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藏区摄影图片的取向及其作品评价

　　庄学本作为摄影者，被称为影像人类学先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西部的羌、藏、回、土、东乡、撒拉、保安、彝、纳西、普米等民族进行考察，时间达八年之久，用手中的“摄影盒”记录了以上各民族区社会的面貌。作为作者重点考察的藏族聚居区，全景式地展示藏地风貌并在当时的报刊进行报道。据笔者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对藏族聚居区的报道共刊载于三十余报刊，刊载次数为64次，其中《中华》杂志24次、《良友》画报17次，《申报图画周刊》4次。除了刊载于报刊上进行报道之外，作者将所拍摄藏区图片经整理于1941年中开办个人摄影展，“先后展出八次，陈列九次，时长三十七天，观众约二十万(重庆十万、成都十万，雅安八千)”。

　　一、对藏族聚居区的摄影图片报道的内容取向及其特点分析

　　在庄学本西部考察活动中，藏族作为西部诸考察对象之一，其地域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由于不同地区的藏族聚居区又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地域特点，所以，记录民族特点和地域差异成为庄学本摄影的重要取向。在庄学本的镜头中呈现的是全方位的藏族聚居区社会的各个形态。现依据其摄影作品的属性，将图片分为藏区自然及地理状况图片、人物肖像图片、藏传佛教佛事活动报道图片、生产生活活动的图片等四类进行分析。

　　(一)对自然风光、地理环境的报道及其特点

　　每到一个未曾到达的地方，庄学本首先关注的是这一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这不仅在图片摄影中能让人一目了然，更可贵的是作者以考察促进报道，用较为详细的资料将此地进行详细的历史考证和利用科学手法进行实地测量，尽量完善地报道尚未人知的地方。如在1939年《丹巴调查报告》中对四川丹巴一地的行政区划、河流状况、海拔高度，经纬坐标，所辖面积，人口数量，经济产物、民情风俗等做了详尽的描述，配以直观的图片报道和精炼的文字说明，让人们对所了解的对象加深了印象。在这里，图片报道工作已经变得简单起来，而文字描述却是艰难的工作。所以，负责任的摄影记者并非仅仅以优美的图片取信于人，图片背后的文字说明更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细心求证，多方考察，这才是避免报道内容失真的有效途径。如在西康省甘孜县的摄影图片中，作者与本地土司，贵族的合影等，给人难以忘记的是土司及其朋友的笑容，生活场景的随和化，土司对作者的热情，与当时被称为“吃人野番”形成强烈对比，真实地反映了藏地情形。此外图片后面文字考证，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土司生活的理解。

　　(二)人物肖像图片背后的细节及所反映的精神面貌

　　人物肖像摄影是以凸显人物的内、外在要素为主的摄影形式，要求人物的五官表情和肢体动态来表现人物的情感、气质、人性、风范和环境的氛围，也可以说是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为主的人物摄影。人物肖像图片在庄学本摄影作品中占很大部分。在庄学本的摄影镜头中，大量人物图片所记录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差异，通过拍摄具体人物的正影、侧影、背影，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藏族服饰的特色，寻找不同民族区域人物肖像与服饰的差异。最常见的肖像图片凸显的藏、羌、蒙不同民族服饰的图片对比，以及各藏区地域间服饰的不同特色和差异，如通过拍摄四川嘉绒藏区的什谷屯、古耳沟、小金川等地藏妇服饰，体现其存在的地域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学本的人物图片中，并没有刻意报道藏族聚居区野蛮落后的人物形象，反而报道的是人的普通和安静的生活场景。即使是客观存在的等级关系，图片中的印像也仅仅是服饰华丽和不同人物肖像的差别。表现给人们的是贵族部落首领并没有趾高气扬的神情，普通人的生活常态也并非卑微低下。图片中，普通人物与部落首领、首领家属所占的数量相当。用纪实手法表现牧民、藏兵、头人、藏族少年、牧民祷祈、转经的信男信女、背水的女人、地头野餐等场景。如在西康省甘孜县的摄影图片中，作者与本地土司合影的图片，给人难以忘记的是土司及其朋友流露出的自然可亲的笑容和背后生活场景的随和化，让人们打消了土司生活的神秘感和奇异感。

　　(三)藏传佛教中的佛事及人物活动图片

　　对寺庙及其喇嘛活动的报道在庄学本摄影作品中占有重要份量。在其图片及文字说明中注意辨认藏族聚居区不同教派。作者通过镜头反映不同教派及宗教仪轨活动，并称欲弄清几个教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达到此目的，作者深入到寺庙生活拜访活佛，住寺拍摄佛像和佛寺活动，与活佛讨论不同教派的特点。不同教派在同一地区同时并存。甚至在其图片中，有青海夏河县天主教教堂的图片，作者亦作了客观拍摄，教堂的房子和围墙，教父已离开的情形及仅剩三个藏族妇女仍作为信徒的合影，使我们从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在藏区因信众极少而无法生存的状况。

　　在藏传佛教佛寺报道中，作者没有将庄严肃穆的佛堂、威严可怕的金刚和森严的教场法会会场作为重点，而是将重点放在具体人物及其活动中，将遥不可及的神秘藏传佛教的影像做了生活化、有趣化处理。如图片中赤裸身子的小喇嘛、老喇嘛和小喇嘛有趣的日常生活、喇嘛化缘途中的生活，喇嘛轮流当寺内管家，喇嘛经商娶妻，经营商业等有趣照片中，使得图片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不致使人们对藏传佛教及宗教人物形成“神秘”、“诡异”、“威严”的刻板形象。这样的图片报道中，除了细心观察、勤奋记录外，作者与寺院的喇嘛一起生活从中选取素材必不可少。就像照相机焦距原理一样，只有拉近距离才能抓住细微之处，才能更加真实可信。

　　(四)藏族地区生产生活的摄影图片及作者寻求地区发展的痕迹

　　“边地多异俗”，以他者文化审视异域风俗，作为对藏族聚居区“拓荒式”的图片摄影，“猎异”“猎奇”是庄学本图片内容的主要形式。但其图片中有关摄影伦理却是作者坚守的一条底线，如对天葬的介绍，一些藏族聚居区藏族妇女身体部位的裸露，仅留于文字介绍和象征性表现。而其图片中常常见到的是欢宴饮酒、歌舞、集体伴奏、男女自由交往、下田劳作、大法会等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活动场景。从图片的内容看来，真实地反映了藏族聚居区人们生活的全景，而且并无刻意地凸现人们的贫困，反而刻画了人们安居乐业，享受普通生活的场景。当然，贵族生活中多闲逸，多奢侈的生活尽显其中。不过，这并非作者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作者的照片在素材寻求与感情表达上有所取舍，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的民族精神。

　　对教育及民族社会发展的摄影。反映藏族聚居区教育已经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的成效，虽然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学生人数很少，但现代教育已经成为藏族聚居区带去了本地区开发的可能性是作者所关注的。而接触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物，也是作者大力报道的对象。如嘉绒部落中“什谷脑地区”，什谷屯土官守备杨继祖在接受新式教育后，“革除平民见官下跪，奴婢解放，男女婚姻自由”。而《拉人楞风土记》中所刊“畜牧改良场”，也反映具有教化意义的开发措施:当地经济委员会提供修建场地，改良藏地的牛羊品种，得到当地藏族人的认可和接受。婚俗、葬俗、宗教仪式等民俗生活照片具有人类学意义。作者以考察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完成了记录民族的历史使命。从这些民俗图片中，给当时的读者乃至今日的研究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人文风貌、文化特点和精神状态，即藏族聚居区人们在艰苦边远环境中，安适而平静的生活场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地域的边远并不能阻止人们对生活的追求热情，自然环境的恶劣也无法和“野蛮”划上等号。在报道民俗特色的作品中，作者也同样反映了一些尚未改进“落后”的现象。如人们不重视药物医疗，生病不信医药;医药较少，活佛、喇嘛念经驱鬼治疗疾病;藏族地区男女交往自由，导致妇女过多疾病;拉卜楞寺周边的不良社会风气现象等。图片作品中没有刻意加入作者主观态度，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是摄影作品最为珍贵的，庄学本做到了这一点。

　　民族间经济交往活动图片，是一系列经济交往活动的历史图册。在庄学本所考察过的康、藏、甘、青等地，均是藏族和中原民族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必经之地。由古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曾经连接并使得藏族聚居区与中原民族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在当代，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茶马古道”曾经的重要交流作用。原因是现代化公路、铁路、电信、通讯已经将物质与精神文明在更多的群体中广泛传播。而古代茶马古道的作用即充当了传递物质和信息的重要桥梁。驮茶往藏区的马匹，来往于康、藏、甘、青地区做生意的马队，商人之间的交流交际，不同民族间交流，在此并非仅仅是藏汉之间的交流，在作者的摄影作品中，藏、汉、回、羌、撒拉、彝等西部少数民族都活跃于“茶马古道”上。图片说明中“经商于番地”中的“番”指众多的少数民族，而不是西藏的意思。而汉族商帮则在某一地区处于主导作用。如，对果洛地区藏区的图片报道中，川、甘、豫、陕四大商帮操持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务。以茶、生活用品、麝香、布匹、鹿茸、畜牧等为贩运对象。经济交易数量可散见于作者的调查报告。

　　在频繁的民族间、地区间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中，民族融合的普遍现象也得到作者的记录。民族间人们相互信任，情感融洽，“番女多喜嫁于汉人或回人，汉番混血儿多聪明伶俐，体格强壮兼有两民族之长”。衣着汉服的男子和衣着藏族的女子在汉式房屋中，育有子女。而土司夫人及贵族子女多喜穿汉服游玩于树林花园之间的图片也在作者的摄影范围之内。反映了作者以报道多民族间交往关系来反映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族间交往依旧，社会秩序井然，人们的社会恐慌心理并没有形成。除此之外，作者对“经营川边”的报道也值得我们注意。如作者专访过阿坝藏区的毛纺厂，但发掘其中存在“工业幼稚，效尚未见”少数民族工业发展现状的报道。探查过川边煤矿，发现尚未开发的露天煤矿，在每个地区作了经济产业调查，并以报道配图片的形成发行于报刊。让当时人们对“开发西部”所要开发的资源有了具体的认识。在松潘金矿的系列图片中，作者报道了采金地点，金场的现状，生产流程，成金质量，矿工生活状况并配以调查报告。对金场需要改进的地方，如科学采金法、图像组织开发、设备更新、改善矿工恶劣的生活环境，作了深入的思考。镜头所到的地方都反映的是真实的金场现象和工人生产、生活状况。庄学本的摄影作品，不仅由于其探访少数民族自然与人文报道“开发西部”，经营川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扩大了影响力，在多次举办影展，并受到国民政府要员和学者的重视。

　　二、对庄学本藏区摄影作品的评价

　　综合以上对庄学本摄影图片的分类综合与分析，我们可认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藏族社会形态并非历史文献记录中的贫穷、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作者在其作品中在寻求新的发现。人物的活动和藏地风貌图片，表现藏族文化浓烈，自然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存在于民族间的商业交易活动频繁。民族间交往图片中，多民族地区民间矛盾少，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是主流。

　　其次，藏族人物图片在庄学本摄影作品中的特点:一是当时被称为“蛮子”、“蕃人”的野蛮，落后的藏族人的形象等图片中并没有发现。作品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与当时饱受战乱的内地(相对于边疆地区而言的地理概念)人物有明显的不同。人物肖像安适、平静，所反映的精神风貌高洁，人物神情背后的民族性格普遍的豁达与开阔。二是人物图片报道细节得到作者重视，这种细节就是对人物肖像和活动摄影中对人性的表现，反映作者对拍摄对象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倾注。放在当时摄影的时代背景下，实则为一种进步。这种人性的如实表现，是用图片对当时社会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升华，为处于中华民族危难的人们提供精神慰藉和鼓舞。三是人物服饰表达的藏民族特征，最早直观的表现在图片中，通过报刊刊载带给读者，使得民族的形象最早被人们直观认识，具有文化传播的意义。而客观表现人物形象，又使得民族形象重新得到构建，打破传统的某些偏见。最后，大量的图片文献为民族地区研究提供了基础。庄学本用图片的形式记录藏族地区，是一种除文字之外的历史记录方式，图片自身所具有的直观表现特点，弥补了文字记录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图片资料为不可或缺历史文献被广泛运用。

　　三、对庄学本实现藏区摄影活动的评价

　　通过分析庄学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除西藏以外的其他几个藏族聚居区的考察及摄影图篇的报道，对庄学本作为摄影者做出以下评价。首先是庄学本个人的冒险和吃苦精神为大量的涉藏摄影图片拍摄及其真实写真提供了可能。这种精神源自于庄学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所驱使。从21岁时参加5名青年组织的“全国步行团”，一路遍访社会形态寻求救国途径，到仅带二三百元积蓄，随国民政府致祭专使走向西部欲进藏考察，再到入藏受阻而不退缩，想方设法办理旅行护照，进入地图上尚未勘测与标注的“吃人野番”的“白地”;从第一次考察尚未满足，到第二次进甘青藏区，第三次会西康藏族聚居区调查少数民族聚居区。其胆识和魄力在当时条件下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而庄学本途中旅费的缺乏，山川的艰险，甚至是持续几天地吃不饱饭也没有让庄学本打消前进的念头。费孝通先生携夫人王同惠进花篮瑶调查，虽然王同惠不幸在险途中遇难，但其精神在学界调查研究中尚持续热议。庄学本作为记者与考察者身份勇于进入艰苦的藏族聚居区进行调查、摄影与报道，是一名优秀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

　　其次，专业的摄影条件与摄影技术为真实地反映藏族聚居区社会形态提供了必备条件。从庄学本1928年发表于《柯达》杂志上的作品来看，其进西部之前至少有7年的摄影技术的积累。进藏时，带着两部相机，一台禄莱、一台蔡司伊康泰。在条件缺乏的情况下，作者创造条件，保证器材正常工作和摄影过程的完整。桌子底下的土制冲洗暗房，草原帐篷中简易的红布冲洗暗房，虽然条件确实简陋，也尽力实现了摄影图片还原到本真的面貌。数年的摄影活动经历中，精湛的摄影技术是在慢慢地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拍摄技术在此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选取拍摄对象也超出了“照相”意义。影像中民族学符号和符号中的差异的追寻，实际锻炼了作者的非凡素质。通过人物和活动表现人物精神面貌，通过山川、民俗表现藏族聚居区的社会形态，这才是更高意义的“真实”。其工作过程的细致，也是当今的行业工作者所应学习的应有素质。

　　再次，严谨的报道态度和高素质的个人修养为庄学本摄影活动提供保证。庄学本在考察过程中，深入到少数民族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与上至土司、贵族，下至牧民、农奴进行真诚交往。报道时并与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民族人物之间的真诚沟通和感情交往让作者发现了更多的图片素材和摄影角度，才诞生源于生活的优秀摄影作品。正如摄影理论学者马鼎辉所说“(庄学本摄影作品)完全颠覆了早期摄影内容图解化、人物道具化的刻板规条时，答案正在于他从未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摄影家’，总是诚挚而善良地为草根民众服务。摄影作品所展现歘来的人性，飞弹折射在拍摄对象上的情感关怀，更是摄影者本人的灵魂投射。”作者深入藏族聚居区，不但具有人文情怀的精神，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修养，而且知识修养做为记者应具备的自身修养，在作者身上也得到良好体现。最早由中国人大量报道藏地人物与社会，及时刊发所撰写的《羌戎考察记》、《青海旅行记》、《拉卜楞风土记》、《西藏丹巴调查》，对当时人们重新认识藏族、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各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