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摄影概念内涵及发展演变

风光摄影论文第七篇：风景摄影概念内涵及发展演变

　　风景摄影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至少有三波争议高潮,其中以2012年9月四月风网站组织的“当代语境下的景观摄影研讨会”和2018年8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主题为“风景摄影与自然观”的第十三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争论尤为激烈。

　　风景摄影在当代艺术及摄影界有较大争议且无法定论。在当代,有风景的影像的载体变化、风景自身内涵变化、风景摄影师的文化素养变化、风景影像消费者的观念方式及文化背景的变化、风景摄影的传播方式变化,这几个变量让风景摄影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显得较为尴尬,极易引起混淆的实践与理论争议。我们尝试从五个方面探索风景摄影的观念流变,为研究当代风景提供基础依据。

　　风景的内涵及风景摄影的构成要素

　　风景是一种语言,无论自然风景还是人文景观都以其自身语言向世人叙说风景内涵。因网络的普及与摄影设备的大众化,当代风景摄影实践探索极度活跃,“风景摄影”似乎成为介于“纪实”与“观念”之间的摄影新类型。而风景摄影背后的自然观、人文观及其反省意识等问题,让我们看到“风景摄影”当代变异。先从风景摄影的概念内涵分析。

　　风景文字考及其人文内涵

　　“风”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其含义为自然的风的本义并已经完成从自然向文化的过渡,被赋予浓厚的感情色彩。到了《诗经》,“风”就具有了教化功能。“景”字的出现比“风”略晚,从现有资料看,甲骨文中无“景”字,金文和篆书中有,却是会意兼形声字。“风”与“景”本义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风”为流动的空气,“景”为光线。随着文义的演变,“风”字融入了“人”的因素,偏重个体情感。“景”字逐渐具有人所栖居环境之意,偏重环境因素。风景一词自其出现以来,就具有风光与景观的内涵,其具体对象所指,却因不同时代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而有所不同。当代社会,风景所指对象,其含义重点从“风”向“景”过渡,且更注重人文景观的社会意义,但仍未突破传统“风景”的概念,只是具体对象与概念的外延有了扩大。

　　风景摄影的构成要素

　　风景摄影内涵,在西方摄影史上一直较为稳定。风景摄影展示的是世界内部的空间,有时是巨大的、无止境的,但有时是微观的。风景照片通常捕捉自然的存在,但也可以关注人造的特征或景观。而当代同样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景观摄影(Spectacle Photography),在西方三大百科中却没有明确的定义。这表明风景摄影在西方发展的状态,其实维基百科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人造的特征或景观”,在最新的更新版本中,将风景定义为“融入自然和自然元素,逃离人工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

　　风景摄影构成要素,从摄影本体角度,大体可简约分为:载体(照片),摄影者、观赏者三类。其形式上在当代网络语境下,变化较大。其内容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而摄影者,则是风景摄影的创作者,这一方面主要是摄影者自身的人文素养不同,拍摄手法、表现方式及拍摄对象迥然不同。观赏者这方面,则因风景摄影的载体所展现的环境不同,观赏者的思想观念不同则解读不同。此外,风景自身的变化、风景摄影的传播渠道变化,以及时代环境的变化也是风景摄影的主要构成要素。

　　除了上述构成风景摄影的几个主要因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们从主要因素构成的定性定量分析来看,各个元素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元素的稍微变化就会影响到风景摄影的展示呈现方式,从而影响当下对于风景摄影的理解与认识。

　　风景摄影自然观的人文因素及认识误区

　　风景已经变化,即从纯自然风光景观到层出不穷不断变化的人文景观。而以风景为对象的风景摄影是否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当代风景是“传统风景摄影之外的新风景”,提出当代风景“是从自然走向社会的风景摄影”,并究其根源为“受西方的影响”和“中国摄影师的背景与他们的自觉探索”。其实,摄影自诞生法国以来,中国的摄影一直受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影响。而摄影师的前景与文化素养则是受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的。纵观风景的内涵与摄影史的演变,我们认为,风景摄影的演变之中,风景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风景摄影则是受社会人文环境的发展,摄影师或者说摄影主体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化。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风景摄影人文观,也就有了不同的风景摄影影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景有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即自然和人,风景是人和自然互动的纽带。时代不同,风景的内涵与外延偏重点也不同。古代,人们对风景的认知是感性表象的,讲究教化功能;现代,随科技尤其是生态学发展,风景有了专项内涵并有深度,讲究科学功能。古代,风景重点在文艺审美价值;现代,风景超越了传统价值,具有了生态环保和文化多样性价值。古代,风景的感知主体多为个体,讲究“天人合一”,现代,风景感知主体多为公众,讲究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厚度。当代社会,风景摄影分为传统与当代风景两类,两者各有偏重,前者偏自然景观;后者出现在互联网与后工业时代,偏好人文景观。当代风景摄影有人虽称之为“景观摄影”,但其实质仍是风景摄影的子类。

　　当下关于风景的理解较为宽泛,从文本上分析,风景是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景物,包括自然和人文景观,又称为风光或景物、景色等,含义广泛。基于此就有很多关于风景摄影的另称,如“风光摄影”“景物摄影”、“景色摄影”、“景观摄影”、“人文地理摄影”等。这些名称的出现是由于摄影人成分多样化后,风景摄影因偏重点不同而出现的代名词,并非新名词新概念。在英语中,风景摄影(Landscape photography)是较为稳定的概念名词,其他如 Scenery、sight、views、society spectacle等也是涵盖在风景摄影之下的词汇。近几年关于风景摄影争议较大,分岐在于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的创作实践上的差异,争论焦点汇聚于风景摄影的外延范畴,并非新概念。

　　传统风景摄影的内涵特质与表现形态

　　传统风景摄影的内涵特质

　　传统风景摄影影像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风景”的影像外形,既有自然景观也有人文景观;二是“风景”移情象征意义;三是“风景”的意境想象。这三者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递进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变化,当下风景摄影的变化都已超越这三个层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既是技术支撑的风景摄影内涵变化,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进步。最终风景摄影所展现的现实会影响我们利用现代科技开发自然的结果。

　　传统风景摄影的四种表现形态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传统风景摄影自然观主要有四种影像形态。

　　避世美学形态。同中国传统山水画一样,风景摄影也具有象征喻意。人们把风景照类比山水画,作为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如意以及不得志的“出世”寄托,以清幽淡泊的自然风景影像为精神载体,这其实是中国传统佛道儒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因当下社会环境受发展、生态、经济等因素影响,避世目的各不相同,但对于风景照片以及风景的向往,避世追求的倾向是当前风景摄影的一种普世心态。

　　移情文学形态。风景摄影最老套的说辞,我们首先可以从古典绘画中套过来,风景摄影影像同绘画一样从哲学、审美、图式表征三方面展现拍摄者的自然观及情感寄托。其次从风景摄影自然观及其情感传承与发展可推演现代风景摄影的移情样式及特征,可梳理归纳风景摄影的自然特征及审美倾向,分析大多数对当代风景摄影的社会评判与态度。再者,我们也可将风景摄影的内容、地域特征、图式意义及作品特征以大数据形式提炼分析,评判当下大众对于现实生态环境及景观的态度,以风景摄影影像甄别生态环境的好坏优劣。

　　意境艺术形态。风景摄影的意境,是文化层面“形而上”的精神寄托,无论是从艺术、哲学、美学或是日常生活等角度,都与摄影者的自然观念密切相联,并且与传统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儒家文化里的“天人合一”自然观深深影响着风景摄影者的创作冲动与内在驱动力,此处无需再作探讨,但受“互联网+”影响又有变异,一是风景摄影对当下大众的传统自然观的影响,变化与特点体现在何处?二是风景摄影在网络时代的审美特质的传承和发展。三是分析与探讨自然与人文景观及生态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异及大众观念变化的物质缘由。风景摄影无论怎么变化发展,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两种关键元素,其中人的因素较复杂,而自然则包括“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

　　现场性在场形态。网络时代,我们经常遇到此类状况,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同用价格数十万的专业设备拍摄的照片及用电脑制作的照片影像叙事效果一样。风景摄影影像对风景的评判及对公权力的挑战,只需现场记录风景影像即可,无论是专业设备还是手机,甚至街头监控拍摄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记录现场。从另一角度看,风景摄影话语权已成为大众化话语权,因为网络改变了整个摄影体制甚至话语权机制。

　　风景摄影是最为大众化的摄影类型,所谓“见仁见智”。对于风景尤其是所谓“景观”也即人文景观的理解更是各不相同了。最好的风景并不一定是最好最昂贵的设备所拍摄,重要的是摄影者对于风景影像的观念与评价。当代语境中,风景与个体的自然观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像,并不是影像专家或学者杜撰出来的“新概念”。离开当代背景谈风景摄影就失去了影像的意义与前提。后现代之后的信息社会,艺术领域的“去中介化”“去中心化”,也出现了一种急躁的学术风气。

　　学者对当前的学术或艺术现象的“即时”总结,并没有经过时间沉淀,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梳理,就急着今天推出一个“概念”明天拿出一种“理论”,实在太过急躁。艺术与科技不一样,无法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必须经过实践之后的时间洗礼与沉淀,方可概括总结。因此当前“景观摄影”概念的出现并不让人觉得突兀。

　　当代风景摄影概念内涵及发展演变

　　当代风景摄影与传统风景摄影的概念区别,从内涵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风景对象的内涵差别,从传统的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再到自然与人文综合的复合风光的差别。二是风景摄影主体即人的差别,也即摄影师的人文素养的差别,从摄影诞生之日起的风景,到“人文地理摄影”风景,再到“景观摄影”风景,是摄影师的人文素养发生了变化。这两个变量导致风景摄影内涵变化有了较大的认识误区。为明确探讨的范围,以下探讨的内容,我们暂时将人的变量放在一边,重点探讨风景摄影对象变量的变化,当然探讨过程仍会涉及到人的变量因素。

　　风景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风景摄影者的人文观因风景的时空变化而改变,改变因素主要是欲望、科技和自然力,风景摄影内涵总因三者的平衡与否而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风景的定义也有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作为诗意栖居的风景、作为生态景观的风景和作为逃避都市的风景三类。风景摄影者的自然观也不再是原有内涵,因此有了变异,一是以人文景观为对象,表达创作者的观念与评判、自然观与普世观;二是人文景观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影响;三是人文景观作为文化符号及其文化影响与评价。四是人文景观的生态及科技影响与评判。当代风景摄影对象已由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风景摄影也变成景观与人的关系及景观的艺术性、科学性、场所性和符号性的相互关联的影像。风景摄影者更强调风景的时空性和资源特征;影像拍摄者与影像消费者的传播关系;人文风景的社会功能:影像的定位和认同等。风景摄影影像的时空定位,也即和谐社会所应拥有的环境;认同即人对特定的环境与景观的认可,无论是风景影像的拍摄者还是消费者,每个人都归属于某特定场所,风景中的生态环境认可度越高就越有归属感,而网络又进一步强化了风景影像的传播功能:影像消费者的科学、客观解读。

　　西方风景摄影的过去时和中国风景摄影的进行时

　　西方风景摄影自摄影诞生以来,其内涵一直较为稳定,多以自然风景为对象,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西方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后工业时代后。1962年美国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专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首次提出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社会对环境的广泛关注;1973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抨击了风景中人文景观的异化问题。两者之间的十年,两个影展和一场摄影运动引起的关注同样力度不小,即1966年的《当代摄影家:向着社会的景观》和1975年的《新地形:人为改变的风景照(New Topo-graphic )》,尤其是启者参展的十位摄影师都是“教授级”高知摄影师,其风景摄影作品以冷静、客观态度,面对被人类入侵和破坏的风景引人侧目,对于后工业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摄影者的冷静反思和批判让风景影像进一步异化,但反思与批驳仍具有相对的局限性。摄影运动是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其代表人物阿尔伯特·兰格-帕奇(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卡尔·布洛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1865-1932)以及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 以《世界是美丽的》《自然的艺术形态》《时代的面孔》为代表作,筑牢了风景摄影的纪实客观的语言特性。而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和托马斯·施特鲁特(Thomas Struth)等人则进一步将风景摄影和纪实客观的摄影美学推向巅峰并使之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究其根源,首先是摄影者远距离的风景观看仅指出了风景尤其是人文景观异化的表象;其次是受资本本性驱使,西方国家在治理自身环境的同时,又将生态环境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是欠发达国家的风景则日异恶化,又因种种原因无法进入风景摄影的视觉影像中。这些不是摄影者的自然观局限,而是西方社会风景的异化和环境破坏的另一种表现。

　　当今中国正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许多人文景观大量进入风景摄影师的镜头,如各类豆腐渣工程、诡异建筑、城中村等,风景摄影者的态度与评价在影像中明显地展现,通过网络及媒介传播后,风景摄影的自然观与普世观完全展示在大众面前,从而直接诉诸权力机关进行利益探询与追责。风景摄影的人文景观影像如同一出剧情极为狗血的喜剧冲突,潮汐般在网络中起起落落。

　　客观记录和主观表达的“新风景摄影”

　　纵观国外风景摄影影像的拍摄手法大多为客观记录,无论是沃克·伊文斯的大画幅胶片相机,还是普通摄影师的数码相机都秉持了风景的传统,用看似客观的纪实手法拍摄,但影像的视觉表达却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性,在看似不经意的“无表情外观”的背后是作者的自然观与人生观的展示。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用“春秋笔法”借风景“微言大义”,借景抒情发议论而已,从风景摄影角度看所谓“景观摄影”并没有本质变化。渠岩的《权力空间》刻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当年曾经经历的景观场景。在风景摄影这一演变中,风景摄影的重点由风景反思转向人的反思。从风景的表象反省风景的主体即人的行为与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侧重点略有转移,并没有改变风景摄影的本质。

　　风景摄影影像传播的启蒙与网络反思

　　风景摄影在当代的异化与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现代科技所致:网络的普及大众话语权共享。大众话语权虽然平等了,但大众话语权并不等同于政治化。大众并没有人文景观的决定权,也无法改变风景的现实与景观现状,风景摄影仍需借助媒介力量,将大众话语权比重提高,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而解决当下的风景现实与景观现状问题。西方社会异化的“景观摄影”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借助传播力量,进行大众启蒙,激化大众的思辨能力与本能直觉,用科技的力量评判当代人文风景与景观,在网络民主的范围与权限内,提出风景的倾向性问题,让大众或网民在风景影像面前二度反思,优与劣、好与坏最后由影像消费者个体评价,从而得出“公众”结论最后汇集成大众力量,呈现给社会管理者最终作出判断的“政治化层面”。摄影师从来就不是风景景观的决策者,而决策者在网络力量的冲击下,也不得不反观这一现象,最终对风景或景观开出新一剂“新药方”。纵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风景摄影中的“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自然或人文景观都是这一机制与环节的应用。从而让影像消费者反思“异象风景”背后的动机、原因和社会机制。

　　风景摄影在网络时代的演变及“景观摄影”现象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奇观(Spectacle)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表象”。虽然居伊·德波所说的“奇观”在翻译时有岐议,也有译作“景观”,其实仍是风景摄影子类,“奇观”并非指具体的人文景观表象,而是经济社会中由于某种如资本、政治权力意志而形成并广为传播的视觉形象之后的意识形态或是自然观的现实反映。这种人文景观在我们栖居的环境中处处可见,并淹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家以影像的方式进行格式化记录给人一种“仪式化”“静观”的处理,使得这种人文景观有了表象之外的叙事意义。同传统风景摄影的个体叙事不同,人文景观的风景摄影展现的是一种现实的宏大叙事,是对时代与环境的评价与态度。而不少人把这种拍摄人文景观的摄影行为称之为“景观摄影”。所谓“景观摄影”与风景摄影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风景摄影的一个特别现象而已,是在媒介传播与影像消费的网络环境中一种风景观看方式,视觉表达上同传统风景摄影中的“空镜头”一样,画面少有人但却与人有密切关联。拍摄者以其自然观、普世观潜藏于人文景观表象之外,人文景观看似“客观”,却一定要通过网络传播后,风景摄影影像经网络消费后体现其主观态度与评判,为影像消费者呈现当下社会中各种经过“人化”的风景。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发生在风景摄影中的“景观摄影”现象。

　　一是风景摄影概念转型误区。风景摄影这一概念出现较早,并且创作手法,技巧及展示方法也已经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经典,自摄影诞生以来,无数摄影师长期所累积的创作实践及对风景摄影的意义和价值判断都有了较为固定的范式。后现代社会之后的信息时代,人们渴望创新,期盼改变,有一种强烈摆脱旧羁绊的冲动,甚至有人认为风景摄影已过时,并提出种种质疑,体现在风景摄影的观念、理念和个体认知等方面,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话语,改变似乎势在必行。

　　二是摄影类型样式的丰富与发展。摄影类型的丰富与发展一直让摄影实践者无法望其项背,除了受西方当代摄影“类型学摄影”影响外,众多的网络新名词及一时无法用传统摄影类型归类的摄影新类型。如计算摄影、软件影像等,再加之西方摄影人,如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在中国拍摄的《中国》等大量“人造景观 ” (Manufactured Land-scapes) 的摄影实践,外来“概念”也随之而来,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价值观与普世观。不仅有了“景观摄影”,还有了很多新的摄影类型与观点。

　　三是当代风景摄影的实践创作。无论是有争议的“观念摄影”抑或“观念艺术”,还是纪实摄影“主观性”,“景观摄影”新概念的推出,的确是风景摄影中一种独特现象,“景观摄影”从风景摄影中的人文景观独立出来,单独关注经济社会中的人文景观现象,这种现象是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当下摄影创作将其独列出来,其实并不是要再独创一种摄影类型,而是在风景摄影创作实践中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思想理念与普世观的不同。“景观摄影”影像里既有纪实的方法,又有观念的创意。如同当初的“观念摄影”实践一样。艺术实践有一个过程,最终积淀下来的东西才是精华。因此,部分艺术家开始反思,以其敏感的特质重新思考风景摄影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此外,在网络的激发和海外艺术家的启迪下,一部分风景摄影师也厌倦了如画的风景和传统的纪实影像表达,转而用一种全景视觉记录社会风景。当摄影者的摄影观看与风景影像的消费理念都因网络传播而发生变化后,我们观看的风景摄影影像就不再是传统的风景摄影影像了。风景摄影的实践因观看与消费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无意间也突破了风景摄影自身的局限。因此表面看起来,“景观摄影”不仅消解了出现并不久的“观念摄影”,也解构了传统的“纪实摄影”。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是风景摄影在网络时代集两类摄影的特长的“融合”,从而找到对传统“风景摄影”的认同与回归。

　　风景摄影中的“景观摄影”无论是其当代摄影的社会实践,还是传统纪实摄影实践的探索,我们对于这一现象只需站在文化的高度,关注人与环境的命运,从风景摄影的创作者与具体风景出发,在具体景物中描写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可。你会发现无论是用风景命名还是用景观命名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种“人文意识”交织呈现在风景摄影影像中。从吴印咸的《人民大会堂》所展现的人文风景“经典”,到渠岩的《权力空间》与《信仰空间》所关注的当下中国底层权力机构和信仰场所,再到从杨铁军对内地三线城市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批判性关注,到金江波对中国经济图景的结构性观察,以及曾力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宏大人文的景观描述,和姚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建筑垃圾《山水》的影像反思,这些影像大多聚焦风景摄影的人文景观,用独特的视觉、理性的批判精神,以摄影者的独特环境与经历寻找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带有符号性、标准性的问题进行纪录。

　　风景摄影原本是公共话语权,大众各抒已见,观念兼容并包。但话语权的泛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公共化。风景的对象可以是身边的日常景观,也可以是全球生态景观,随着科技的进步,风景摄影已经不再是一种特权,“互联网+”不断地把各种“精英”特权变成大众话语权,尤其是“两微一端”的出现,风景摄影影像随手拍随手传播。关键的是公共视觉问题,网络时代,大众的风景摄影是求同存异,“同”是共同的理念与观点,“异”是个体的主观感受。罗伯特·卡帕或布列松之类的摄影理念与观点,在摄影“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背景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与理念,就风景摄影的自然观而言,无论你拍摄的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照片背后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风景摄影自然观转变及其经济背景

　　风景摄影影像,涵盖范围广,涉猎对象多,早期因其个性化特征而经典,因而很少从摄影类型的角度解读。目前这一现象已到了特殊时刻必须改变,研究风景摄影新类型形态并进行辨析、阐发和解释十分有必要,如何认识当前网络技术及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在风景摄影中的影响,以及如何找到应对办法。在分析摄影类型形态的同时,还可借用“互联网+”技术以及新媒体新方法解读新摄影现象及其独特案例。风景摄影的自然观至少有五层生态关系可供我们探究。一是风景与整体生态的关系;二是风景内部各元素间的生态关系;三是风景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四是风景摄影个体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五是广义上的人类与环境关系,这五层关系既有社会、文化、政治的,也有个体与人类的,并非摄影者自身的自然观所能包含并界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符号关系系统,必须借助社会学、文化生态、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解读并研究。

　　风景摄影在当代的发展演变,之所会出现“景观摄影”概念,同“互联网+”有密切关联,尤其是和网络用户的“风景影像”消费需求有关。网络用户的消费需求是一种潜在诱惑,引导风景摄影拍摄者的自然观。同时,网络时代的风景摄影影像创作的最后环节并不是按下快门,而是网络传播。网络用户的自然理念与拍摄者的自然观融为一体时,风景摄影影像消费就成为标准。拍摄者表面上拍摄的是风景,实际拍摄的是一种观念或理念。而网络影像用户表面消费的风影影像,实际消费的是风景的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符号价值”,并且每个网络消费用户都有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网络价值评判还不尽相同。无论大众消费还是分散的小众消费,过度消费也是一个大问题,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的内容。

　　风景摄影因时代与摄影者人文素养而急骤变化,风景摄影的构成元素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每个变量因素都有复杂的内涵和运作机制。无论如何演变发展,名目繁多的新概念仍在风景摄影范围之内。风景摄影影像拍摄者与消费者的自然观是潜在的前提,影像既有创作者的个性追求,也有社会集体意识的共同理想。影像从来只是质疑现象或呈现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下风景摄影的实践以一种新方式给我们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则是社会的大范畴了,答案并不在影像消费者手中,而在于社会大众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