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跨国代工污染转移概况及冲突的现状
1.1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向本土区域“技术输出”与“公害输出”并存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将附加值低或母国环境治理成本高的加工制造环节，向本土一些区域进行转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本土区域“技术输出”的同时，逐步实施跨国污染转移的“公害输出”。跨国公司的做法不仅仅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同时也与其本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资源的紧缺是未来全球性的难题，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其所投资国的廉价劳动力，也可以廉价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但廉价资源开发使用的过程，却是环境破坏的过程。
1.2 代工模式下，跨国污染转移问题相对隐蔽，且更加复杂
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代工模式由于自身优势，承接了相当规模的跨国加工制造业务，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兴起于珠三角，由南向北，甚至中西部地区蔓延。
本土代工企业在一些地区，不乏为龙头或重点企业，而且存在多级代工现象，再加上跨国公司往往以商业机密为由，回避自身与在华代工厂商之间的关系，导致代工模式下，跨国污染转移问题相对隐蔽，而且更加复杂。例如，“苹果代工污染门”事件曝光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绿苹果还是黑苹果？”成为跨国代工污染转移问题的谜团。震惊全国的“富士康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长久以来的代工商业模式的思考和探讨。2011 年 6 月由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 19-3 号油田漏油事件，将跨国环境污染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频频出现的跨国污染事件促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代工模式下，发达跨国公司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污染产业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
1.3 “绿色压力”下，各利益相关者面临冲突困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逐步突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认识不断提升，绿色运动浪潮愈演愈烈。然而，经济发展仍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总是不召而至。污染作为一种代价，与价值创造如影随形，但却是可以转移的“包袱”。
“绿色压力”已经形成且不可回避，并持续增加，成为造成冲突的直接原因。在跨国污染转移冲突核心关联圈内，地方政府、本土代工企业、跨国公司和区域公众面临冲突困局。
以 OEM 模式发展的大量本土代工企业，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土地、电力和融资短缺压力下，依靠低成本策略，维持微薄的利润，一些企业对保护当地环境作为基本社会责任根本无暇顾及，有些甚至采用偷排的方式进一步压缩成本。浙江海宁晶科能源污染群体冲突事件和台州血铅中毒事件等，表明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及冲突已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且十分突出。
本文从跨国代工污染转移这个关联圈的主体出发，即从本土代工企业、当地政府、当地民众、跨国公司四大主体出发，研究作为污染转移的实施者的本土代工企业与其余三大主体之间的冲突，发掘各个冲突的影响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不同主体，不同冲突因素对于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的演变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污染冲突的演变奠定基础。
2 层次分析法分析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
2.1 层次分析法构造系统模型四个步骤
2.1.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将决策的目标、考虑的因素（决策准则）和决策对象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绘出层次结构图。
2.1.2 构造判断矩阵
在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时，采用相对尺度，减少性质不同的诸因素相互比较的困难，提高准确度。判断矩阵是表示本层所有因素针对上一层某一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判断矩阵的元素用随机一次性指标“1—11”标度方法给出。
2.1.3 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对应于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 ( 使向量中各元素之和等于 1) 后记为 W。W 的元素为同一层次因素对于上一层次因素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序。能否确认层次单排序，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所谓一致性检验是指对判断矩阵确定不一致的允许范围。
2.1.4 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计算某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值，称为层次总排序。这一过程是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依次进行的。到此，根据最下层（决策层）的层次总排序做出最后决策。
2.2 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影响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的主要因素
（1）首先将问题分解为三层 ：最上层为目标层，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进程中，各种冲突不可避免，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是研究的目标 ；中间层为冲突分类层，即本土代工企业作为污染的实施主体，它与其余三个主体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的，根据主体的不同，分为冲突分类层 ；最下层为冲突的影响因素层，即这些因素对于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冲突演变产生影响。
（2）本土代工企业在当地政府、跨国公司和当地公众三方关于跨国代工污染预期下进行污染行为决策，即主动 /被动防治或偷排，其既作为污染的“直接行为主体”，“又作为三方关联的中心角色”，处在“信息中心”位置。因此冲突分类层分为 ：
C1—本土代工企业与当地公众之间的冲突。
C2—本土代工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
C3—本土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
（3）当地政府、跨国公司和当地公众关于跨国代工污染预期构成各自的冲突。当地政府与代工企业的冲突取决于其对代工企业的排放指标、舆论压力、财税收入、产业带动等的判断 ；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的冲突取决于其基于代工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市场增长、绿色采购等的考虑 ；当地公众与代工企业的冲突取决于其对代工企业在当地关于生命健康、生活质量、就业机会和配套设施等影响的感知，见图 1。【图1】
综合上述分析及图 1，本文得出了代工企业与当地公众、当地政府及跨国公司冲突影响因素分别为 ：f1—生命健康 ；f2—生活质量 ；f3—就业机会 ；f4—配套设施 ；f5—排放指标 ；f6—舆论压力 ；f7—财税收入 ；f8—产业带动 ；f9—全球化战略 ；f10—市场增长 ；f11—绿色采购本文的多层次结构图见图 2。【图2】
首先来看冲突分类层，构造冲突分类层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得到冲突分类层 C1、C2、C3的权重分别为 0.627、0.346、0.112。即第二层对最高层的排序结果为 ：本土代工企业与区域公众之间的冲突＞本土代工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本土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针对每个冲突分类因素所对应的各自的影响因子，通过两两比较可以得到 11 个判断矩阵，将他们的权重和冲突分类层的权重相组合，得到组合权重：f1生命健康 0.274＞f2生活质量0.165＞f3就业机会0.165＞f5排放指标0.127＞f6舆论压力0.099＞f7财政收入0.059＞f4配套设施0.045＞ f8产业带动 0.025 ＞ f10市场增长 0.017 ＞ f11绿色采购0.013 ＞ f9全球化战略 0.010。
分析结果表明，在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进程中，区域公众是代工企业污染的直接影响者或受害者，当自身的利益遭受到损害时，区域公众是最容易与代工企业发生冲突，很多实例也证实了区域公众与代工企业之间冲突的燃点是非常低的。当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选择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诉，这时与代工企业之间的冲突最易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过程中，与区域公众之间的冲突是影响巨大的。其次是代工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地区，政府都希望能吸引外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其下属的地方环保部门在跨国企业的污染问题上，受到的限制比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代工企业头顶某某跨国公司的光环，相比国内企业表现得“好”，所以也不会成为环保部门的注意重点，由此造成监管空隙。正由于种种特殊对待，很多跨国公司的代工企业因环保问题广受诟病，但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这些代工企业的跨国公司，在本国都拥有良好的声誉，保护环境甚至已成了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之一。但到了中国，却截然相反。因此政府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企业带动产业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和环保的一系列环境指标与代工企业之间进行着博弈，压力与动力并存，然而当压力超出了一定的边界，那么与代工企业之间的冲突将一触即发。最后是本土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本土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最为亲切的，可以说跨国公司是本土代工企业的衣食父母，没有跨国公司的订单，那么代工企业就无法生存。作为接受代工的中国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的制造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跨国公司和进口商。在环保方面，跨国公司并没有按照自己国内的环保要求和标准来管理和约束其代工企业，而是采取“入乡随俗”的环境策略，不愿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
全球化战略及市场增长使得跨国公司在境外的代工企业越来越多，然而，绿色壁垒的压力下，跨国公司和其代工企业都不得不进行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管理。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跨国公司核心技术的垄断，环保责任的缺失，代工企业获取利润的被动，绿色压力的持续增加，使得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日渐凸显。
3 结论
本文采用 AHP 方法的两两比较判断的输入方式，得出了在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过程中，代工企业与区域公众，当地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的因素以及对应各因素的权重，使得我们能更为定量，更为客观的针对这些冲突影响因素，分析冲突的演变，为进一步研究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的演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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