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经典名着《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经典形象, 为追求婚外爱情而卧轨自杀, 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海斯特·白兰是美国作家霍桑《红字》中的女主人公, 是因婚外恋受清教戒律的惩罚而孤独一生的爱情悲剧。虽然两位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结果都是悲剧, 并且均受到宗教信仰的压抑、受到社会的排斥和孤立、受到恋人的冷落, 但两位女性形象的精神境界却迥然不同。
关键词： 安娜; 海斯特; 女性形象; 差异;
安娜·卡列尼娜是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经典形象, 为追求婚外爱情而卧轨自杀, 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同期美国作家霍桑在《红字》中讲述了17世纪美国波士顿的另一个与之相似的爱情故事。是海斯特·白兰因婚外恋受清教戒律的惩罚而孤独一生的爱情悲剧。虽然两位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结果都是悲剧, 并且均受到宗教信仰的压抑、受到社会的排斥和孤立、受到恋人的冷落, 但两位女性形象的精神境界却迥然不同。安娜追求自由爱情而不得的悲剧, 值得理解和同情, 但她作为女性形象除了聪明、美丽之外, 并没有太多值得赞赏之处。而海斯特虽然也遭遇了爱情悲剧, 但她既没有被严厉的清教思想完全束缚, 也没有被社会的孤立而压倒, 更没有对冷落自己的恋人由爱生恨, 相反, 她汲取了清教中上帝之爱和自我超越的理性力量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用宽恕和博爱来对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甚至用真诚的爱心来关切和帮助怯懦的恋人走出困境。海斯特的爱情悲剧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崇高美, 这个形象具有高贵的品质和博爱的精神。本文通过她们对宗教信仰、社会公众和恋人女儿的态度等三个方面的差异, 来分析这两个境遇相似、精神境界迥异的女性形象。
一、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差异
安娜蔑视宗教法规, 但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她是19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和官僚卡列宁平淡呆板地生活了8年以后, 偶然邂逅了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 便如飞蛾扑火般投入到热烈的爱情中。按照当时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 婚姻是神圣的, 是上帝的旨意, 男女双方一旦结合, 就不能分开, 除非双方承认有一方通奸。即使因此离婚, 按照教会的规矩, “这样的女人当丈夫在世的时候是不能再婚的”。[1]413安娜所追求的爱情, 在当时俄罗斯普遍信仰的东正教思想观念下,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安娜深知这个结果, 所以她“断然放弃这个要求”[1]417抛夫弃子, 和渥伦斯基私奔出国, 过上了“幸福得不可饶恕”[1]446的生活, 这时的安娜不仅想不起宗教为何物, 甚至连儿子都想不起来。正如罗曼·罗兰所指出的那样:“无法抑制的情欲逐步蛀蚀着这个高傲女子的整个精神大厦, 她身上优秀的东西, 她勇敢的真诚的心灵瓦解了, 毁灭了。”[3]小说中安娜的宗教忏悔明显有两处。一次是当安娜因为产褥热快死的时候, 请求卡列宁饶恕自己。一次是当安娜卧轨自杀时说出最后一句话:“上帝呀, 饶恕我的一切吧!”[1]731巧合的是都和死亡有关。以上种种说明:安娜平时并不在意宗教教义和忏悔, 只有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 她才求助于宗教。宗教之于安娜, 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外在形式的约束, 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安娜的内心世界。所以当这个外在形式阻碍了安娜追求爱情的时候, 她很轻易地与之决绝地分道扬镳。安娜挑战传统的宗教法规的底线, 不愿意按照上流社会的潜规则维持死水一潭的婚姻生活, 勇敢地追求真诚的爱情, 本无可厚非, 甚至还令人欣赏其真诚和勇敢。但是仔细考察安娜的反抗行为发现, 安娜想冲破宗教观念的压抑和束缚, 追求个性自由, 却又缺乏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 在得到爱情后迷失了自我, 过分依赖爱情的魔力, 丧失了对自身困境的清醒认识;她蔑视宗教法规, 却没能从中汲取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 进一步完成自我的超越和升华。
海斯特也蔑视清教法规, 但她自身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海斯特和年老畸形的丈夫感情不睦, 加之两年音讯全无, 于是和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 女儿的出生引发了清教教会的严厉惩罚, 坐监狱, 站刑台, 还要终身佩戴红字忏悔罪恶。早期清教主义一方面提倡虔敬谦卑、注重理智、禁绝欲望, 1658年普利茅斯当局甚至制定一条法律:凡犯有奸淫罪者, “当于袖上及背部佩戴布制AD二大写字母, 本政府若发现其未佩此二字母者, 立即予以逮捕并当众施以鞭笞”。[2]3为了保护爱人的名誉, 海斯特宁愿独自承担全部罪责和耻辱, 绝不供认通奸者。另一方面清教徒们主张:“上帝对人的获救有绝对自由权, 但可以通过在尘世职业上的成就以获得受到上帝恩宠的确证。”[4]海斯特因为背叛婚姻, 受到清教教会最严苛的惩罚, “她以陌生人的目光看待人类的风俗制度, 以及由教士和立法者所建立的一切……耻辱, 绝望, 孤寂!———这些就是她的教师, 而且是一些严格粗野的教师, 他们既使她坚强, 也教会她出岔子。”[2]156同时, 她也从清教信仰中汲取了提升和超越自我的理性力量:她本可以离开这个令她倍感羞辱之地, 却坚持留在这里接受各种羞辱来赎罪;她竭尽全力地勤勉工作, 来养活自己和珠儿, 并以德报怨, 救助那些穷苦人;她和教会争夺珠儿的抚养权, 甚至帮助那个怯懦虚伪的情人出逃。海斯特超越了宗教对她的压抑和束缚, 从一个赎罪者升华为一个救赎者。
二、对社会公众的态度差异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作为一个贵妇人, 对上流社会的态度是既蔑视又依赖。她的意识从来没有真正超越过贵族的藩篱。表面看, 安娜追求自由爱情是合情合理的, 但无论作为省长夫人的安娜, 还是作为渥伦斯基情人的安娜, 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一面享受着男人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 一面又要求男人体贴入微的情感呵护, 把一切责任都推卸给男人, 自己如一只漂亮而空虚的花瓶, 只需要享受花朵的装饰就好。当安娜公开了自己的爱情后, 上流社会毫不留情地将她逐出圈子, 安娜没有料到自己如此依赖曾经所蔑视的上流社会, 她矛盾苦闷、焦虑不安, 甚至冒险盛装打扮去剧院, 希望获得重新接纳, 结果反遭羞辱, 于是转而迁怒于渥伦斯基。安娜既无法忍受和卡列宁不幸的婚姻, 也无法忍受和渥伦斯基的地下情;既无法忍受上流社会的抛弃, 也无法忍受孤独寂寞的爱情生活。她甚至为了刺激渥伦斯基的激情, 而对别人卖弄风情、诱惑列文。安娜高调秀恩爱遭到上流社会的排斥, 因为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连一直同情和支持安娜的陶丽都无法忍受安娜的奢华、调情和自我炫耀。安娜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 陷入到放任自流的感性的误区。“贪欲本身就是罪恶。它是隐藏于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若一味沉溺于贪欲, 就失掉了做人的尊严”[5]。事实上, 打破社会旧道德的规范, 不仅需要超越旧道德的勇气, 更需要具有建设新道德的沉重责任和担当, 需要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来完成自我升华, 否则所追求的个性自由, 要么成为为所欲为的借口, 要么成为社会舆论的牺牲品。
海斯特对社会公众的态度既骄傲又谦卑。由于脆弱而犯罪以后, 她就被社会所摒弃了, 她清楚自己违反了清教的戒律, 勇敢承担由此而来的所有困境和责任, 却从来“不倚重于人们的同情”[2]123。她在孤独中变成了一个思想者, 深刻认识到:妇女必须先进行一番自身的更有力的变化, [2]128才能享受男女公平合理的地位。她用赎罪者的心态来对待蒙昧的公众, 她“把全部积蓄都用在救济他人上面, 尽管那些人并不比她更为不幸, 而且还时常忘恩负义地对她横加侮辱”[2]61;当人们想要感激她的善意并和她搭讪, 她却用手按住胸前的红字抽身离开;随着时间的流逝, 公众们冰冷坚硬的心肠逐渐被海斯特那既自尊又谦卑的品格全部融化了。正如霍桑所指出的那样:“公众的情绪是蛮不讲理的, 当常理上的公道作为一种权利加以过分要求时, 可能遭到拒绝;但是一旦完全投其所好、吁请暴虐的人们慷慨大度时, 倒常会得到超出公道的奖赏。”[2]124海斯特胸前佩戴的A字, 对公众来说, 最后甚至变成“能干” (Able) 和“值得尊敬” (Admirable) 的标志了。
三、对恋人和女儿的态度差异
安娜对渥伦斯基的态度是完全占有, 对和自己与渥伦斯基生的女儿态度是漠不关心。托尔斯泰强调安娜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难以压抑的生气。这种蓬勃生气既可能升华为强大的内心精神力量, 也可能沦落为无法遏制的占有和情欲。从安娜对渥伦斯基的爱情来看, 无论是产后的私奔, 还是无端猜忌渥伦斯基的忠诚、控制恋人的自由, 都明显地表明了她的爱情是属于后者。这种难以遏制的情欲, 使安娜置卡列宁的真诚宽恕于不顾, 孤注一掷和渥伦斯基私奔, 也使安娜不顾渥伦斯基的精神需要, 一再阻挠他正常的社交活动, 甚至谎称孩子生病迫使渥伦斯基回家。安娜一面因失去社交生活而百无聊赖、空虚寂寞, 一面却对与渥伦斯基爱情的结晶的女儿很少陪伴, 居然不知道孩子出了几颗牙, 这引起安娜嫂子陶丽的惊异, 也引起渥伦斯基的不满。当安娜发现无法控制渥伦斯基的爱情时, 悲痛欲绝, 决心以死惩罚这个给自己带来过幸福也带来更多痛苦的人。罗曼·罗兰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的美有一种‘恶魔般迷人的魅力’……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3]自私和占有欲扭曲了安娜的性 (下转第82页) 格和心理。
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态度是爱你如你所是, 对珠儿的态度则是精心呵护。海斯特尽管受到教会轮番地逼迫和羞辱, 为保护爱人不受伤害, 却甘愿独自承担两个人的过错。在海斯特孤寂无助被社会所摒弃的漫长时间里, 丁梅斯代尔几乎一直是缺席的, 海斯特却从他偶尔的注视以及自己佩戴的红字中领悟到:“表面的贞洁不过是骗人的伪装”[2]64。这种面对自己罪恶的理性认识和智慧, 反倒给予她更大的力量, 去超越罪与罚的原始意义, 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来俯视芸芸众生的欲望。她不仅完全理解丁梅斯代尔的社会地位和信仰所“受戒律、原则甚至偏见的束缚”[2]156, 甚至当丁梅斯代尔由于负罪愧疚和心力交瘁时, 海斯特认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毫无怨言地挺身相救。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 是无私的忘我的爱情, 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对他们爱情的结晶珠儿, 海斯特给孩子起名“珠儿”, 就是认为这孩子“极其昂贵, 是花费了她全部所有才得到的, 是她这做母亲的唯一财富”[2]66, 所以她精心呵护、悉心培养。海斯特自己穿着最粗糙最晦暗的衣服, 却给珠儿别出心裁制作各种服饰。这个活着的红字时时刻刻提醒海斯特自己曾经的罪孽, 也时时刻刻给予海斯特超越自身的力量。所以当教会要夺走海斯特对珠儿的抚养权时, 她恳求教会不要剥夺上帝所给予有罪的母亲的“幸福”和“折磨”[2]84。直到丁梅斯代尔去世后, 海斯特才携珠儿远走他乡。
综上所述, 安娜和海斯特作为女性形象, 都受到所处社会的束缚和压抑, 但是两个女性形象的精神境界迥然不同。安娜的反抗、随心所欲有余, 理性思考不足, 脆弱依赖有余, 责任担当不足, 最终以死了结。而海斯特则既虔敬谦卑, 勇于承担, 又勤勉自尊, 无私博爱。所以安娜的爱情悲剧仅仅令人同情, 而海斯特的悲剧则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壮美和崇高美, 值得我们崇敬。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 译.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7.
[2]霍桑.红字[M].胡允桓,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3]陈粜.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4]柴惠庭.英国清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297.
[5]汤因比,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 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