验, 但在面对这一切, 尤其是负面情绪时,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列文的理性与豁达:如他一方面珍惜与吉娣纯洁的爱情, 另一方面又对吉娣热衷于操持琐碎的家务不满, 因为这与他原先“崇高的幸福观极其格格不入”[2] (P461) ;他无法理解吉娣需要工作, 为吉娣“对我的事业也好, 对农庄也好……她什么也不感兴趣。她什么事也不做, 却心满意足”而苦恼[2] (P466) , 却又欣赏她流连其中的快乐;他恐惧、厌烦吉娣要陪同他去看哥哥的建议, 但很快又发现吉娣在照顾临终的哥哥时所“显示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2] (P476) ;他由衷赞赏吉娣具有另一种自己所不了解的天赋———自己苦苦思考生死的意义却总是不得要领, 而吉娣仿佛天生就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甚至因为还没理解家庭的意义和责任, 对刚出生的儿子, 他竟然觉得“厌恶”, 怎么都不明白这个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吉娣充满爱心的感染下, 他也情不自禁地关切怜惜起孩子来, 并且为婴儿所具有的生命力而骄傲。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要独立和自我, 列文和吉娣的矛盾其实也并不少, 但由于他们夫妻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彼此欣赏并正确摆位, 故而顺利化解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误会, 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幸福的爱情哪里来?来自夫妻双方的悦纳和宽容, 来自夫妻双方的智慧和经营。
列文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他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 都没有耽溺于爱情的狭小天地和夫妻间的互相占有, 而是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改变落后的农业现状, 努力思考农事改革, 继续写作。他觉得“这些工作以前只是他逃避生活的手段……而现在他需要这些工作是为了避免幸福的生活过分单调”。[2] (P463) 他认为, 正因为俄罗斯处于混乱颠倒的新旧交替阶段, 所以“事业才是黑暗中唯一的指路明灯”。[2] (P329) 为此, 列文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到真切实在的具体事务中, 不断在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和自身有关的问题, 更多是亲人的、朋友的、农民的, 甚至是国家的问题, 然后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尽管最终他并没有能够找到路径, 但这个过程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丰富了列文的生活, 充实和升华了他的情感, 使他最终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要是我没有这种信仰, 要是我不知道应该为上帝而不是为个人欲望而生活, 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我将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呢?[2] (P757)
这种不能只为肉体的欲望, 为感官所迷恋所追求的东西而活着的认识, 与基督教文化 (包括东正教) 把人看成灵魂和肉体的结合, 认为只有通过克己禁欲, 才能达到灵魂的救赎, 即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的教义殊途同归。
三、《安娜·卡列宁娜》的社会意义
《安娜·卡列宁娜》艺术地表现了安娜和列文的追求与探索, 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男女女在爱情中的困惑和迷茫。我们今天的现代人, 早已拥有了爱情婚姻的自由, 但毋庸置疑, 如何正确理解爱情婚姻中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爱情对男女双方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 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男人是自我的, 是自由的, 能做决定的存在, 但女人则是他者, 是客体, 她的存在意义由别人为她决定……女性要想成为‘自我’, 成为主体, 她就必须像男人一样, 超越出限制她存在的种种要素才行。”[5]波伏娃的认识固然不无道理, 但笔者认为, 女性解放不管进行到何种程度, 女人也不可能取代或等同于男人, 在这种前提下, 合理利用“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发扬女性的男性因素以及男性的女性因素, 使二者更好地理解和交流”, [6]或可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人和谐发展的最佳途径。而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解决当前处于转型期的国人在婚恋方面的困惑与焦灼, 即传统婚恋观受到市场经济、外来文化以及科技发展等诸多因素冲击和影响, 新的以人为本的婚恋观亟待探索和建设,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涯.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与描写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 1998 (03) :87-90.
[2] (俄) 列夫·托尔斯泰着, 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3]张晓菁, 李纯.女性在黑格尔伦理学中不平等地位探析[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7 (04) :06-08.
[4]赵萱.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及悲剧根源的现代解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 (01) :104-106.
[5]冯沪祥.两性之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张玉娟.女性意识的萌芽与失落[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6 (02) :7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