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茨指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在内的一个 SSA，在资本主义某个发展阶段上会促进资本主义的盈利和积累，但最终会因其内在矛盾而瓦解这个 SSA 的持续存在。导致这个 SSA 瓦解的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动消除，只有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SSA 才行，而这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大的调整才能实现。从SSA 分析框架出发，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是 1930 年以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 二是 1930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 三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科茨看来，第三个阶段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特点，在促成过去几十年一系列长期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趋势的隐患，经济大调整的来临不可避免。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正是发端于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具体而言，第三阶段的美国新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九大特点: (1) 对国内、国际的商业和金融“去调节化”，让“自由市场”统领一切，以获得资本的自由流动性; (2) 对众多国家的公用事业进行私有化; (3) 放弃那些用于缓和商业周期和保持低失业率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4) 大幅缩减国家的社会支出; (5) 对商业和富人减税; (6) 大企业和国家对工会组织的攻击和削弱; (7) 劳动过程中用更多的临时工、兼职工来取代以往的正式员工; (8) 不受限制的恶性竞争，取代了大公司在战后调节性资本主义时期所实行的“独立性合作行为”( co-respective behavior) ; (9) 在大公司内部引入市场原则，这包括从原来公司内部员工选择 CEO 向公司外部市场雇佣 CEO 的转变。
上述制度特点导致了三大结果，它们共同促成了一系列的长期经济扩张，并蕴含着诱发系统性危机的种子: (1) 伴随着对工会的攻击和工人工资集体谈判能力的瓦解，工资和利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所有家庭之间的不平衡也在扩大; (2) 对金融行业的“去调节化”，使得金融部门敢于从事一切能够获取高额利润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多地投机和冒险行为开始涌现，而这些行为在 1980 年以前高度监管的金融结构中是不被允许的; (3) 从公司外部聘请的 CEO 们只关注任期内股市的华丽表现，容易采取短期行为，目的在于能以薪酬改聘到另一个公司，诸如此类的行为催生了一系列大的资产泡沫。
总之，上述一系列制度特点造成了利润相对工资的快速增长，收入及财富日益向富有家庭集中，催生了大量可供投资的资金，其规模超过了生产性投资机会，开始涌向不动产以及有价证券，为资产泡沫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体现了“去调节化”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失衡;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2． 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为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创造了必要条件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失衡，使得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更多由资本分享，这种明显偏向资本的积累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潜藏了爆发总需求不足的危机的可能性。
对此，科茨通过测算、比较一系列的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指标揭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和资本关系。数据显示，开始于 1979 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在 1982 年到 2007 年间，生产率的增速都要快于劳动报酬增速，并且两者之间的差额在 2000 年至2007 年中达到最大值 1． 3% 。而此差额，在 1948 年至 1973 年具有调节性 质的资本 主义时 期，只有0． 1% 。
与此同时，在 1979 年至 2007 年间，以工商部门为重点考察的实际利润和员工实际报酬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4． 6% 和 2． 0%，其中 2000 年至2007 年两者差额更是达到最大的 7． 2%［17］，这意味着收入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利润相比工资的快速上涨，虽然有利于剩余价值创造，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实际工资的停滞甚至萎缩限制了工人的消费; 社会福利的削减、企业和富人的减税限制了政府支出的扩张，这种双重限制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不可能创造出充分增长的总需求，来保证一个长期的经济扩张。可以说，总需求不足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无法逃避的问题。
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实却是美国消费的增速超过了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美国经济分析局2008 年的数据显示: 在 2000 年至 2007 年，GDP 的增长率为 2．32%，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 2． 66%，消费增速达到 2．94%。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是如何找到了自我解决途径的呢? 对此，该如何做出解释? 科茨认为这主要是通过提取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房屋净值来实现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预示着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之外会有更多的资金，这以巨大的房屋净值体现出来。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金融部门，使人们可以在不卖掉不动产的前提下，通过获得贷款来花费不动产增长着的收益。可以说，美国 2000 年以来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充当了解决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角色。
伴随长期的利润率上涨、实际工资的停滞或削减、收入之间差距的扩大，本应产生消费需求不足或实现危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恰恰因为其制度特点，即失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劳动和资本关系的长期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其在较长时期内避免和延缓了总需求不足的危机。
三、结论与启示
国外阶级分析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等代表学者深入研究分析了这场 2008 年始自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虽然他们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是却对经济危机的发生作出了较为一致的阐释，即认为金融创新消除了“工人实际工资停滞或削减”和“平均消费水平上涨”之间的缺口，延缓了“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爆发。从这些分析和阐释中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劳动和资本关系”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导致的结果:从政府和市场关系来看，“去调节化、干预化”的市场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市场弱政府”的格局，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 从劳动和资本关系来看，长期资本偏向的积累没能很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出现使得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而失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又进一步为劳资关系的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得偏向资本积累的失衡状态得以长期存在。但是，一旦“劳动和资本关系”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制度所能承受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妥善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对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固有局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在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坚守“社会主义”这一底线，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覆辙。具体来说:
1． 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出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始自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巨大隐患，成为引发危机的关键一环。对当前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警钟，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绝不是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的方向，我国政府和市场的相关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邓小平同志曾经一再告诫全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牛鼻子”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如此，因此，对位于鼻尖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改革，必须牢牢把握住改革的正确方向，守住改革的根本底线———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绝非新自由主义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