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70 多年前的摄影术，最早由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记者和旅行者等传入中国。他们不仅拍摄了大量近代中国的早期影像，有的还在华开设照相馆、出售摄影器材等，客观上带动了中国本土照相业的发展。然而照相术在进入我国的最初几十年里，并未获长足进步，究其原因在于，从事摄影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得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而得之者，复视同枕密，不肯轻以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
进入 20 世纪，中国照相业这种因循守旧的封闭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庚子之乱后，即使是顽固守旧的清政府也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举措是提倡新式教育和鼓励留学。受此推动，中国很快产生了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居于这一阶层最顶端的，就是直接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留学生。清末民初，大规模的留学潮兴起，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到海外寻求新知。先进而繁荣的西方社会与贫穷落后的中国之间的巨大反差对留学生产生了强烈冲击，也使他们对西方的先进技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视野审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选择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一个领域投身其中，摄影术就是其中之一。民初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化学的任鸿隽和周仁，对欧美照相术的发达有着深刻感触 ：“照像之术欧美大学有设为专科以教之者，而以其习之者众也，其照像会社之组织，照像杂志之刊行，照像作品之展览，尤云蔚霞起，所在而有。”
国外的耳濡目染，及国内外照相业差距的刺激，使许多留学生在学习之余，开始兼修摄影。他们凭借语言和专业上的优势，大量阅读国外的摄影杂志期刊，从化学、光学、物理、机械等摄影原理方面进行探究。
回国后他们仿效欧美国家的做法，通过撰写摄影技术文章、编译摄影理论书籍、开办照相馆、进行科学实验、创办杂志报刊和摄影团体等等，使摄影从技术和艺术的层面以更加立体的形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一 撰写或编译摄影书籍、文章
摄影术传至中国的最初几十年，即 20 世纪以前，国内尚无摄影专门学校和学科，摄影术一般只是师徒相承，有关摄影的书籍很少，且多为初学之用。20 世纪初留学潮兴起后，留学生看到“：欧美日各国摄影学术之着作，汗牛充栋，多不胜数，其中不乏新知及名着，为国人所未尽详者。”
基于此种认识，他们在刊印摄影书籍、文章以促进摄影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方面，有着比国内同时代人更深的体认。于是凭语言优势，他们大量涉猎外文摄影书籍、报刊，翻译介绍在欧美、日颇受推崇的摄影书籍。而一旦留学生进入翻译队伍，“西学东渐由被动输入转变为主动引进。这种主动引进的‘西学’因切合中国实际，常常能打动中国人的心坎”。
如首批留美幼童中的吴仰曾（图一），在专攻矿冶化学之时，精心研究摄影。他大量参阅欧美的摄影专着，摘译了美国人阿布尼的《摄影入门》和《简明摄影》，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摄影实践，于1907 年完成专着《照相新编》。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摄影学书籍，成为学习摄影的指南，推进了华北地区摄影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宣布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从而破除了长期束缚文化传播的政治枷锁，中国的出版业和大众传媒很快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更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同其他学科一样，摄影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关摄影的书籍不断涌现，而留学生凭借其各种优势，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1922 年到 1923 年，留日摄影专家张雨苍完成《摄影制版药品大全》、《魔法的摄影术》和《葺相底法》3 部摄影专着。高维祥曾在德国“律礼斯顿城国立工科大学化学院及摄影学院，专攻摄影学术及与有关系之光化学及胶体化学，先后五载”。他利用课余时间写成《摄影学之集成》之一卷（即《应用之光化学》一书）。他假期到德法着名工厂实地练习摄影，“对于摄影材料之制造，亦已渐入其堂奥!!身居欧土，得德法两国文字语言，浏览之书物愈来愈多，此时对于摄影学术见闻愈博，趣味愈浓”。在借鉴与融合的基础上，他长期致力于摄影着述和研究，1926 年到1933 年先后完成摄影着作《袖珍摄影良友》、《露光指南》、《增广摄影良友》、《摄影药液之配置》和《新光摄影指南》等。这些摄影书籍在当时极为畅销，有的多次再版并发行到海外。
中国获第一个留美药学博士学位的陈思义，是中国科学社社员，有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他从科学理论上探究照相之术，认为“：照相术者，应用化学药品，受光之作用，而照取人物之像之术也!!欲研究照相，须先知照相化学与光学。”
1926 年，他着成《照相学》一书，在当时国人出版摄影书籍多偏重于技术应用的情况下，开启了摄影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先河。
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化学系的曹元宇，1930 年和 1931年分别着有《实用摄影术》和《摄影术（百科小丛书）》，在摄影的方法、摄影的选择、露光的标准、取景的研究和显影定影的技术等方面加以论说。曾留学美国学习化学的高铦，是中国科学社社员，看到国内摄影“皆在艺术，皆在技巧。而其作科学的研究者乃百不得一”，1936 年译出《照相化学》（上、下册），呼吁国人加强对照相科学学理的研究。
在摄影艺术方面，1927 年，曾留学法国、业余学习摄影的刘半农（图二）出版了《半农谈影》（图三）一书，该书是我国最早的完整而有系统性的摄影理论着作，在我国首倡对摄影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对确立摄影的艺术地位，影响深远。曾留学英国、师从摄影名家，后成为我国着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翻译家的甘乃光，鉴于当时国内“美术摄影”风潮风起云涌，而又缺乏相关摄影书籍，1930 年翻译了从英国带回来的《美术摄影大纲》。我国美术摄影大师郎静山在其序言中提道 ：“吾国近年来研习摄影者，颇不乏人!!第于国际上尚无地位，而研习之，尤乏专书!!”他认为如学者得此译书，“则吾国美术摄影之进境，拔脚可期矣。”
胡伯翔也在序言中讲，译书对学术功劳很大，甘乃光是“技能和学理很完备的，所以能译出这本书，将美术摄影的迷，从此说破，使无论对于美术摄影，有何种怀疑的人，也能了解”。
除出版摄影专着外，留学生还通过报刊杂志发表摄影专业技术文章。上文提到的任鸿隽和周仁，1915 年在他们刚刚创刊的《科学》杂志上连续刊载《照像术》长文，“意在学理上示明其器械物品之构造，复由实验上陈述其器物药品之用法!!凡最近照像界之新发明，为吾国所未见者，亦为之介绍于前，使读者按法为之”。与他们同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工程系的廖慰慈，也在《科学》杂志上刊载《照相术杂记》，介绍了夜景拍摄的技巧、照片镀色和拍摄昆虫的方法等等。留日摄影专家张雨苍在广州摄影工会出版的《摄影杂志》上发表了《摄影术略史》、《风景摄影法》、《印画纸发明史》、《底片加厚之化学的变化》、《底片发生霞气之理》等论着。曾留学法国的王凡青，于1928、1929 年在《天鹏》摄影杂志连续发表《论柔浑照片之摄影法》、《从飞机上摄影》、《镜头构影之原理》、《摄影谈》等技术性较强的文章。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的钱景华则从照相的机械原理等方面进行探究，于1931年在《中华摄影杂志》发表《三色一相机》和《摄影术对于机械之研究》等文。留日摄影专家彭望轼，在《良友画报》第十七期《摄影研究》栏目，撰文《我之摄影画制作方法》等。
留学生在摄影方面的着书立说，将国外最新的技术和理念传入中国，无疑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使其从初期直接学习西方摄影者的技术操作实践，到开始自觉学习科学理论的尝试，推动了中国摄影界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 创办摄影画报、杂志和团体
20 世纪以来，随着照相网目铜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报刊、杂志和画报中大量使用照片成为可能。此时留学生中掌握一定摄影术的人，便通过创办摄影画报、杂志和团体等，向国人传播摄影理念与技术。1907 年，留法的李石曾与吴稚晖（图四）等人在法国创办《世界》画报，这是当时唯一行销国内的摄影画报。该报采用欧洲先进的印刷技术，为大型摄影画报树立了优质的样板。“此后上海《时报》、《汇报》、《申报》，北京的《京话日报》等都相继采用了照片，有力地促进了摄影发展及摄影功能多样化。”
1912 年，《真相画报》创刊，主编为曾留学日本的着名岭南派画家高奇峰。《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这样评价 ：“《真相画报》是中国摄刊照片的（笔墨绘画的不计）图画杂志之开元。”
可见，留学生对摄影画报在中国的创办有着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之后，国内各种画报纷纷创办，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共计达 300 多种。其中也有不少是留学生创办的，如 1924 年，《京报》社长兼总编辑曾留学日本的邵飘萍（图五）创办了京报《图画周刊》，开创了华北地区报纸出版摄影附刊的先例，该刊曾由留学法国、在海外做过画报见习摄影记者的冯武越担任编辑兼摄影。1925年，北京《世界日报》的摄影附刊《世界画报》设有《摄影研究栏》，专登美术摄影作品及有关摄影的文字材料，聘请“留德摄影专家杨心得君担任顾问”，公开解答读者关于摄影技术的疑难问题。该报的编辑也多为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如林风眠、谭旦冏、蒋汉澄等。1926 年，冯武越在天津创办《北洋画报》，该报“累计发表各类照片达两万余幅，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的特点，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对研究现代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留日摄影专家张雨苍，于1922 年在广东创办《摄影杂志》。该杂志封面的图案和题字由高奇峰设计，文字大都由张雨苍执笔，内容充实“，凡有关摄影的学理、方法、器械无不论及”。
这是我国最早的摄影期刊，自出版以来，行销全国。1924 年，留法学者王凡青主编的《摄影学月报》创刊，为上海刊行的第一个摄影刊物。《申报》于1924、1925 年对该报的出版作了相关报道：“现有留学英法摄影专家，鉴于欧洲各国摄影事业之发达，专门杂志至少每国有二三种以上，乃中国至今尚无一摄影的专门定期刊物，足见吾国事事落后，于摄影一艺亦显其消沉之象，乃发刊一种《摄影学月报》以为介绍各种新的发明消息之用，而助吾国摄影职业家之营业及增高吾国摄影玩好家之兴趣。”
该报第一期出版后，因其“内容确为吾国有志研究摄影艺术者指南针，而为欧西新学术之诚实有力的介绍者，真以摄影为一种专门艺术学问之探讨。非仅谈一点摄影之普通粗浅手续者所可比拟，实我国讨论摄影最高之利物也”，而深受一般摄影家的欢迎。代表新思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留学生往往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引导作用。继他们创办摄影杂志后，1925 到1936 年，国内诸多摄影杂志相继创刊，如《摄影画报》、《良友画报》、《天鹏》、《中华摄影杂志》、《晨风》、《飞鹰》等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思想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空前活跃，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和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对摄影术有一定研究的归国留学生，有的加入了当时国内知名摄影团体，并成为其骨干成员。如留法归国的刘半农加入北京“光社”，他借鉴西方做法，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图六），并撰写了《半农谈影》一书，在国内摄影界影响颇大。另《申报》在关于“华社集中摄影人才”的报道中提到新入社的四名重量级成员：郭承志、甘乃光、陈筱舫和沈诰。其中除陈筱舫外，其他三人都有留学背景，并在国内外摄影界颇有声誉。有的留学生则与朋友共创摄影团体，如我国第一个留美牙医博士、业余兼习摄影的刘体志，是广州“景社”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组织“红窗社”，团结南方摄影家共研摄影艺术；曾留学日本的蔡仁抱，与胡伯翔、郎静山等共同创立了上海的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早年留学日本的何铁华在广州创办了“白绿社”；曾留学美国、我国医学摄影创始人蒋汉澄，与摄影名家魏守忠等创立了“北平银光社”；留美摄影专家沈诰在上海成立了“青影社”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早期最着名的摄影团体，他们的摄影实践和理论在我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印记。
三 成立照相馆及进行科学实验
客观而论，照相馆在中国的最初设立，留学生不是先导力量。然而随着五四前后大量留学生归国，其中“有不少在德、法、日等国学习化学、美术，对摄影较有造诣的留学生，回国后开设照相馆，做起生意来。这些人开的照相馆，设备全，技术新，经营得法，很快取得了成功”。
留美摄影专家郭承志，曾任职于美国及上海柯达公司照相部，是英国皇家照相馆荣誉会员。1923 年，他在上海南京路扩建了原中华照相馆，把在美国学到的美术摄影理念和新的摄影技术、器材等运用到该馆建设中，使其成为上海美术摄影风潮的主要引领者。凡名人、政要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活动几乎都有中华的参与，如1927 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图七）就特请中华照相馆摄影师为其拍摄。世界摄影名家麦济氏 Matzeno在 1923 年调查上海照相业时，对中华照相馆赞叹不已。郭承志本人作为摄影名家，踊跃参与国内的摄影活动，经常作为摄影比赛的评判员，选拔摄影人才，还将国内优秀作品寄往英国皇家摄影总会，参加展览，努力使国内摄影技艺跟当时的世界潮流合拍。《申报》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华照相馆和郭承志本人的摄影活动都有持续的关注和报道。以上海为例，由留学生开办的着名照相馆还有：1925 年留法摄影专家王雪桥创办的上海迎芳照相馆，1927 年留日摄影专家彭望轼创设的上海光艺照相馆，1930 年1月留美电影与摄影专家石世磐成立的世磐照相馆，1930 年 6月留法摄影专家王世廉创办的国风摄影社，1932 年1月留美摄影专家创设的卡尔门照相馆等等。此外，还有留日摄影专家何铁华在香港开设的“二十世纪相馆”，留美摄影专家蒋汉澄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设的“蒋汉澄摄影室”等等。
实际上，不光留学生开设的照相馆在当时很具吸引力，就是普通的照相馆也将聘请到有留学背景的摄影师，作为其招揽生意的有效手段。据笔者所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上以留学生为招牌的照相馆广告非常之多，现仅举几例：上海好莱坞照相馆“技师李小舟系留日照相专家，对于光学美学，俱有研究”；美光日夜照相馆开幕广告中提到：“本馆特聘留美摄影专家专摄各种美术照相”；拿薄利照相馆“现有留法摄影专家暨国内着名摄影师数人”；霞飞照相馆“特请留美摄影专家高勒音氏担任摄影”等等。留学生先进的经营技术、理念及成功的实践经验，给中国摄影界带来一股新鲜活力。他们将摄影从单纯的匠人手艺，提升为一门学问、艺术和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推动了国内照相业的发展。
随着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摄影器材消耗量非常之大。而当时“我国所用的照相器材，除专供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和需求量很小的环形摄影机有少量生产外，凡属比较重要的器具和材料，如轻便照相机、感光片、感光纸以及冲洗药品等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致使因“摄影材料的输入，每年漏卮在五六百万元以上”。利权外溢让诸多从海外归来留心于摄影的爱国人士决心钻研摄影技术和理论，并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之下，开始了摄影科学实验发明的尝试。
曾留学日本的钱景华根据摄影的机械原理，自行研制出“三色一相机”和“景华环象摄影机”。因当时其他国家还没有研制出这样高水平的相机，而获得特许专利，他也因此被称为“我国摄影界科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留学日本研习化学的韩栋，精研摄影术，1920 年前后，他利用在学校做化学实验的有利条件，研究出“漆器写真法”，可于漆面上晒印各种人物风景，取得技术上新的突破。留德摄影专家高维祥在撰写摄影书籍之时，还长期致力于摄影器材的发明与创新。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独自创造了可以携带的小型活动暗房”，并多年关注照相露光问题。1926 年他发明了“露光计时仪”和“平面测距标”；1931年又进一步革新，研制出“标准露光仪”；1935 年又进一步发明“哲钦式露光仪”，获国外专利权。另外，1931年前后，他研制出“安全显影液”，1934 年3月又发明了“速成影印术”，等等。这些留学摄影专家的成功尝试，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国内摄影技术长期依赖国外的局面和习惯心理，增强了国人在摄影方面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四 开创学校摄影教育、举办摄影知识讲座和摄影展览
由于近代中国科技、工商等实业不发达，留学生归国后主要进入了政界和教育界，到大学教书成为众多留学生的选择。掌握摄影术的留学生进入教育领域，必然推动学校摄影活动的开展。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现在国内的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莫不由留学生直接间接传衍而来，此为留学生成绩之最显着者”。20 世纪 20 年代，摄影开始在大学校园乃至中学校园普及开来。如上海沪江大学，在留美的刘湛恩校长指导下，成立了沪江大学摄影学会，举办摄影展览。在其带动下，沪江附中也成立了自己的银鸥摄影学会。1930 年留美摄影专家沈诰创立的“青影社”，是上海青年会职业夜校摄影团体，培养了很多摄影人才。留学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第一人—黄宪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时，开设“报纸图画”课，开启了大学培养新闻摄影人才的尝试。留美摄影专家郭承志也多次担任圣约翰大学摄影研究会摄影比赛的评判员，并应邀作演讲等。另据《申报》报道，中华艺术大学“聘得留英摄影专家王魂莲担任行政委员、兼摄影科主任”，等等。可见，留学生为当时学校摄影教育的早期实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还有部分留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创办摄影函授学校，举办摄影知识讲座，向民众传播摄影知识和国际最新摄影技术与理念。如留德摄影专家高维祥于1933 年在上海创办新光摄影函授学校，举行了多期摄影技术讲座。其函授课程分职业摄影和艺术摄影，其中艺术摄影是向一般的摄影爱好者传授摄影基础知识和国际最新技术等。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开创了摄影远程教育之先河，推动了摄影教育的普及。1935 年，留法摄影印刷专家高元宰等创办了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开办暑期实验速成班。1931年中国摄影学会发起演讲大会，由留德专家高维祥演讲《摄影的技术》，留法专家王世廉演讲《人像之影》等。1933 年中华职教社举行印刷宣讲，请留法美术印刷专家高元宰演讲《美术印刷之照相凹版》，请留德摄影专家高维祥演讲《照相制版化学》和《应用于印刷制版上的摄影术》。留美摄影专家沈诰创办的上海“青影社”，每月举行演讲会，请摄影名家演讲。如请胡伯翔讲《摄影的取景》，留美电影专家程树仁讲《电影与摄影》，留美摄影专家郭承志讲《人像与背景》《、镜头之分析》，朱寿仁讲《彩色摄影》等等，特别受社员欢迎。
当摄影作品达到一定数量和质量，人们就想通过举办展览来切磋影艺。1921年，留日摄影专家钱景华在江苏常熟与俞彩生共同举办了中国摄影史上最早的联合影展。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光社”、上海的“华社”和“黑白影社”等都举办过多次大型公开摄影展览会。以上摄影团体都有留学生加盟，并成为中坚力量。如钱景华是光社骨干之一，几乎参与了光社的各期展览会。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又加入华社，将光社的成功经验和理念也一并带入，成为华社的主力之一。此外，何铁华1935 年至1938 年，举办过“铁华游日影展”、“铁华北游影展”、“沦陷区名胜影展”等。蒋汉澄等人创办的“银光社”也在 1936和 1937 年举办过两次影展等等。这些摄影展览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如胡伯翔所说，因这些“!!有公开性质，范围较大的摄影展览会。国人对于摄影，方才发生兴趣”。
五 引进西方的摄影理念
留学生除通过以上摄影活动普及和传播摄影知识、技术外，对于西方摄影理念的引进也不遗余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具有艺术倾向的摄影家作品的国际影展即摄影沙龙在欧美国家的流行，以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为诉求的画意摄影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兴趣。画意摄影在中国被称为“美术摄影”或“美术照相”，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是以“糊”和“柔浑”为特征的国际印象派摄影绘画主义。印象派摄影主要是用软焦点镜头进行拍摄，用布纹纸洗印，印相时加用漫射滤镜，追求一种模糊朦胧的艺术表现效果，使作品看上去更像印象派绘画，借此来实现他们认为的艺术化。而这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绘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而使模仿中国绘画风格、崇尚“写意”的“美术照相”长期占据中国摄影进程的主流空间。
留学生将在国外接触到的画意摄影理念，通过参加国际摄影沙龙、撰写或翻译书籍、创办画报和摄影团体、开设照相馆等一系列活动引介到国内。
上海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美术摄影的主要舞台，此时《申报》有关“美术照相”的广告比比皆是。当时上海诸多照相馆在以聘请留学摄影专家为招牌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用“美术照相”来吸引顾客。留美摄影专家郭承志的中华照相馆，是上海美术摄影观念的引领者。该馆自 1923 年扩建以来，从内部陈设、器材技术运用到摄影技术人员都注重突出“美术”观念，生意异常红火。鉴于中华照相馆的成功实践，其他照相馆也纷纷加入到“美术摄影”行列。如光艺照相馆打出的旗号是“专摄美术照相，经验丰富”；好莱坞照相馆是“对于光学美学，俱有研究”；美光日夜照相馆是“于各种美术照相颇有经验”；世磐照相馆是“运用其灵敏之手腕，调度柔和之光线用世界最新式之摄法从事摄制艺术照相”；拿薄利照相馆是“以艺术为前提，故对于一切布置设备特别考究，且处处具有充分审美观念，其他摄影之精巧、光线之优美自属意中事”；卡尔门照相馆是“志在提倡美术，并引起群众之审美观念”，等等。这些照相馆均由留学生主办或担任摄影技师。在其带动下，一些重要的摄影报刊杂志，如《良友画报》、《时代画报》、《大众画报》、《天鹏》和《飞鹰》等，都开设了美术摄影专栏。此时间成立的上海着名摄影团体，如中华摄影学社、黑白影社、三友影会、中华摄影学会等，其摄影理念与实践无不以美术摄影为指导。并出现了享誉世界的摄影名家，如郎静山、陈传霖、卢施福等，他们踊跃参加国际摄影沙龙，为中国在国际摄影界争得了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由于留学生的倡导，美术摄影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成为风尚。早年留学德法的蔡元培，在倡导美育思想时对摄影的审美和艺术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摄影本为科学上致用的工具，而取景传神，参与美术家意匠者，乃与图画相等”。在他主持北大期间，乐理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纷纷成立，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组织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名“光社”，也是在其思想启发下在北大成立。摄影理论家刘半农的摄影实践和由其主导的光社的摄影活动都侧重于“美感情绪”的艺术追求（图八）。1927 年《半农谈影》一书，更是为艺术摄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 一些西方美术摄影的理论书籍也被留学生翻译过来，其中最着名的是甘乃光 1930 年翻译的《美术摄影大纲》。此书“在民国时期名气极大，是国内早期为数不多的摄影理论指导书籍”。广州摄影名家留美博士刘体志 1934 年出版的美术摄影集《美影集》（图九），在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初期，一直是指导自习摄影爱好者创作的范本之一。
由留学生开风气之先的“美术摄影”确立了中国摄影文化的自主形象，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对中国摄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纪实摄影领域，留学生也从未缺席。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图一○），就是纪实摄影活动的杰出代表。他于1873 年赴秘鲁调查华工境遇拍摄的 24 幅照片，在中秘政府谈判中，成为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与歧视的铁证。之后，他主持中国留学事务所时，也注重利用摄影纪录留学事务的进展。“五四”时期留美女摄影家顾淑型是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实摄影先驱之一。
她不仅亲身参与爱国运动，还用镜头纪录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如她拍摄的三一八惨案照片，已载入中国摄影史册。一战期间，部分中国留学生被派往欧洲。留美的郭承志是活跃在欧洲战场的摄影家。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航政照相技术专门委员，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并向世界各报投稿，成为受人称赞的战地摄影家。值得称道的是，他也是有姓名可考的参加欧战摄影报道唯一的中国人。郭承志在上海的中华照相馆不仅是“美术照相”的引领者，也是注重新闻纪实摄影的典范。据《申报》报道：“中华照相馆主任郭叔良君，曾游历欧美，于照相一术颇有研究，故对于各项新闻照片极为注意，盖新闻照片皆需时事居多，不仅可兴阅者之观感，实亦可留为后日之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摄影纪录历史、揭露社会现实的功能，为更多人所认知。留德摄影专家高维祥于1931年10月在《摄影画报》发表新闻照片，要求“各地同志”“似应将日本暴行真相，尽量摄取，供给报馆，宣示中外”，认为这是“国难声中摄影同志应有的觉悟”。留日摄影专家何铁华在 1934 年《摄影的题材》一文中，较早提出了摄影家应关注社会动向，关注民众现实生活状态，这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其后，诸多摄影家开始从纯艺术摄影向纪实摄影领域转型，包括后来在纪实摄影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张印泉、吴印咸、郑景康、沙飞、方大曾等。
六 结 语
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富于影响力的特殊群体，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思想的洗礼，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推动了科技、外交、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从摄影这门融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专门学科来讲，由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加入，摄影摆脱了早期师徒相承的封闭状态，逐渐成为一种科学技术和一门视觉艺术，不再仅仅是一项谋生手艺。正如有摄影评论家所说 ：“摄影传入中国逾半个世纪，中国人并未用它来纪录历史、社会，乃至再现自然景观，基本上它仅仅被充当一种造像和纪录家谱的工具。自清廷推行洋务运动，以至后来废除科举制度，大量外派留学生攻读自然科学，中国逐步有了应用型知识分子，情况才发生改观。知识分子的介入，恢复了摄影在西方具有的那些主要功能，诸如作为社会现实纪录的‘纪实（documentary）’摄影和作为审美活动的沙龙摄影。”
也正是由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加入，摄影在中国不仅有了使用者，而且有了真正的研究者。留学生利用他们的优势，翻译了大量西方摄影科技文献，用近代知识体系去探究摄影术，并把研究成果付诸书籍或媒体。他们还组织摄影团体，举办影展，并开展摄影普及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们看到国内摄影器材完全依赖进口，大量利权外溢，便进行摄影机械“中国制造”的艰难尝试。
留学生在国外学到的不仅是先进的知识本身，他们对知识赖以生存的土壤如观念、制度、教育体系等也感同身受。他们受益于此，并欣然把它们引入国内，而这样的土壤连同其产生的科技成果都是急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古老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在近代中国摄影术的发展中，留学生在理论研究和摄影实践方面都起到了先导作用，正如近代中国从西方传入的其它领域一样，这是由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先进地位所决定的。虽然留学生主导的中国摄影技术的蓬勃发展并没有导致近代有实际意义的中国照相机工业的建立，但他们的摄影活动与理念为此做出了先期成绩与实践铺垫。作为精密仪器的照相机工业是一个涉及多种领域的复杂产业，它的建立需要多种工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些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都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