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摄影的产生是伴随着旅游活动的深入发展。20 世纪初，摄影与旅游行为相互交织以至于 Chalfen 将照相机视为旅游者身份的象征。
旅游摄影以及图片广泛发布在旅游手册、网络旅游信息推广、旅游博客等媒体，本质上反映出旅游与摄影关系，对于从摄影主客体双面角度来研究目的地旅游意象具有实际意义。通过对 sicencedirect、emerald、中国知网等主流中英文数据库，以“tourism photography”“tourism photo”“拍摄”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 32 篇相关英文文献和 6 篇中文文献。研究时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相对于研究成果而言时间跨度较大。大部分文献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思路入手，内容主要从沿途摄影内容和图片视角，质性描述了旅游者用旅游凝视对地方特质、旅游目的地意象等进行解读。
同时其摄影行为也客观折射出旅游目的地主客关系变迁，继而引发旅游行业和管理部门对旅游者消费偏好、目的地意象规划与营销等方面的反馈。因此，旅游摄影图片学将摄影学在旅游领域的渗透，侧重对摄影主客体关系、拍摄内容、拍摄者行为等方面的审视，更好地为拓展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和分析媒介。
一、国外研究主要领域
1． 旅游摄影与旅游凝视、视觉印象的交叉研究
西方关于旅游摄影研究主要以旅游凝视为理论框架强调摄影在旅游中的显着作用，从视觉印象入手来探讨摄影视觉与旅游意象形成的相互影响。在旅游凝视对摄影影响方面，Urry的理论认为旅游凝视是预设的，摄影只是一种被凝视控制，选择性的展示凝视的媒介。他最早指出旅游本身以旅游者凝视的框架来搜寻最佳上镜事物，获取一系列照片收集的策略过程。
他所着的《旅游凝视: 现代社会的休闲与旅游》这本书就探讨了作为生产系统的旅游与作为旅游实践的摄影之间的紧密关系。
不同于 Urry 认为旅游凝视给旅游摄影带来的主导预设影响，Garlick 则认为旅游摄影的实践活动也对旅游凝视的概念产生关键作用。
Jenkins 指出不仅这些图片展示激发旅游者到访目的地，途中照片构成旅游者的主要活动关注。个人拍摄的照片也提供了到访旅游目的地的依据，可供旅后回忆自己的度假故事，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化凝视。从某种程度上，旅游者的摄影图片加强了旅游行业创造的旅游凝视，有助于给旅游目的地渗透一种吸引力意象。
当然 Urry 指出对摄影与旅游关系在概念和实践上密不可分，并提出八种相关命题，以阐明摄影本质上是旅游凝视循环复制的一种动态驱动力。凝视之外，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旅游是不存在的。
但是 Haldrup 和 Larsen 则批判了Urry 的旅游表征凝视循环理论，认为旅游摄影远不止对意象驱动的景点的预设定拍摄，而是比起消费地方的渴望，旅游摄影不同的动机型偏好更多关注社会活动。例如家庭型摄影偏好会形成家庭型凝视，将旅游目的地当做一个背景，将旅游整个活动当做围绕社会关系的个人故事的舞台，特别的关注摄影者的家庭，使家庭同时成为旅游摄影实践的主客体，通过家庭影集等方式不断的传颂。
摄影与旅游凝视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视觉为研究旅游目的地意象以及拍摄主体的视角提供一种分析媒介。Emmison、Smith 指出尽管图片是最常用于社科研究的视觉刺激物，但是对摄影图片的地位、分析和研究效用几乎没有公认的统一认可。
在旅游领域的图片学研究时有时无，呈现出研究间断。大部分视觉研究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 如审美学) 之下，采用定性和定量手段对发布的商业性图片或者研究者所采集的图片进行处理来解读其中的视觉印象。
在后现代旅游文化研究中，旅游目的地视觉印象是一种“文本”形式以重现世界。广义的文本不仅仅是打印出来的文本，还包括绘画、地图、照片，甚至各种景观。当文本隐含某些意义的时候，这些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且部分需要依赖读者或观者的解读。在用这些视觉文本来解释旅游意象的时候，文本被排列成包括描述、概念、意识形态三种特殊组合的话语或者框架。
这些描述、概念、意识形态因不同的文化、社会阶层、种族而有所差异。例如同一个目的地景观被拍摄之后所构成的视觉印象，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解读出的文本是具有情景话语差异的。后现代文献的关注点是解构一个社会内部不同话语的主流表征，旨在寻找和明确不同话语所传递的内在偏见和影响。随着旅游摄影图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 Harper 发现作为引导谈论的研究者的解读往往与要求解读这些图片的受试者的观点相冲突。作为拍摄者的受试者未必真实的分享这些解读和理解图片。所以一些对旅游广告或者图片的研究主要借用视觉的反应来探寻研究参与者的视觉解读以及其人口因素对拍摄行为、解读的影响。
Haider、Hunt 用风景图片来判断人们对不同景观的偏好，从而解读其环境认知。
Laskey 等人认为旅游广告图片的视觉刺激更容易唤起和影响人们对旅游产品的态度。
Stewart、Hecker等人则指出旅游文本的视觉冲击力将使人们产生更强的认知，更容易说服受众。
然而视觉解读也会受到一些受试者个体因素和实验行为的影响。Olson、McAlexander 在旅游图片研究中发现图片主题类型与拍摄者对主题的熟悉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Garrod 通过对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地区景观分析，发现不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拍摄者对该镇的拍摄结果趋近一致，显示拍摄者对景观的解读没有受到太多的个体特质影响。但在他同样选取 aberystwyth作为图片分析的文章中，却指出虽然拍摄内容与旅游者停留时间无显着关联，但与旅游者是第一次旅游，还是重游者有一些显着关系。第一次到访游客和重游客在选择拍摄对象方面一致，而第一次到访者会趋向于更大范围的拍摄，重游客会集中在散步道进行特写拍摄。
随着web 2． 0 时代下网络照片分享技术的推广，IrisSheungting Lo 等人研究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选择发布网络旅游图片媒介体的偏好与其人口社会统计因素的关联度，从研究网络旅游图片内容解读转移到对旅游图片网络发布者视觉行为进行聚类分析。
从上述研究变迁，不难发现视觉印象用于研究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时候往往需要考虑到拍摄主体( 旅游者、研究者、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 、社会人口因素和旅游认知因素，才能更好的增强研究的有效性，进一步整合多个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凝视角度来提高分析旅游复杂现象的可靠性。
2． 旅游拍摄内容分析在旅游意象上的运用
摄影在旅游领域的技术运用主要是对多种渠道、多种拍摄主体所获取的旅游照片进行内容分析，最终解读出旅游目的地的意象概况。
其代表性研究设计包括: ( 1) VEP 到 ＲEP、HEP的跨视角内容分析; ( 2) 按景观学、休闲学等理论维度对综合型旅游目的地或者某单一景点进行意象解读; ( 3) 不同传播媒介的摄影图片所展示同一目的地的意象对比。大部分有关摄影的旅游实证研究文献基本上依托 VEP 设计思路，不断挖掘研究深度和完善研究维度来分析具体样本所表达的意象以及隐含其中的与旅游行为交织的内在关系。VEP 即为受试者雇用摄影法，是将相机投放到一群研究客体( 受试者，包括游客、居民等) 手中，要求他们根据研究者已选的主题或特定研究对象去拍一组照片，由此产生的视觉数据组可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根据运用的情景差异也称自组织拍摄法、游客雇用摄影法和社区居民雇用摄影法。大部分文献所指的 VEP 是狭义中的游客雇用摄影法，而社区居民雇用摄影法则用 HEP 或 ＲEP 表示。
早期的 VEP 研究为了试验过程中控制财力人力和防止相机被盗，而采用中等价位的 35mm 胶卷相机或者立拍立取相机，让拍摄者限定于相对封闭的区域进行拍摄。这样导致此种技术没有在较大范围推广。但后继 VEP 研究主要运用于评估旅游目的地意象方面，包括确定旅游路线设计的重要特征，评估旅游者对国家公园的旅游影响和管理态度以及分析森林旅游者的行为等。
关于 VEP 技术的优缺点评估方面，Garrod作出较为全面的说明。VEP 的优点表现在:
( 1) VEP 是一项参与性技术，基本上代表着体验型而非专家型和实验型研究方法。景观规划方法的一个趋势是将体验型方法融入景观评估规划过程中，与人类—环境关系( 包括视觉和认知因素) 的整体描述有关。因此 VEP 代表体验参与者如何实现景观规划参与的有力例子。参与者收集的视觉数据可使他们的观点、偏好和经历在研究中得以考虑。
( 2) VEP 是一项引导研究对象的技术。Pike 认为大部分旅游目的地意象评估案例采用了结构性方法。结构性方法包括提供给被调查者一组刺激物，比如旅游目的地意象相关的词汇描述或者从度假手册中选取的一组图片。从而用作外显出被调查者的观点来量化成态度量表等。不同于以往结构性方法偏向研究者内在期望和研究取向，VEP方法将选择拍摄过程由受试者掌控，提供参考点以帮助研究者关注照片所显示的主题讨论和质疑主题。通过 VEP 技术收集的视觉数据也借强化受试者重复收集和激发更多文本回复来提高后继研究的质量，更能反映拍摄者拍照和选材的经历。引导拍摄参与者记录研究主体的积极和消极印象，其拍摄照片能抓住多层次的意义。因此 VEP 比起其他方法更能细致和全面的运用于旅游意象研究。
( 3) VEP 是一项反映性技术。照片作为研究手段，有利于保证拍摄者更多关注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增强参与者的主动参与意愿，鼓励参与后继研究，因此相对照片回收率较高。另一方面由于拍摄者更愿意通过镜头来认真获取所想表达的内容，因此观察更为深刻。
( 4) 其他优势。VEP 技术有助于特定景观的情景化分析，使参与者现场回应视觉刺激物。VEP 的原地现场性不仅仅拓宽了参与者给予的回应的刺激物范围，也使参与者关注那些与刺激物最有关的特征，减少需要参与者准确回忆真实体验的环节。VEP 技术的缺陷表现在: ( 1) 物流问题。VEP 技术前期运用主要存在相机回收困难、冲洗成本高和照片邮寄回收等问题。随着摄影技术和设备的进度，硬件设备成分大幅降低，现在一些 VEP 研究可以使拍摄者自己带数码相机现场拍摄，通过 Email 发送给研究者。但是其他研究成本依然需要考虑。比如招募拍摄者，指导他们理解研究设计过程和完成相关问卷和拍摄。更多的研究成本来自后期的大量数据需要编码、录入和分析。( 2) 概念问题。VEP 虽然是一种技术方法，但是仅仅只能作为收集视觉数据的手段，研究最后的结果必须以某种方式分析来解读内在含义。拍摄者和观察者带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个性和人生体验来构建照片的意义。为了解读这些意义，一般拍摄的同时，VEP 研究也会要求拍摄者记录当时的评论。VEP 后继研究通常在拍摄结束后，让拍摄者回忆拍摄原因和照片如何与当时真实体验相联系。解读照片意义的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法、后继邮寄问卷、聚焦群体讨论、Q 方法等。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不能准确解读 VEP 方法所收集的视觉数据，VEP 实质上是一种无用的技术。( 3) 方法论问题。VEP 的运用问题是广义上的方法论问题。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务必意识到有偏差和个人主观因素干扰。第一，研究者需要拍摄者给予较高的问卷回复率和数据回收率，并费时拍摄和做好配套照片日志记录。拍摄者可能欣赏风景而忘记拍摄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景观和体验。一些拍摄景观是应景临时发生的( 如孩子的微笑等) ，也会导致抓拍失败。第二，拍摄者趋向于保留最后的拍照机会，因此导致拍摄数量不够。或者有些倾向于拍摄前时段多拍，后面时间不够而少拍。Markwell 的案例便发现这类问题，因此猜测拍摄者更关注第一时间遇到的地方和现象，认为这些是值得拍摄的首选对象。这种拍摄无意影响也会使拍摄者意识到临近拍摄结束时刻而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拍摄。第三，拍摄者不善于拍照，误拍或者没有适时使用曝光效果。这些人为操作因素也会使视觉数据质量下降。
VEP 运用于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的各种案例在时间跨度上较大，技术运用和后继研究设计越发成熟。最早的 VEP 方法运用包括1977 年 Cherem 和 Traweek 将 VEP 作为河流环境解释性规划的工具，1983 年 Cherem． G 等人将 VEP 用于自然环境的普遍认知，1984 年Chenowith． Ｒ 将 VEP 用于景观建筑分析。Haywood 以城市旅游者的视角用 VEP 来审视多伦多市的城市认知。
Markwell 则综合运用现场观察、旅后访谈、旅游者照片收集、拍摄者旅游日志和旅游描述几种方法，从空间、横截时段、社会三大维度来分析自然风光之旅的意象。Groves 等人利用 VEP 来测度魁北克市各景观对旅游者满意度重要影响程度。Mac-Kay 和 Couldwell 的研究设计则代表着 VEP 研究范式的典型成熟。
旅游摄影图片的另一种技术研究趋势是不再选用旅游者所拍摄的图片作为分析数据，而选择专业摄影师的图片以通过旅游手册、导游指南和广告来对旅游目的地进行促销意象分析。例如 Jenkins 选取澳大利亚 Vancouver 地区旅行社所发布的手册封面来解读有关色调、风景、人物、活动的符号和标志，并对比大众主流市场手册和背包客手册中的符号意义差异。
尽管 Hunter、Scarles 等人使用旅游行业所用过的图片来展示旅游手册中特定目的地的意象特征，但这些已发掘的商业意象只是用于显示给旅游者并反馈他们的看法。
部分研究将明信片、广告、手册等媒介出现的图片与旅游者拍摄的图片进行对比。Garrod 将 100 张旅游者拍摄照片与 100 张明信片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内容分析来对比不同媒介的摄影图片所展示同一目的地意象区别，发现明信片极少展示负面意象，更侧重对时装、发型等时尚标志以展示生活动态，更具有专业摄影视角来寻找城镇的整体独特之处。
这些视觉数据来源选择不同说明旅游目的地意象开发中，旅游者、旅游企业、社区居民这三种利益相关者所拍摄的图片折射出目的地意象空间的划分和旅游话语权的博弈。
在现代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开发过程中，旅游者不再是商业意象的接受者，更多旅游者在旅途拍摄中反思旅游正面和负面意象，其摄影图片体现出已存在的传统商业意象的修正和潜在有待开拓的意象的探索。MacKay 和 Could-well 将最能表现旅游者对目的地意象的照片和已用作旅游宣传促销的图片进行对比，发现旅游者所认为的复杂有机意象和行业图片所传递的诱导意象不是完全重叠，从 VEP 中获取的旅游者拍摄图片的内容解读更有助于该地的科学管理规划。
Johnson、Coke 通过自拍阐明非典型出现在公众想象空间的流浪者主题。旅游目的地意象开发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也体现在VEP 到 HEP ( ＲEP ) 的参与主体视角转换。Hawkins 等人向社区居民提供照相机，要求他们拍摄自己家乡最好和最差的方面。这种ＲEP 技术体现出居民的旅游社区参与性，其照片分析成为激发社区原动力的决策工具。
Garrod 让 25 名旅游者和 25 名社区居民拍摄体现 Aberystwyth 旅游意象的图片，结果发现两者对该城镇意象没有显着差异，都对城镇负面意象的观点一致，相对于旅游行业或者管理部门的宣传图片而言出现相当大的负面意象图片比例。相对于旅游者的拍摄内容，社区居民更加认同城镇的旅游遗产性特征，而没有过多强调该城镇作为大学城和区域零售中心的商业地位。
Brickell 则全面运用 HEP 技术来研究越中部南顺化市旅游开发的居民观点和体验。技术上为了避免照片解读错误和情景化干扰，要求拍摄居民参与第二轮访谈以帮助解读意义的客观化和私人化。研究发现大量照片表达旅游开发 和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消 极 因 素。市 中 心VinhNinh 社区街头照片反映出乞丐流浪、票贩子等旅游服务者拉客行为，暗含着居民对一些旅游商业活动入侵传统文化的仇视和反对外国社会毒瘤的态度。而城郊 Hoi An 社区街头照片则体现出热情好客、井然有序的城市意象。
TuXuan 社区所拍摄的贩卖香蕉的妇女解读出当地妇女对旅游用地拆迁问题导致自己职业变更和生活无着落的焦虑。另一张近景拍摄与自己豆浆摊位相对的度假别墅的照片显示出居民被排斥旅游开发利益分享的意义。一张俯瞰朝圣村而极少显示周边绿化的照片也通过拍摄者的访谈对照呈现出居民对饭店与旅游社区施加给两者的空间分割认知，认为存在旅游空间中旅客与居民之间权力的分割，从居民视角方面视觉显示出其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以便于理解开发过程中的本土情感和观点。
3． 旅游摄影对主客双边的影响
旅游摄影行为的产生使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双方构建一种相互联系，包括摄影对旅游者行为和体验的影响; 摄影所构建的旅游拍摄者—被拍摄者的关系。在摄影图片对旅游者行为和体验影响方面，Cohen 等人认为旅途中的摄影能够满足旅游者窥视欲。
Graburn 认为拍摄的照片能够让旅游者感到一种证明和记忆。
Caton、Santos 从社会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角度解释旅游者拍摄行为和心理形成的个体和社会制度原因。
Webster、Ｒennie 在分析摄影照片所捕获的体验中，结合顾客价值类型分类和主体个人反省法确定了八种顾客价值种类，使其减少旅后失调，增加旅游者满意度。
在旅游拍摄者—被拍摄者的关系( PPI) 研究方面，Co-hen 的成果最为显着。他指出 PPI 关系的模糊性根源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PPI 关系的内在本质。一方面拍摄者将自己与被拍摄者看做一种单边关系，只是在拍摄对象无意识的时候拍下照片。另一方面，被拍的人们会对拍摄行为有所反应，比如展示惊讶、微笑、生气等上镜镜头。
因此大部分情景之下拍摄者将 PPI 视为一种双边关系，本质上引发 PPI 是否为一种社会交换的质疑。这种问题表现在拍摄者对被拍者施加允许被拍的义务以及被拍者许可和获得的回报。( 2) 对“他者”的态度。拍摄者必然对吸引他的事物进行拍摄，将被拍者作为一种客体来认知。在旅游凝视之下，PPI 的模糊性表现在拍摄者把“他者”的主观性客观化。例如为了抓拍一个典型的、独特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会被当地居民视为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和商业化举动，导致与旅游拍摄者之间关系紧张。( 3) 终端产品———照片的使用。PPI 从本质来讲是一种纪念意义或者简短的邂逅，而最后的证据是旅游之后所带回的照片。这些旅游照片可能被大量的不约而来的观众所窥探。由于被拍者对照片曝光没有控制权，因此一些社区居民往往因为害怕家庭声誉被贬损，个人遭到嘲笑而拒绝被拍。加剧 PPI 变化的一些因素包括: ( 1)拍摄双方接触的时间。由于拍摄时间相当短暂，而且不能重复，因此大部分旅游摄影者认为拍摄关系只是一种偶遇，试图利用独特的机会抓住镜头，自我民族主义至上而无法考虑当地人面对拍摄的情感反应。当然一部分旅游者也会给当地人照片作为一种回报，以期望日后重游能够得到当地人的合作，采集到更好的镜头。
( 2) 双方认知的互惠。拍摄双方关系往往在熟悉—陌生的两种极端中游走，彼此开始意识到拍摄、被拍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很多时候旅游者无法融入地方性而需要“导游”等文化中介来协调以促进双边的互惠。( 3) 转型影响。旅游拍摄者不断重复将当地人作为拍摄对象，使与当地社区交互关系趋于固化。当地居民的态度也由于最初的宗教禁忌、文化习俗排斥等原因感到侵犯，到逐渐习惯，后因为拍摄获得收益或者受尊重而感到高兴，配合拍摄，到最后感到隐私被剥夺，采用敌对或者过激的文化反抗。
这种社区态度变化也会反向影响到照片的本真性问题。PPI 给旅游摄影图片带来的最大转型问题是舞台本真性，即由于拍摄者的固化凝视和居民的表演性展示导致照片选择性拍摄，过分舞台化。
二、国内研究的引入和本土化运用
国内学者对摄影在旅游领域的渗入研究较晚。在理论推介方面，刘丹萍、保继刚回顾西方相关研究，总结出旅游者通过摄影满足自己的窥视欲，并认为随心所欲的拍摄是旅游者的固有权力。同时，照片记录一切，影像记忆与证明是游客拍摄的基本动机。更重要的是，旅游者拍摄照片是为了完成“自我叙述”与“自我认同”。
在两人另一篇论文《镜头压力下的东道主》述评了西方对旅游地原住民摄影态度和行为，指出东道主恐惧、反感、谈判和对游客模式化的几种态度，以及当地人通过建立文化隐私空间和相机有限使用来维系主客关系。
在旅游摄影分析与运用方面，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是戴光全、陈欣开创了国内运用的先河，以旅游照片为研究资料，从照片内容( 人物类、景观类、场景类、特写类) 和表现形式( 景别、焦距和拍摄角度; 构图、聚焦和光线) 对拍摄对象和阅读者的态度进行内容分析，解读旅游拍摄者心理。
曹小曙从摄影的角度对城市旅游作一探讨，初步分析了摄影与城市旅游的关系; 摄影的城市旅游景观类别; 城市旅游摄影的功能以及城市旅游摄影的文化内涵。
张朝枝、邓曾以游客受雇拍摄法( VEP) 为基础，提出游客自愿拍摄法( VSEP) ，通过网上问卷和现场问卷发放的方式调查旅游摄影者的动机、审美偏好以及旅游审美与潜在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得出性别、常住地、年龄、摄影爱好程度与旅游审美偏好显着相关。
黄向、温晓珊则系统运用 VEP方法采集 40 个样本，通过对每张照片的意义解读和拍摄后继访谈研究旅游地地方依恋的组成要素，进而将白云山旅游地方依恋纵向划分为精神性依恋、功能性依恋; 横向划分为环境景观、休闲、人际社交、设施服务四大要素维度，最后构建出二维八象限的地方依恋结构质性模型以及推理功能性依恋、精神性依恋形成条件和促进因素。
这些运用性研究体现了国内学界对刘丹萍、保继刚等中山大学旅游专家所引入的理论基础的关注和逐渐渗入性的本土化运用，强调了在国内旅游者凝视之下对国内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内在意义审视，进而反射出旅游拍摄者的旅游行为、动机、主客关系和他们眼中“旅游化的世界”。
三、结语与展望
通过回顾国内外摄影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旅游摄影或者旅游摄影图片这一交叉主题有系统的理论研究，表现在: ( 1) 旅游摄影与旅游凝视、视觉印象的交叉研究，为旅游意象的分析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 2) 旅游拍摄内容分析的技术在旅游意象上的大量运用和改进。主要是依托质性分析结合摄影技术的更新，主客拍摄主体变换和拍摄发布媒介所展示的意象差异，不断完善 VEP 技术操作程序，综合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多种利益相关者价值倾向。( 3) 旅游摄影对主客双边的影响。在拍摄者—被拍摄者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旅游拍摄行为、主客互惠和冲突体现在旅游摄影图片展示的意象之内。西方学者由于大部分采用的西方旅游者进入不同文化体系的、经济不发达的旅游区域所形成的拍摄案例，因此旅游摄影所建立的主客关系多少也受到民族主义、新帝国主义等西化思维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明显滞后于西方。中山大学学派最早且系统引入西方旅游摄影的相关理论并对此进行详细评述，主要侧重于拍摄主客关系和旅游拍摄者行为方面的关注。在旅游摄影运用方面，国内研究主要是沿用国外的设计思路和理论根基，全部研究本国国民的国内旅游意象案例，几乎不存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冲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主客关系在旅游摄影意象勾画的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凝视下的旅游意象对比、同一拍摄对象的不同摄影媒介展示旅游意象差异等研究仍然可以借助 VEP 方法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寻。例如到访中国的西方旅游拍摄者摄影照片所折射的意义和意象解读、西方摄影作品下的中国海外游客行为、地方旅游规划过程中主客拍摄意象和所理解的旅游化世界差异等问题都是值得多个视角进行研究，而旅游摄影图片学的深入运用不失为解决这类热点问题的一种有效研究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