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一些西方国家的影展开始进驻中国，大大影响并提升了中国摄影师对纪实摄影的理解和认知。1988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荷赛影展堪称中国新闻摄影史上一次值得关注和记录的事件，摄影家王文澜和贺延光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开幕当天盛况空前，很多人把展板都挤倒了，观众排队一个半小时都买不到票。展览让中国观众第一次集中领略了30年来世界新闻纪实摄影的水准，令当时还处于模式化摄影阶段的中国摄影师大开眼界。在影展期间的北京新闻摄影周上，二百多名中国摄影师与来自世界新闻摄影荷兰基金会的荷赛奖得主进行了为期七天的摄影交流与实践，他们一起深入到车站、首钢、佛学院、解放军仪仗队等地进行现场拍摄和交流，打开了长期以来封闭麻痹的心结。从那以后，中国摄影师也开始频繁在荷赛舞台上创造佳绩。
此外，一些外国摄影家镜头下的中国也为国内摄影人开启了通向现实生活的大门，像法国着名摄影家布列松在中国大跃进时期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日本摄影家久保田博二于1979至1985年拍摄的《China》等作品，也给当时的摄影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在历届大型影展和西方纪实摄影理念的感召下，纪实摄影慢慢被国人认知并接受，一些摄影人开始将自己的镜头从沙龙式的画意摄影和公式化的“广告”摄影转向对人们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平视的姿态去记录现世中的普通百姓和这些芸芸众生正在经历的日常，像摄影家李晓斌、朱宪民、侯登科、安哥等都是那个时代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三、中国纪实摄影的时代转型与多元化发展格局
可以说如果没有摄影前辈所走的弯路，没有对造像和摆布的挣脱，就没有纪实摄影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纪实摄影的概念在我国越来越引人瞩目。一大批摄影人以热情、良知和责任心，深入社会，直面现实，拍摄了大量触摸时代肌理、追寻变革节奏、反映历史心声、追忆似水年华的珍贵影像。这些影像既彻底摒弃粉饰生活的虚伪，又不偏颇于纯自然主义；既忠于事实，又生动传神，它们被摄影师有选择性的记录下来并集结成一个个系列和专题留存于世，整体呈现出新一代摄影人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富于洞见的思考，以及纪实摄影深度参与时代进程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此外，尤金·史密斯、路易斯·海因、塞瓦斯提奥·萨尔加多、雅各布·里斯等一大批国外优秀纪实摄影大师的作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摄影家，使摄影人逐渐认识到纪实摄影在如实记录生活、反映现实的含义之外，所高扬的人道关怀、揭示不公和干预社会的批判作用和改良意识。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摄影理论和摄影评论的发展和完善，新时期的纪实摄影在实践与学理的双重建构下，愈发凸显出其直面人性、亲近现实的视觉良知和记录凡人心史的人文关怀和审美表达。
1. 干预社会的改良功能和醒世价值日渐凸显
从回避现实到积极切入社会问题，纪实摄影在我国已获得相对宽容的文化土壤，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基于国家政体的性质和社会开放程度不同等原因，我国纪实摄影在深度和力度的表现上仍有开掘的空间。在国外，纪实摄影的功用是揭露批判现实和改良社会，也就是利用影像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它的本质是唤醒良知、实现人文关怀。基于我国的摄影起步较晚，再加之影像的揭示批判功能和介入人性的深度明显弱于西方国家，因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纪实摄影理解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认为只要不摆拍、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未经后期处理，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真情实景、关心人类命运的摄影，都可称为广义的纪实摄影，这一认知理念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为了增强影像的深度和力度，使之更接近于纪实摄影改良社会、唤醒良知的终极目标，我国摄影人逐渐开始直面生活的苦难和阴暗面，力图用凝重而深远的质感提升影像的社会改良功能和醒世价值。
摄影家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系列是当前最接近纪实摄影终极关怀本质的范例。他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用影像真实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山区的教育现状和失学儿童的困境，更在于他记录的这些影像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行动“希望工程”，继而影响了国策，改变了这些山区孩子的命运。
与有些只拍不“关怀”的摄影人不同，多年来他一直持续关注他镜头下失学儿童的学习状况，每隔五年回访一次，长时间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变化，并通过各种途径为他们寻求生活上的资助。相机在他手里如同“脐带”，一头联接着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头牵着社会的爱心。他镜头下的影像都是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典型瞬间，质朴无华、真切可感，充满着无法言说的情感语言，就连不识字的人也会产生共鸣。尤其是成为希望工程徽记的那双清澈、无辜而憧憬的“大眼睛”，像闪电般击中了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神经。在这双目光的注视下，人们纷纷慷慨解囊向希望工程捐款。
体制外的自由摄影家卢广是一名践行揭露和批判摄影的独行者。如同世界纪实大师尤金·史密斯只拍受苦难的人、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为别人而付出的人、需要别人去关心的人一样，多年来，卢广只拍苦难的人、边缘群体和重大热点、焦点题材。在他眼里，相机不仅可以娱乐，还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问题，为此，他拍摄了西部大淘金、吸毒女、小煤窑、艾滋病村以及大运河、青藏铁路建设等系列影像。基于对祖国的热爱，从2005年开始，卢广以一个摄影师的良知和责任真实记录了中国的污染现状。在近五年时间里，他像一个勇敢的斗士，脚踩漫起的尘沙，在污染严重的中国西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广泛搜罗，拍摄了大量污染致病、污染导致缺陷儿出生率上升和海洋污染的纪实样本，用影像真实展现了我国环境污染的“黑洞”。基于卢广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再加之他镜头下的照片和尤金·史密斯拍摄的水俣病有类似之处，在2009年美国亚洲协会举行的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颁奖仪式上，卢广的《关注中国污染》专题摄影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此外，杨延康、冯雷、赵铁林、宋永平、李洁军、彭祥杰、梁文祥等人的镜头里，频频出现灾害、疾病、失业以及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生活横断面。摄影家吕楠和袁东平是国内最早关注精神病患的摄影家，在他们的镜头下，这些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让人从中窥见他们真实而隐秘的内心世界。为了拍摄这个题材，吕楠后来放弃了工作成为自由摄影师，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个系列作品，走上了通向影像艺术之魂的朝圣之路。
袁东平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穷人》专题，以悲悯的情怀和冷峻的格调，真实呈现了中国底层平民严酷而令人揪心的生存现实，让人们知道中国整体脱贫的愿望还远远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雍和、李靖、李志雄拍摄的水灾，赵铁林拍摄的城市边缘的卖淫女，梁文祥拍摄的火车站吸毒人群等，都用富于痛点的影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尽管有些影像因揭露社会阴暗面而备受争议，但它们却是具有醒世意义和价值的真实存在。
2. 自我体认的寻根意识逐渐复苏
纵然直指人心的社会问题最易构成时代的痛点，也是纪实摄影记录现实强有力的出发点，但五光十色的中国社会还有众多值得被关注和记录的图景。因此，当一部分摄影人在沉重的人道主义和凝结时代伤疤的灰镜头中探寻纪实影像的真谛时，另一批有着强烈土地意识和寻根意识的摄影人则从自己的脚下出发，将目光聚焦于一些更为温和的人文关怀影像和社会生活实景。他们拍摄的劳动者、市民和各种位于金字塔社会结构底端的小人物影像，记录着百姓眼中的世态炎凉和他们正经历的岁月沧桑，在时光流逝中，见证着人类共同生命体验的存在痕迹和情感认知。
早逝的侯登科是一位对家园和故土饱含深情且执着于土地的摄影家。在他二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始终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拍摄了《麦客》《黄土地上的女人》《四方城》等代表作，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视角为历史留下了20世纪最后20年即将消逝的农村生活影像。
他镜头下的人物质朴、平实、沉默、隐忍，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道主义赞歌。他通过镜头触摸这些含辛茹苦的人，借以表现生命的坚强与不屈。那些被世俗规则定义为“失败者”，或被嫌弃的沉默的“无关紧要”的人，他却试图用影像保护他们的尊严。在他的代表作《麦客》中，他以一个农民儿子对土地的眷念和情怀，追踪拍摄了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像候鸟一般按季节迁徙劳动的麦客群体，并辅以历史考证、大量文字说明，梳理成一本具有社会、艺术、民族价值的农村图像史。他本人也从一张张照片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我生于斯长于斯也将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悲哀与希望，即便全部化成绝望，也无法让我变得无情……麦客是入不了历史的。入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的自我作传，从古至今。我不能为麦客的故事预期结尾，也不能为麦客的传说划上句号。我知道该为麦客‘立此存照’。”侯登科走了，但“麦客”还在，它为后人书写着纪实影像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
同样作为农民儿子的摄影家朱宪民多年来一直将镜头对准黄河百姓，他以一种朴素、充满炊烟气息的影像风格记录着母亲河沿岸父老乡亲的生活日常和劳动场景，那些饮水上山的劳苦大众、黄河边摆渡的老艄工、民以食为天的祖孙、集市上的耍猴人，如同一部普通人群的生活聚光镜和人生奋斗书，忠实的呈现出劳动人民的朴拙、平和、善良和坚忍，为巨变中的中国留下群体性的时代符号和精神记忆。广州的安哥也是一位关注老百姓生存现状和城市化进程的平民摄影家。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哥就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老百姓的饭碗里，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劳作中。于是，他选择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东作为自己的拍摄地，拍摄了创办特区、个体经济崛起、海南汽车事件、告别三峡、老山战事、广东“四小虎”、中苏边境贸易、南下打工潮等芸芸众生曾经历的点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孜孜前行奋勇生活的年代，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个真实而又平凡的年代。在他的摄影专着《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中，他用镜头真实再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持续记录了25年来中国民间社会的种种生活细节和丰富多态的众生相，诠释着一个善于用影像语言思考的摄影师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社会的思考。
除了将镜头对准故土家园外，部分摄影人开始将镜头对准自己的亲人和手足，体现出影像的个性化表达诉求和对生命个体存在价值的看重，这是摄影艺术从服务于政党和组织的公共叙事转向个体自由创作的一大进步。宋永平拍摄的《临终现场》近乎残酷地实录了自己父母令人不忍卒读的病中生活，把这些情同家丑的悲凉情景昭示于天下，只为纪念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摄影家焦波以一个儿子的视角将自己的爹娘永远的储存在了家族的相册和社会的记忆银行里。他真诚地面对自己父母，用自己的本性对待自己成长的环境，不加曲解地将两个年迈的世纪老人相互搀扶、相濡以沫走到人生终点的爱情故事诉诸于影像，因表达了人性中共同的情怀而具有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这样的影像不是苍白的，是充满浓情有感而发的，它不仅对焦波的家人对整个社会也具有纪念意义和价值。
此外，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姜健的《场景》、陈锦的《四川茶铺》、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于德水的《乡土郑州》、胡武功的《关中记忆》等人文纪实影像，也力图以一种渗透其间的主体意识呈现出多元纪事的历史影像文本。
3. 田野式调查将纪实摄影引向深处
在我国日趋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摄影生态中，还有一类采用社会学、统计学方式进行的田野调查式纪实摄影。这类摄影摒弃了走马观花般的掠夺式拍摄，也不从直观的视觉表层出发，而是深度介入拍摄实地，通过与当地人进行自由交谈、深度采访、调查研究、口述历史、文字记录等方式发掘到更多鲜为人知的内容，深刻揭示被拍摄对象的生存现状、人文内涵和史料价值，最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一份生动全面、细致深入的视觉文献。
摄影家王征《最后的西海固》是田野调查式纪实摄影的实例。西海固地区因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系统脆弱，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海固移民大幕徐徐拉开，许多贫困人口陆续告别西海固，开始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谋生。为了用影像记录最后的西海固，出生于宁夏西吉的王征开始回归故土，开启了漫长的追踪寻觅之旅。最初两年，他像许多四处掠影忙于影像游击的摄影人一样，只是浮光掠影般的拍摄西海固人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不同信仰教派之间的风俗礼仪等表征，当他拍完后端详这些样片时，发现每张照片都能说清楚点什么，又似乎说不清楚什么，西海固人为何以这种状态进行文化传承仍然是个谜。在随后几年间，王征逐渐改变了拍摄方法，他开始用录音、文字和影像多管齐下的方式，对拍摄对象的基本状况、生活方式、家庭收支、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出生死亡等展开田野调查，发掘、收集、整理了大量对视觉影像有解读作用的文本素材。当这些影像从最初单纯的直观视觉影像演化成一种更能完整丰富呈现西海固人生存现状的综合文本样态时，影像在他手中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和富于魅力。这些从大自然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纯净影像，不夸张、不煽情，不哗众取宠，真诚而不笨拙，质朴而有灵气，生动反映了宁夏西海固地区百姓的生活内层，展现了面对干旱贫瘠的土地居民的生存状况，显示出人类生存的巨大精神力量。它的问世将中国纪实摄影引向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如果说王征之于摄影是一个收复瓦片的文物工作者的话，摄影家黑明则是一个探究人性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基于黑明只对那些真实生活着的人有兴趣，有一种强烈的要走近他们的欲望，多年来，他像“拼命三郎”般痴迷于影像艺术，先后拍摄并出版了《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走过青春》《古城平遥》《古城丽江》《塬上情歌》《少林僧人》《西藏影像》《100年的新窑子》《与1000人对话》《中国的僧人和凡人》《100个人的战争》等二十余部影集、随笔、访谈和田野调查等专着。在这些专着中，他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式，对作为主人公的100个知青、100个右派、100个和尚、100个农民、100个抗战老兵展开地毯式的影像和文字记录，近距离感知他们的生活、行为、表情、意识、态度，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传递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认知。为了记录战功卓着的抗战老兵和民族英雄，从2011年年初开始，黑明在全国各地寻找在抗战当中有过辉煌战绩和伟大贡献的世纪老人，先后去了全国将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将近二百个家庭，并前往日本，和当年的鬼子兵进行对话，无数次奔赴中国抗日主战场和游击区，进行实地考察，耗时近五年，行程10万里。他镜头下的老兵没有模式化的表情，不是千篇一律的呆板大头像，而是充满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有情趣的人。他用影像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打开他们尘封已久的心门，用一种举重若轻的功力和考究的构图方式，将老兵真实、率性和传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僵化思潮的退场和人文主体意识的复苏，我国的纪实摄影已从机械庸俗的实用主义时期、粉饰造假的神话英雄主义时期、真情实景的简单直拍时期，逐步发展到进行揭示批判和人文关怀的改良期、提纯生活本质和意义的人文寻根期、展开田野调查的多维创新期，这是中国纪实摄影逐步走向开放多元的历史必然。可以说，从歌功颂德式的影像谄媚回归到具有独立影像品格的艺术美学本体，纪实摄影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也是社会自由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抗拒和瓦解影像附庸地位、争取独立自主的精神面貌被大家所共识并接纳的，它是中国社会的影像艺术走向成熟的表征。不过，基于国情不同，中国式纪实摄影的范畴在概念上比西方国家更为宽泛。相信随着社会制度对各种异见的包容、民众对图像解读能力的提高、摄影人进行情感释放和自由表达的语境加大，中国的纪实摄影将能赢得更加从容开放的话语空间，并在关怀人的力度和深度上走向更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