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运用不可靠叙述解读《星期六》
【绪论】疏远型和契约型叙述在《星期六》中的体现绪论
【第一章】疏远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时远时近”的叙述者与人物
【第二章】契约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曲折的“不可靠”
【第三章】人物视角：不可靠的人物眼光之疏远式与契约式效果
【结语/参考文献】 《星期六》文本中的深层主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一、 疏远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时远时近”的叙述者与人物
疏远型不靠叙述指的是叙述者的报道、判断或阐释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因素的推断之间产生的差异，使得他们在交际过程中远离对方意即疏远了对方。换个说法，即在疏远型不可靠性中，作者的读者意识到，如果站在叙述者的视角就意味着要远离隐含作者的视角，如果读者采取叙述者的视角就会导致与作者真实立场相互龃龉。《星期六》尽管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最接近麦克尤恩个人思想和价值观的作品，甚至文中的主人公贝罗安也被看作是作者真实想法的代言人，实际上这种看法大大低估了麦克尤恩的小说叙述水平，也不能够充分地解读《星期六》
文本中蕴含的深层意旨。无可否认《星期六》在题材选择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之前的作品有了提升和超越，但恰恰借助的就是作者本人叙述技巧的发挥，延续了以往小说创作中的高水平。并且笔者认为《星期六》中的叙述者以及主人公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作者本人的传声筒，而是在不可靠叙述手法的不同作用下，时隐时现地表达了隐含作者想要传达的主题，升华了小说的审美情趣。
（一） 作者的读者与人物的疏远
1. 第三人称小说与第一人称小说不可靠叙述的差异性
当下叙事学理论中，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对象仍主要基于第一人称小说，对第三人称小说的研究涉猎寥寥，但笔者认为第三人称小说的不可靠性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且在具体操作上，对二者的文本研究应当有所区分，因此笔者对两种不同人称的不可靠叙述在研究思路上做一些廓清。申丹认为，故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往往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与隐含作者几乎没有距离，因此可被看作是可靠的；但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者作为人物，经常与隐含作者的规范呈现出不同的距离，表现出不可靠性，因此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往往是第一人称叙述而不是第三人称叙述9.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第一人称叙述中，也包含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叙述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在这两者中，第一人称都是作为异故事叙述者，那么第一人称是否也和第三人称的叙述者一样被认为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或是依然表现出了不可靠性这点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之后尤其是后现代的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家使用第三人称小说进行创作，随着共同标准的消失、展示人物自我这一需要的增强，以及对逼真性的追求，不同于传统作家仅仅将叙述者当成是无所不知的存在，可以居高临下的发表评论，以权威的口吻建立道德标准左右读者的判断，现代第三人称小说则开放谦和得多，更多的是以克制的态度展现人物的形象，设置叙述密码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进行文本阐释，这种写法更容易被具有主动性、不相信叙述者权威的现代读者所接受，因此对第三人称中叙述技巧的探索更显得尤为重要。
费伦对疏远型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人称作为人物）为参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只是需要增加一个向度。在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人称作为人物）中，第一人称既为叙述者，同时也作为人物，那么作为叙述者叙述的时候往往是符合隐含作者规范的，而作为人物叙述时则有可能偏离隐含作者规范，所以只有当叙述者的叙述疏远读者这一情况时，疏远型不可靠性才成立。但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看起来似乎公正客观，完全不会背离隐含作者，但实际上和人物一样，第三人称中的叙述者和人物都可以为隐含作者所用，分别体现隐含作者的立场，按照隐含作者的规范被或远或近的控制着与读者的距离，因此，第三人称叙述中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当叙述者的叙述远离读者的时候，作者的读者不愿站在叙述者的视角；二则是当人物的叙述远离读者的时候，作者的读者不愿站在人物的立场。下面第二小节首先将结合文本来讨论作者的读者与人物的疏远这一类型。
2. “进程”中的主人公
贝罗安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取得家庭事业双丰收，志得意满的神经外科顾问医生。从表面看，主人公的形象非常正面容易引起读者的亲近，但在其光鲜的生活之下，却隐藏着深深的隐忧并经由作者极具浓缩的的笔触，展现了他二十四小里生活的变化，其性格思想的缺陷也一并暴露无遗。在阅读文本时，读者对主人公的好感度并不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一潭死水式的波澜不惊，而是有节奏的随着叙述者的叙述和人物的言行不断修正对主人公的评价。这一“进程”中的动态变化，正是由于隐含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大量不可靠叙述的密码，引导作者的读者不断解码，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饱满的同时，增强了文本的张力。
小说分为五章，夏欣茁先生在其译本中将其意译为子夜冥思--劫后余生--天伦之乐--劫数难逃--雨过天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损原文的意思，但是在表现小说的进展上一目了然，并且暗合了读者与人物之间情感距离的发展变化。尤其在劫后余生这一章中，读者通过贝罗安遭遇车祸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表现以及叙述者采用的评价方式靠近或疏远主人公，相对应的疏远或靠近叙述者。
在切入第二章主人公的不可靠叙述表现之前，需要从第一章中找到贝罗安的表面形象的叙述做一个参照。“经验丰富的他已经不会再被目睹的各种伤痛所困扰--他清楚自己的责任是治病救人”10,“他给人感觉谦和有礼，而且时而喜欢沉思”11,“他惯于审视自己的情绪，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而困惑”12,“他站在正中的窗前，轻轻地拉开狭长的木质折窗，小心不去惊动罗莎琳。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妻子的关爱”3,“不大会煮咖啡的西奥给贝罗安的杯子里注入了往常三倍的浓度。但是作为彻头彻尾的父亲，贝罗安还是一饮而尽”14,在这些直观的或展现或讲述的描写中，一位尽职尽责的外科医生、慈爱宽容的父亲、温柔体贴的丈夫以及善于联想，充满焦虑的现代公民角色跃然纸上，但这只是叙述者在文本表面为读者描绘的主人公，人物形象深层次的挖掘有待在诸多不可靠叙述中进行解读。
第二章主人公遭遇车祸的起因是贝罗安准备开车奔赴自己每周都如约践行的网球比赛，但在途中碰到了浩浩荡荡的和平示威游行队伍，队伍之庞大以至于警察封锁了其中几条道路，其中就包括贝罗安往常开的街道，贝罗安心怀侥幸决定不改变路线直接穿过街道，而同时巴克斯特一伙人也正从街道的另一侧疾驰而来，两辆车在仅能行驶单辆车的狭路中发生了刮擦，停靠在巴克斯特的宝马车后面的一排车都被车把手刮出了一道痕迹。双方都希望对方能为此次事故负责，一场冲突在所难免。贝罗安一方代表的是谦逊有礼的中产阶级形象，而对方则是一伙身份来历不明的社会小混混，不考虑作者的叙述干预，读者自然而然会站在小说的主人公贝罗安一边，希望他能化险为夷。但显然叙述者并不打算轻易的让读者对贝罗安作出正面的反应。透过迂回的叙述手段，读者对主人公的情感态度经历了由靠近到疏远的起伏。
首先对照事发前贝罗安的心理状态，经历了清晨目睹失事飞机的“坠落”而产生内心的震荡以及一系列慌乱焦虑的情感体验之后，贝罗安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羞辱和尴尬收拾自己准备出门。仅在驱车前往壁球室短短的一小段行程中，贝罗安的思绪经历了多重变化，他总是处于瞬息万变的思维之中，而读者则被这种精神状态所感染，阅读文本同时预感到重大事件的发生。“当人在自省的时候，一秒钟可以感觉像一世纪那么长”15,贝罗安的每一个思绪片段都被放大，牵引读者去思考这种思绪的前因后果。“而先承认真正让他感到烦闷的是当今世界的现状，那些游行示威者只不过是提醒了他而已。也许今天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对待这种变革人们手足无措”16,作为通读完整部小说的读者，可以迅速察觉叙述者在这里的报道是十分可靠的，的的确确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911 恐怖袭击之后的战争威胁让每个西方世界的普通公民包括贝罗安感到心有余悸。但贝罗安并不总是能够把握住自己这一心态的变化，时而因为周遭景物的移动或是某一个瞬间联想到的事物而怀疑这种不安定感觉的来源甚至将它遗忘。在这一层面上，叙述者只是作为一个尽责的播报者将主人公的心理描述出来，读者对于主人公形象的认识也基本停留于第一章中的表面文本，甚至还会对之抱有认同感，追随他的思绪开始思考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此时叙述者克制自己仅充当一个发声的工具，相较而言是可靠的，而人物则取得了作者的读者的一定信任，也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对贝罗安紧张情绪的渲染之后，“他的思想走了神”,随之而来发生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车祸。简单描绘了车祸现场的状况，叙述者转而插入了一段“参比现代的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像这种程度简直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人受伤，他也无需充当临时医生。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贝罗安做过两次临时医生，两次都是有人心脏病发作，一次是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另一次是六月的酷暑期在一家闷热的伦敦剧院里，两次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而且病情复杂”17.这段插叙看似莫名其妙，毫无征兆的突然穿插在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中，实际上却通过两次重大事故的回忆，证明了这次事故的微不足道，凸显了贝罗安对刚刚发生车祸的轻视--他并没有为这次车祸做好足够的警惕，与之后这段人物视角的感受“想怕这三个家伙都难；想要勒索钱财的想法真有点孩子气的幼稚”18相对应，面对危机贝罗安抱有与其一贯的谨慎并不匹配的乐观。读者在之后看到了他在这次车祸中付出的代价，这个判断是明显的误读，埋下不可靠性的信号。
叙述者接着又回到现场，“他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他将要面对无数的手续、应付保险赔偿和反赔偿，打无数的电话，把车送去修理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他的车子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一辆了。它被破坏性地改变了”19,这段话表示贝罗安为自己的车子遭受的损坏和即将面对的麻烦十分恼火，然而字面背后隐藏了人物内心更深的愤怒，“破坏性地”带着一种双关的口气，不仅仅是车子被破坏了，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同时也被破坏了但是却被叙述者刻意地隐去，这时读者的眼光都被聚焦在车子上，车子对于贝罗安意味着什么？回顾前文对贝罗安买车的叙述，疑团迎刃而解。
贝罗安真正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车子本身，而是其安稳平静生活的被打破。证据一：尽管因为游行示威而被封锁了大学街，贝罗安仍然执意想要通过这条平常一直行驶的路线前往壁球室乃至发生了之后的车祸，显然贝罗安对于习惯有着近乎刻板的执着；证据二：车子在第一章中有更为显性的描写，车是作为贝罗安身份地位象征的一部分，他并不真的喜欢自己那辆昂贵的奔驰跑车，但那是作为他这么多年辛苦工作的补偿，更是通过占有来获取安全感的方式。占有是贝罗安安身立命一项非常重要的尺度，这一点叙述者也已经做了明确表述：“他的人生有三样东西不可或缺：占有、从属和重复”20.在这场车祸中，贝罗安的车子受到了损害，象征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东西之一：“重复”被破坏了。“占有”和“重复”两者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车子是贝罗安的占有之物，凭借对豪华跑车的占有，贝罗安每天开车上班“重复”医生忙碌的使命，在每周驱车前往高级俱乐部“重复”体育锻炼，还有定期开车“重复”去探望自己老年痴呆的母亲……车子的破坏只是一个隐喻，暗示着贝罗安内心真正脆弱的部分在这次车祸中遭受打击，而这层隐喻与贝罗安对战争的态度以及焦虑紧张的精神状态的来源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在之后的章节中会重点论述。
叙述者却说“此时在他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现代情绪正在膨胀--想要扞卫驾驶人的权益，这感情仿佛如电焊一般，把对公正的渴求和对另一方的愤怒融合在一起”21,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贝罗安真正想要扞卫的是其稳定生活的“重复”,并不是所谓的“驾驶人的权益”,因此在这里就构成了不可靠叙述，由于故事和话语层面的难以区分，我们不知道这段叙述是出自叙述者的评价还是直接引用人物的真实感受，这里的不可靠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贝罗安作为人物具有其感知上的局限性，他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尴尬困窘的思绪来源于什么，“他心中另有一种莫名的惭愧、内疚或者更轻微的感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尴尬或愚蠢的事情，他很想知道是什么。几分钟之内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做过的事情，行为本身已经被遗忘了，只剩下感觉”22,所以这有可能是人物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充分的解读，因为贝罗安自身对自己的内心感受捉摸不定，不充分的判断导致了其不充分的报道；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叙述者故意隐瞒了人物内心真正愤怒的动机，叙述者与人物在实际上已经达成默契，他们都知道这愤怒的根源是什么，但在隐含作者的安排下他们对此保持神秘缄而不语，从而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阐释机制，无论是哪个角度出发的不可靠叙述，都增加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并提醒了读者隐含作者在此进行的干预。
之前我们论及贝罗安在面对车祸的时候缺少其平时应有的谨慎，毫不把这次危机放在心上，因此当与巴克斯特的对话一开始，贝罗安就表现出了高高在上的气势，他拒绝了巴克斯特递出的香烟，并且用一种他平时不常用的“矫饰而古董”的措辞与之谈判，叙述者是这么评价这种举动的：“之所以用了这个字眼为的是要表明一种坚定；他不要屈从于街头语言。他要义正词严地表达自己”23,叙述者试图说明贝罗安似乎临危不乱，在遭遇危险时仍然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骄傲，然而实际上从后文贝罗安对自己的剖白中可发现此时主人公确实采用了傲慢和不可一世的态度，一开始他就对巴克斯特一伙人带着仇视和偏见的眼光以至于招致了巴克斯特的不满和攻击，则此处就构成了不可靠叙述，读者并不认同贝罗安此时的作为，无论是对他个人的安全也好还是与人基本的沟通也好，贝罗安在车祸中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够通情达理，叙述者试图粉饰主人公却依然使作者的读者与之疏远，人物的疏远型效果不言而喻。
随后同巴克斯特的交锋中，贝罗安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身体上的秘密，巴克斯特总是不由自主地摆动身体，“他的步法很特别，有点像跳爵士乐那样扭动着身体，好像他在跨越一条小河一样”24,最后贝罗安肯定巴克斯特患有亨廷顿舞蹈症，这是一种遗传病并且患者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协调性，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当巴克斯特重击了贝罗安一拳之后，贝罗安想到了用一种“无耻的威胁”来帮助自己逃脱困境。贝罗安假意向巴克斯特询问病情以试图取得对方的信任，巴克斯特顺利地上钩并驱赶了自己的两个同伙回到车上，这时叙述者的评价又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令人同情的表现，巴克斯特迫不及待地要阻止他的朋友看穿他的秘密…他们多半已经觉得巴克斯特有些异常…在他们眼中，巴克斯特走路时喜欢迈着爵士样的步态，经常有趣地颤抖，偶尔像霸王一样失控的脾气和情绪，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男人个性的体现”25,叙述者对巴克斯特的遭遇表示出了同情，并且借由其同伙的视角向我们假设巴克斯特在他们那帮流氓混混的群体中生活的不易，他需要不断掩饰自己的病症假装那只是在彰显一种时髦个性。而此时此刻，贝罗安却利用自己的医学权威向巴克斯特发出不可靠的报道，但毕竟贝罗安处境危险，我们有理由体谅他并不体面的逃脱手段，然而此时的贝罗安形象已经不同于之前那么高尚伟岸。如果说之前贝罗安都在虚与委蛇，那么接下来他向巴克斯特提供一种并不存在的治疗方案则显示出“不道德”,巴克斯特迅速表现出了对这种治疗的兴趣，“贝罗安很熟悉病人的这种冲动，即使只有一线微弱的希望他们也要追问到底…当科学的方法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总会有坑蒙拐骗的人守候在一旁等着兜售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26,这段叙述夹带着叙述者本人明显的反讽语调，贝罗安作为医生自然十分清楚病人的需求，而此时他的职业精神却是为了成功挑起没有治愈可能的病人的希望，显得自私残忍，并且叙述者还暗示性地将贝罗安与兜售骗术的江湖庸医做了类比，加深了读者与贝罗安的嫌隙。
在之前基础上，叙述者“推波助澜”再一次添加了对巴克斯特身世的臆测，将读者对贝罗安的误解推向高潮，“当他的情绪从困惑转变为悲伤的过程中，他那有点像猿猴般的外表看起来是温柔的，甚至是可爱的。巴克斯特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给人印象是因为疾病让他错失了大好的机遇，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才导致如今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也许他很久以前辍学，现在觉得很是后悔。又没有父母在身边，现在，还有比他所处的环境更加糟糕的吗？他已经无路可走。没有人帮得了他”27.在这段叙述者的臆断之前，除了巴克斯特的病症和贝罗安推测出来的地痞身份，几乎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让读者对巴克斯特有所了解。很显然叙述者压制了这部分信息，此时却提供了大量的猜测来拉近读者与巴克斯特的距离，让一个攻击主人公的流氓站到了弱者的地位中。巴克斯特的身世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读者却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远远地拉开了与贝罗安的距离。叙述者的两次假设实际上也是为了加强不可靠叙述的效果，其一，贝罗安的言行是一种不可靠叙述的策略，人物自身的缺陷导致他对巴克斯特的不充分报道以及对自己作为的不充分解读，使得作者的读者疏远人物；其二，假设叙述者的猜测成立，猜测的对照则与贝罗安的“无耻”行径形成鲜明反差，将贝罗安的不可靠性放大，想要重新拉近贝罗安与作者的读者的距离则又涉及到另一层不可靠叙述技巧：即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下文将做具体分析。
（二） 作者的读者与叙述者的疏远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叙述者和人物都可以作为与作者的读者疏远的对象，目的在于能够尽大可能地为隐含作者在建构文本，塑造形象，凸显主题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讨论了当人物与作者的读者远离时起到的功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隐含作者的“在场”愈发明显，也使得读者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建构隐含作者，并尽力与之靠近的阐释模式中。由于第三人称叙述者往往呈现出比人物更高的可靠性，因此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不容易被察觉，一旦发现，也能更好的调动起读者阐释的积极性。
贝罗安因为欺骗了巴克斯特并借此成功摆脱了危机，同时为此感到羞愧，“他已经对这次遭遇愈发感到不安，虽然他还不能确定这份不安包含了什么，但很明确的是，内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28,这里叙述者明确地传达了贝罗安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对巴克斯特造成的伤害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但作者的讲述却并没有与人物的行为相一致，虽然感到内疚贝罗安却并没有准备立刻对刚刚经历的一切作一番深思，“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真的想回家躺在床上，把大学街上的那番争吵细细地梳理一遍，找出哪些地方是他做错了，然后决定他该怎么办”29,这里显示出贝罗安拥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但认知和行为上却存在着偏差，是否他不是真正的内疚？读者有理由怀疑这里存在不可靠性的迹象，假如不是人物内心潜在的负担阻碍他贯彻这一秉性，为什么在经历过那么一场动荡之后他还是选择要继续前往壁球室？打球为什么对他如此重要？这是读者面对这一叙述情节时迷惑不解的地方，也是对贝罗安内心解码的关键。
叙述者在挑起了读者心中的疑虑之后，写道“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和好朋友兼同事一起打壁球，这已经成为了他每周生活的固定模式，他没有勇气去中断它”30.
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固定模式”和“勇气”.叙述者在此依然没有继续展开，而需要读者再次展开解码。上文中我们提到“重复”是贝罗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之一，如他的车子遭到毁坏的时候，那种愤怒的情绪不是仅仅来源于物质的损坏，而是象征着内在生活稳定性的破坏，对贝罗安来说是“致命性”的破坏，所以想要改变固定模式，改变每日“重复”的生活状态，意味着放弃现有的舒适生活而将自己置于一种动荡的境遇中，那无疑是需要强烈的勇气。
如若不结合上下文来领会，读者很难亲近人物产生认同感并作出不可靠的判断。因此，就算刚刚在街上遭遇了一场车祸和袭击，贝罗安仍然选择了打壁球，试图从比赛中找回自己生活的节奏。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也许是心事重重导致的注意力不集中，在第二场比赛中贝罗安连连失分，“贝罗安像马戏团的小马一样围着他的对手跑个不停……不断变换的方向让他疲于奔命，与不断增加的懊恼一起涌上心头。为什么他要自取其辱，自愿忍受这份折磨，甚至还抱着期待的心情？”31,这是叙述者向读者抛出的疑问也是人物本身对自己发出的扣问，从之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贝罗安并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他的某些同事不同的是--那些神经外科狂人--贝罗安总是尽量回避和人正面冲突。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类型”32,然而他对这次比赛的胜负却格外的在意甚至不惜和他的对手施特劳斯发生口角，“你他妈的才开玩笑呢！”,贝罗安吼出的这句粗话让对手和他自己都大吃一惊，打壁球是贝罗安每周的例行公事，对于输赢他应该早就不再如此锱铢必较，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心结让他作出反常的举动，对此叙述者给出的结论是“这场比赛演变成了他性格缺陷的象征。他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那么典型、那么熟悉，就像印有自己的签名，或者自己隐秘之处的一个疤痕，一处畸形……只有他才能犯下这样的错误，也只有他才活该遭受这样的失败”33,此时叙述者作出的解读是把贝罗安遭受的折磨归因于其本人性格的缺陷，因其“狭隘，无能，愚蠢”,然而结合之前我们得出的贝罗安必须要来进行壁球比赛的原因，是继续建设平稳的生活，制造“重复”没有被消解的假象，所以这绝不仅仅是有缺陷的性格使然，叙述者对这一层次的理由缺乏充分的展现，因此“只有他才会犯的错误，也只有他才该遭受这样的失败”如此武断的解释才真正形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叙述者在进行了一系列中肯的报道和评价之后，在此给读者抛下了一串极具迷惑性的密码，不加以区分很容易就掉入叙述者的“自说自话”中。
第一局比赛后的中场休息，贝罗安再一次被关于飞机失事的新闻报道影响心绪，在此主人公试图采取一种简单的眼光去看待这场比赛，“赢得比赛就是对他拥有私人空间的宣言。他有权利--任何人都有--偶尔不被世界上的大事或者街道上的事打扰”34,叙述者继续试图以人物的视角迷惑读者，然而最终贝罗安输了比赛，这无疑证明上述的言论实际上是贝罗安为自己逃避现实找的借口，到头来贝罗安的对手，实际上并不是施特劳斯，而是他自己，是他心中的羁绊。这就又构成了一个隐喻，贝罗安真正想要打败的并不是施特劳斯，而是一直困顿于自己心中的不安，他想要借由打赢比赛来进行宽慰的心理建设，用胜利暂时麻痹自己一直不断被周遭被时事影响的思绪。
“对贝罗安来说好像忘记或者忽略纷乱的社会百态来集中精力，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应该叫思维的自由。他要通过打败施特劳斯来释放自己”35,贝罗安并没有真的释放自己，他不可能超越社会来获得他所谓的自由，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获得比赛的胜利甚至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只是贝罗安内心因为不愿意接受改变的一厢情愿，他以为排除了新闻、游行示威的干扰，自己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实际上只是让自己陷得更深。这就彻底推翻了叙述者之前对贝罗安输球的不可靠总结--仅仅是因为性格，而让读者重新在更深的层次与人物靠近，在这里，贝罗安的不安不再是仅仅作为他个人所有，他的泥足深陷和对自由的渴求同时有了人类普遍性的深度，叙述者在此处的疏远型不可靠叙述为的是让作者的读者对人物有所回归，通过让读者与叙述者保持距离来挖掘人物更深的层次以及让潜藏的关于自由的主题开始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