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开放大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大出大进,两头在外”为特质的加工贸易和吸引FDI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比重从1981年的6%提升到2004年56.3%的历史高点。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高。
2011年外资企业加工出口额达到699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加工出口额的83.7%,占外资企业出口比重的70.3%。这一特征在高新技术产品上体现更加明显,如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85%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完成,其中由外国公司生产的高技术产品的比例高达91%(Joachim和Sandra,2012)。在中国出口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背后,是生产效率低、生产环节附加值低、出口企业利润微薄的不争事实,而这一事实常被统计意义上日益增长的贸易规模及高技术产品出口所掩盖。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旦剔除外资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剔除了大量具有高技术复杂度的进口中间品,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实质上并没有得到提高(Amiti和Freund,2010;VanAssche和Ganges,2010)。目前国内有关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如祝树金等(2010)、齐俊妍等(2011)进行的研究,较少有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维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本文将结合Lall(2005)技术含量的分类和樊纲等(2006)、Rodrik(2007)等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基于HS六位数,结合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分别从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不同贸易方式以及不同地区等几个层面,重点分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特征、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并以此基础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政策建议。
一、产品按技术含量分类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构建
对于产品按技术含量的分类,Lall(2000)对产品的分类方法综合了Patitt(1984)和OECD(1994)的方法,从R&D的比重、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学习效应等考虑技术在产品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在SITC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PP)、资源型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高技术产品(HT);然后再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9个小类:以农业为基础的产品(RB1)、其他资源型产品(RB2)、纺织服装等产品(LT1)、其他低技术产品(LT2)、具有规模和技术密集型特点的自动化产品(MT1)、加工工业产品如化工等(MT2)、能将生产分割到更多低收入国家的机械产品(MT3)和电子器件及电器产品(HT1),以及传统的高科技产品(HT2)。
目前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一些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都被分割到在全球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高技术产品分工常常仅是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齐俊妍,2008)。因而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分析,除了包括产品的技术含量外,还应考量与之相联系的产品附加值状况。因而为了更好地考察在日益一体化的国际分工网络中,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位置和关系,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5)引入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sophisticationofexport,又称为技术附加值)。这一方法通过运用各国不同时期的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出口份额,计算出一国总体的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标,并通过不同国家的附加值分布进行国际比较。此假定“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于高收入国家”(关志雄,2002;Lall,2005),将某年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用出口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记为PRODY。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5)以在世界市场上各出口国占该产品的份额为权数,但是这一方法会由于各国的出口规模不同而导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产生误差。为避免这一误差,樊纲等(2006)、Rodrik(2007)以一国对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为权数,即
RCAij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因而i国在j产品上的权重wij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在所有国家j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之和中的比例。这一方法保证使一些贫穷的小国出口能够被赋予足够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j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计算公式
其中Y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DP。
用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不同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取值越大说明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由此可见,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这种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所占的出口份额;而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技术含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例如,一些产品如电子产品,尽管属于高技术产品,但由于其生产网络的日益扩大,生产环节日益被分割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这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相对较低。
在计算出某年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当年各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数。该指数是该国各出口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是根据式(2)计算出来的,权数为每类产品的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份额,即
对出口国来说,高附加值产品占总出口的份额越高,其出口结构越高度化。在具体计算时,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方法把产品和的指标化为指数形式,如式(4)所示
SI(i)表示已经标准化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S(min)为所考察产品中最小的出口技术复杂度,S(max)为最大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国家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将是取值在[0,100]间的值,便于更好地比较。
二、本土与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陆续进入中国,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关系,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总体上升。特别地,在当前国际分工日益以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断提升,掩盖了本土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事实。如果不进行深入的区分和剥离,则可能错过进一步进行贸易结构优化的机遇,且难以具体进一步明确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正确路径。本文重点选取了2000年到2006年的数据,特别区分了中国本土和外资的两类企业数据,分别对比分析了两类企业的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两类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本土与外资企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对比
2000以来,中国贸易的货物总量不断攀升,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的差额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企业固有的部分优势,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对外资企业的宽容度和准入度的加大,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出口货物中所占的比例也发生了改变。其中,加工贸易在整体贸易中的占比,本土企业从51.53%(2000年)和49.72%(2001年)到2003年的44.58%再到2006年的41.17%,七年间下降了10.36%,从略过半数的比例下降到只有四成。而外资企业在相应的时间段里,依次的比例为48.47%、50.28%、52.65%、55.42%、57.55%、59.21%、58.83%,七年间增长了1.2倍,在整个出口的数量上外资企业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
上表列示了2000年到2006年间中国出口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值.EXPY1是根据式(3)计算的技术复杂度的绝对数值,EXPY2是按照式(4)进行指数化后的数值。从整体来说,中国所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2000-2006年间逐年上升,特别是2003-2005年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迅速,到2005-2006年趋于平缓,大体上2000-2006年间我国出口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上升说明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七年时间总共上升了1.16倍,总体上升速度还是偏慢。在分析了总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之后,可以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开研究,从直观的角度了解两种企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
上图是2000-2006年间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较。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直高于本土企业,并且两者的差距逐渐加大,本土企业的数值一直处于缓慢上升并接近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外资企业则从9000左右上升到10000以上,这种差距也可以推论出这几年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实质就是外资企业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推动的。
(二)本土与外资企业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对比
Lall(2000)在SITC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2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按照技术含量分为初级产品(PP)、资源型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以及高技术产品(HT)共五大类,本部分将分别研究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这五种产品的贸易结构特征。为了考虑以上五类产品在剔除加工贸易产品后一般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引用目前使用较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其计算公式为RCAij=(Xij/Xtj)/(Xjw/Xtw)(5)其中,Xij表示中国i类产品的出口额,Xtj表示中国的出口产品总值,下标w代表世界范围内相对应的状况。若该指数小于1,说明该产品不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若大于1,说明该产品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强。
上表为五大类商品在2000-2006年间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HT类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LT类产品比重不断下降,其他产品基本不变。这说明了中国出口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上升,也反映了中国对该类产品的国际分工的充分参与,而由于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更多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造成了中国这部分的出口比重连年降低。
出口比重的变化往往只是在一个方面说明了出口货物的重要程度和变化的情况,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不同,出口产品种类又千差万别,往往出口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形式会有所变化,因而仅仅某种产品的比重不足以说明该国家在此产品上出口优势的变化,通过引进RCA指数则可以描述这种变化。
下图为整体的出口产品的RCA在2000-2006年间的变化情况。由此图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的技术含量情况。显然地,包含有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LT类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并且在七年之间的变化并不大。而技术含量较高并且附加值较高的MT类产品一直处于没有竞争优势的水平。
事实上,研究整体RCA指数的变化只是一种宏观上的测量。由于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技术水平、行业优势和战略发展上有天然的差别,这种总体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出中国出口产品不同技术含量的竞争优势的来源,也就不能有的放矢地支持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也就不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为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而有意识的甄别。下面将分别分析本土和外资企业中五类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
图3中,柱状图是根据技术含量不同表示本土企业五类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以及外资企业相对应产品的RCA指数。在MT类产品中,本土企业竞争力不断上升并且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趋同,表明一定程度上外资企业在某一类别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作用是正向的。在RB类产品上中国本土企业的数值一直高于外资企业,主要的原因应当是农业加工产品一类的低技术含量以及低附加值的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强,但是资源类的产品本土企业并没有比较优势,这一点应当区别对待。在LT类产品中,本土企业竞争力一直保持在3以上,而外资企业虽然一直在LT类产品中保持了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但是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推断出外资企业在LT类产品中出口的占比逐渐下降,这也说明外资企业对于中国总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有积极作用。在五类产品的总体分类上来看,HT类产品外资企业竞争优势比较明显,MT类产品竞争优势趋同,其他三类产品本土企业有较大优势。
(三)本土与外资企业不同贸易方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对比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1981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26.4亿美元,而在2008年这部分则高达10534.9亿美元,增加了399倍;而原来占据主要部分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则由1981年的93.5%下降到2008年的48.2%。
此外,在中国逐渐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外资企业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从1995年的59.9%上升到2008年的84.5%,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其货物贸易比重在1995-2008年间始终保持在70%的水平(详见表1)。仅仅从数量上可以认为,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上地位愈加重要,这也表明了外资企业更多看重比较低的劳动成本和优良的投资环境,中国作为来料加工的中转地的地位也进一步加固。
图4表示了两种企业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所有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呈上升的趋势,说明在七年间中国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了。
2000-2006年间本土企业的一般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逐年上升,2005年达到最大值,然后略有下降。从中不难分析出本土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正在逐渐降低从而削弱了一般贸易品的竞争力,并且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降低也证明了中国出口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与本土企业的一般贸易无关。而对于本土企业的加工贸易来说,2000-2002年出口技术复杂度逐渐上升,2002-2003年略有下降,然后2003-2006又逐渐上升,到2006年达到最大值。由于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资源禀赋,使得原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将产品生产中的加工组装环节移到我国生产,如电子产品。这类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但是由于我国从事的是价值链低端的活动,所以我国本土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逐年上升,但实际上并不能说明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2000-2006年都是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通过比较来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比一般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高,说明外资企业来华利用较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也说明我国出口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高与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有不可忽视的联系。
特别地,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直比较高,一直高于一般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说明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对于总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有积极的影响。根据不同技术含量进行分类之后,不同贸易方式下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趋势。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情况下,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中五类产品不同的RCA。
图5表示的是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般贸易的RCA值。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技术含量的分类中,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RCA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显示了在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都一致的假设下,企业资金来源对RCA方面并没有流量的影响。特殊的,在RB类产品里本土企业的RCA数值一直在升高而外资企业的反而下降,这很有可能存在部分技术外溢或者资源性产品比如石化、水泥等产品的生产性过剩。但是,在存量方面,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起点并不一样。本土企业一直在LT类产品中有很高的比较优势,并且一直比外资企业高。而在MT类产品中外资公司一直比本土公司的RCA高。
图6是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RCA的比较,每个类别的企业根据技术含量都有对应的5种商品。从图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加工贸易HT类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相对来说本土企业加工贸易的HT类商品没有相对竞争力,并且几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提升;由于劳动力成本和政策的原因,原本有很高RCA值的LT类值也逐年回落,本土企业在加工贸易的LT类一直比外资企业有较高的RCA指数,说明了本土企业在低技术产品的生产方面有先发优势。虽然外资企业也曾达到2.5左右的RCA数值,但是却一直处于回落的状态,显示了客观环境影响下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作为最能体现技术深度的MT类产品,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没有相对比较优势,这也说明中国出口结构还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
总之,外资企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在高技术含量产品上比本土企业有更强的竞争力,在LT类产品竞争力不如本土企业。中国只有在外资企业的HT类出口和两种企业的LT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体现技术深度和附加值的MT类产品上无比较优势。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对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正向的作用。一般贸易中,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HT类和RB类产品,在本土企业中一直不存在RCA值大于1的情况,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外资企业原有的在RB类产品中的优势也消失了。
中国所有企业在一般贸易中只有LT类产品还保持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加工贸易中,外资和本土企业的LT类产品RCA指数都下降了,而外资企业的HT类的数值反而上升了,显示了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后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和中国在HT类产品的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环节的充分的国际分工参与。
加入WTO以后,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吸引FDI的政策,使得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建厂,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大多从事的是加工和组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或者我国本土企业越来越多地从事加工贸易,因此虽然中国出口贸易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上升,表面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技术外溢的成果。中国出口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不能说明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也不能说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四)本土与外资企业的不同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对比
由于我国各省市发展不均衡,特别是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存在着重要差异,本文进一步从东部沿海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来计算各省市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表2、表3和表4分别计算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区分了本土企业一般贸易和外资企业一般贸易的技术复杂度。由表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市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高于本土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下面我们进一步比较一下各省市本土和外资企业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只罗列了高技术产品HT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的省市。
表5反映了HT类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从表中可以看出,从整体角度出发,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具有高技术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但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只有北京和内蒙古的外资企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而没有一个城市的本土企业具有高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均来自于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下的本土企业都不具有比较优势。
三、本土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般贸易出口品方面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太大的差异,两者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加工贸易方面,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大幅度领先于本土企业的加工贸易的数值。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企业从事一定产业和贸易方式的惯性
本土企业在改革开放后,首先就是依托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在属于LT类的纺织和服装的加工贸易中发展起来的。相比较其他类产品,本土企业在LT类产品加工贸易的所占出口比例最高(表4)。从2000年到2006年本土企业虽然在LT类产品所占比例上一直在下降,但是相关比例却一直处于三分之一以上,而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高的MT类产品比例却只是在徘徊。
外资企业进入后,主要从事的是HT类产品的加工贸易,这样造成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距。本土企业自2000年开始,加工贸易在总出口的比重虽然在一直下降,但是总是占到了最大的比重,这样也就使得本土企业一直都不能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甚至在HT和MT类产品所占比例上升,也只不过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环节,附加值也就比较低了。同时,由于本土企业从事低端的产品的初级加工和低附加值的部分,也更加没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产业模式了。
(二)研发和技术水平的不同
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生存背景上有很多差异,这也造成了不同企业研发和科技水平的不同。杨素花(2011)的研究认为教育与研发是自主技术创新的两个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吸收和采用国际技术溢出。由于教育背景和技术发展的不同,国内的许多领域还不能同国际水平相比,本土企业缺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科研融资的能力较差,而外资企业往往拥有历史积淀下的好的科研风气和习惯,也比较能结合国际最新的科技成果,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商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管理策略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得生产的产品种类和生产环节有了差异,也间接影响了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
(三)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
中国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祝树金等(2010)认为FDI可以增加可选择的中间品的种类,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Wang和Wei(2007)也认为通过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可以提高本土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根据上文比较分析,由于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因此在2000年-2006年间,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技术专利保护和生产要素在两者之间的不完全流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结合技术含量的分类方法,主要区分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分析了两类企业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总体上,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直都高于本土企业,并且两者的差距逐渐加大,这一差距也显示出这几年中国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实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推动的。基于两类企业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较发现,外资企业高技术HT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本土企业,且外资企业在HT类产品的比较优势明显,本土企业在低技术LT类技术复杂度高于外资企业。基于不同贸易方式下两类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较发现,外资企业两种贸易方式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高于本土企业,而且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方式下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说明外资企业来华主要利用较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也说明我国出口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高与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另外,基于两类企业不同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较发现,绝大多数省市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高于本土企业,而且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上述研究表明,尽管按照传统的贸易结构统计,中国出口了日益增加的高技术产品,而且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国际价值链分工,但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远不及外资企业,反而日益被锁定在加工装配等地技术环节。因而本文对本土和外资企业不同层面不同技术复杂度的对比分析更清晰地剖析了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分工中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从而也更清楚产业升级和优化贸易结构的紧迫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变企业产品结构,摆脱惯性依赖。企业应加快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和服装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增加对价值链的高端转移。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逐渐增加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
第二,提高技术水平,改善研发条件。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制定一定的产业和金融政策,除了扶植具有高技术含量、较大规模和有较大科研投入的企业和行业,还要鼓励具有中等技术含量的企业和行业向高技术产品尤其是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行业转变,并且努力提高传统行业的比较优势。
第三,利用技术外溢和自主研发相结合。事实表明,外国企业来到我国更多的是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并没有给我国带来多少技术外溢的成果,所以在尽量吸取外资企业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快速缩小与外资企业的差距的前提下,也不要过分依赖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或是分享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应努力掌握价值链高端的技术,将外资企业的先进成果与自己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发出拥有知识产权并且具有自己特色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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