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量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沿用了相关研究普遍采用的Probit方法,回归方程如式(1)所示.
被解释变量Vote为每位ITC委员的投票结果,肯定票为1,否定票为0.F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D为表现申诉企业和所在行业政治捐资因素的向量,I为表现申诉企业所在行业规模因素的向量,C为表示投票委员个人因素的向量.A'、AI'、AC'为系数矩阵,ε为残差项.China为虚拟变量,投票对象为中国则为1,否则为0,β为该变量的系数.
如前文所述,为了剔除法律因素对政治因素作用的干扰,本文从2002年至2015年在ITC官方网站上公布的123个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选取了涉及40个案件的86个存在争议的终裁表决结果作为样本,最终所有委员的表决样本总数为336个.反映式(1)中各类因素的变量如表3所示.
在上述变量中,被解释变量Vote和解释变量中的Chem、Steel、China三个虚拟变量都由作者对ITC官方网站公布的案件资料进行整理而得,委员个人因素中的两个变量由作者对ITC年报中提供的委员情况进行整理而得;政治捐资因素中的各变量由作者对"Open Secret"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进行整理而得,其中涉及企业单独捐资情况的变量(D_F_I和D_F_R)还参考了C.Bown教授提供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 Database);行业规模因素中的两个变量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官方网站.
本文的经验分析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主要对命题1、命题4和命题5进行检验;其次是对民主党委员的投票结果进行回归,主要检验命题2;最后是对共和党委员的投票结果进行回归,主要检验命题3.在分党派样本的回归中,也同时兼顾命题1、命题4和命题5的检验.在以上三个部分中,每一部分又都有三个回归方程,以进行稳健性分析.方程1是基础方程,选用变量I_P来刻画行业规模因素,用变量D_F_R来刻画贸易救济在行业利益诉求中的地位;在方程2中,用I_L替代I_P作为刻画行业规模因素的变量;在方程3中,用虚拟变量Chem和Steel替代变量D_F_R作为刻画贸易救济在行业利益诉求中地位的变量.另外,由于行业劳工组织对民主党的捐资比例在所有样本中都接近于1,而对共和党的捐资比例都接近于0,所以变量D_L_P和C_P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这会对回归结果造成重要影响.所以在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时,剔除了变量D_L_P;并增加了一个方程(方程4),用变量D_L_P替代C_P以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1.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在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时,除了上述四个回归方程外,还按照党派进行了分类回归,以考察剔除党派立场的影响后,其他因素的回归结果是否稳健.同时,本文还剔除了PAC捐资党派分配比例因素,以检验党派立场本身对委员投票结果的重要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基础回归结果中,行业企业捐资总额(D_F_T)、申诉企业是否单独捐资(D_F_I)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且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这说明行业企业的政治势力显着地影响了ITC委员的投票行为.回归结果基本支持了命题4提出的假说,这与王孝松(2008)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行业捐资企业涉案比重(D_F_R)的回归结果也都是显着的,在方程3中,虽然变量Chem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变量Steel的显着性很高.这说明对于在贸易救济中获得支持在其利益诉求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钢铁产业明显得到了ITC委员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否主要来自共和党委员(即命题3提出的假说)还有待分党派样本回归结果的检验.刻画行业规模的变量在所有回归结果中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说明行业规模并未影响ITC的裁决.这一结果也与现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如王孝松,2008等).
行业工会捐资总额(D_L_T)在几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都不显着,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工会对ITC的裁决没有影响力.行业劳工组织的全部捐资几乎都是对民主党的,民主党委员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强硬表现正是对劳工利益诉求的响应.政治立场的鲜明使得劳工组织的捐资总额变得不再重要.因此,不论捐资总额是否变化,来自劳工组织的政治压力始终是影响ITC委员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民主党委员.代表委员个人因素的变量C_N在所有回归结果中都具有很高的显着性,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这意味参与过贸易谈判的委员明显更倾向于投出否定票.而虚拟变量China在所有归结果中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意味着ITC委员在争议案件中,并不存在对中国的明显歧视.因此命题5并未得到本文经验研究结果的支持,这与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在分类回归结果中,上述变量的符号方向和显着性都未出现太大变化,不同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变化也非常微小.这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性的,而且党派因素并未改变上述变量影响ITC委员投票行为的方式.
ITC委员投票中的党派立场是这一部分最核心的检验内容.在基础回归的结果中,方程1、方程2和方程3的委员党派变量(C_P)都具有很强的显着性,且系数符号为正.在方程4中,用行业劳工组织捐资比例(D_L_R)替代委员党派后,该变量的显着性进一步增强,回归方程的对数似然比也略有提升,而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未出现明显变化.在剔除PAC捐资党派比例的影响后,几乎所有变量回归结果的显着性都有所提高(变量C_P显着性的提高尤为明显),而模型的对数似然比仅有轻微下降.这说明相对于委员所在党派获得企业捐资的比例,党派立场本身对委员投票结果的影响更为重要.上述结果说明,党派立场对ITC委员投票行为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民主党委员更加倾向于投出肯定票.因此,命题1得到了经验分析结果的支持.
2. 分党派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党派委员投票行为的特征,本文将总体样本分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样本,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总体而言,在三个方程中,分党派样本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系数的符号方向及其显着性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对数似然比的变化也非常微弱.这说明,本文的计量模型仍然可以很好的解释两党委员各自的投票行为.而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方向及其显着性与表4中总体样本分类回归的结果并未出现明显矛盾,这进一步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通过比较分党派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影响两个党派委员投票结果的因素存在一定差异.行业规模因素和中国因素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不显着;委员是否参加过贸易谈判因素在所有回归结果中都具有较强的显着性且系数符号为负.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另外,企业是否单独捐资(D_F_I)在两个样本回归结果中都具有显着性且符号为正,这说明来自单独捐资企业的政治压力对两个党派委员的投票行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其他反映捐资情况的因素在两个党派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均呈现出较大差异.在共和党委员样本的回归结果中,行业企业捐资总额、行业工会捐资总额、行业企业对本党派的捐资比例以及捐资企业涉案比重(变量D_F_R及两个替代变量Chem和Steel)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说明,除了有单独捐资记录的企业外,共和党委员并未对具有较强贸易救济利益诉求的行业给予明显庇护.也就是说,命题3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委员样本的回归结果中,行业企业捐资党派比例(变量D_F_P)并不显着,且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民主党并不存在对给本党派捐资比例较低的行业投出惩罚性否定票的倾向.因此,命题2也未得到经验研究结果的支持.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在共和党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捐资因素中仅有行业工会对本党派捐资比例(D_L_P)是显着的.且其回归系数为正,显着性很强.这说明共和党委员虽然并未积极响应支持该党派的企业集团的利益诉求,但对于劳工组织(民主党的支持者)给本党派捐资比例更高的行业,共和党委员反而具有强烈的投肯定票倾向.同时,民主党委员的投票行为也未受到劳工组织捐资额和捐资比例(D_L_T和D_L_P)的显着影响.相反,行业企业(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的捐资额(D_F_T)和行业的贸易救济利益诉求(D_F_R和Steel)对民主党委员的投票行为却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上述结果意味着,两个党派所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虽然决定了其基本立场,但在剔除党派立场因素之后,支持对方党派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反而成为ITC委员的重要考虑因素.对此的一个合理解释是,ITC委员虽然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同时也非常重视分化支持对方的利益集团,从而使本党派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选取争议性案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排除了法律因素作用在ITC反倾销、反补贴裁决中对政治因素作用的干扰,集中对影响ITC委员个人投票行为的政治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ITC委员个人投票行为具有清晰的党派立场.当案件的证据不足以得出确定性结论时,民主党委员更加倾向于做出肯定性裁决,而共和党委员更加倾向于做出否定性裁决.第二,申诉企业或其所在行业的政治势力显着地影响了ITC委员的投票行为.整体上看,当申诉企业有单独政治捐资记录,或其所在行业政治捐资较多,或有更强贸易救济利益诉求时,ITC委员在争议案件中更加倾向于投出肯定票.第三,分党派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坚持本党派立场的同时,ITC委员都更加重视对方党派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作为行业企业利益的代言者,共和党委员明显倾向于庇护行业劳工组织对本党派捐资比例更高的行业;而作为行业劳工利益的代言者,民主党委员也明显倾向于庇护贸易救济利益诉求更强烈、或捐资数额更高的行业,且其并未倾向于对给本党派捐资比例更低的行业投出惩罚性的否定票.上述行为很可能出于分化对方党派利益集团的动机.第四,委员的个人工作经历对其投票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委员是否参与过贸易谈判因素都非常显着,且符号为正.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参与过贸易谈判的委员都明显更倾向于在争议案件中投出否定票.这是已有研究鲜有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在争议案件中,没有迹象表明,ITC委员对中国存在歧视.这一结论与多数已有研究的结论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包含了不存在争议的案件.调查对象为中国的案件存在争议的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而最终做出肯定性裁决的比重又高于平均水平.这使得已有研究大多得出了ITC倾向于对中国做出歧视性裁决的结论.但本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不存在对中国的歧视.因为ITC针对中国的高比例肯定性裁决仅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确实对美国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最终是否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还取决于商务部的调查结论.但商务部在倾销和补贴的认定环节存在大量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标准,这导致本来由比较优势造成的正常贸易模式转换,被大量地、人为地归因于倾销和补贴.因此,美国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对中国的歧视应该主要存在于商务部对倾销和补贴的认定环节.
基于上述结论,对于中国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本文的建议如下:第一,中国应重视扩大对美投资,为美国工人提供一定就业机会.不仅作为美国劳工利益代言者的民主党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作为企业利益主要代言者的共和党也会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充分考虑劳工的利益诉求.可见,劳工组织是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最重要的政治压力来源.因此,增加对美投资不仅是从根本上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改变美国两党在经济政策中对中国的立场.第二,中国应在积极应诉的同时,努力促使美国改变其在倾销和补贴认定环节中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标准.在针对中国的案件中,美国调查机构频繁使用"可得事实"和"不利可得事实"推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调查过程中并未做到全面配合调查.虽然本文的研究结论是ITC并未在争议案件中对中国存在歧视,但其前提是被调查企业通过足够的证据充分呈现出案件的争议点.这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努力地配合调查.另外,本文的分析说明,美国商务部对倾销和补贴的认定环节是其对中国存在歧视的关键所在.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已经不断要求美国改变其歧视性标准,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种努力还应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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