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重心的货币政策当作“公认”的原理加以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和央行，在应对经济衰退时，往往把扩张性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作制定政策的基本范式。我国学术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信任比西方学术界更普遍，货币政策还被理论界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少数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包含着关于宏观调控的一些最基本规定和科学的方法。
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真的有效、可用，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吗?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是否有用，有多大作用，以及应当如何运用历来分歧巨大。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要而持续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体现在物价水平的变动上;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不分长短期都起作用，或长短期都不起作用; 更有学者认为无论长短期货币政策均无作用，即使有作用也难以合理利用。
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影响巨大，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分析，澄清其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事实。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原理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主张不相容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从根本上表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或增值资本价值，而要想达到资本价值最大限度增值的目的，企业在社会无计划的情况下必然要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要对劳动者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从而造成社会消费能力小于生产规模，这使生产过剩不可避免; 生产过剩和市场竞争造成利润率下降，最终必然造成投资减少，爆发危机。经济危机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就绝不是货币政策所能克服的。在销售困难的环境中，不管发行多少货币，把利率降到多低，企业扩大生产的预期也只能是亏损，因而不会扩大投资。由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即使扩张性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真的能够刺激生产扩大，其作用也只能是火上浇油。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种种办法一样，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经济低迷或衰退期间，由于生产下降，投资机会大大减少，一方面产业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因而增加，另一方面借贷需求减少，结果导致借贷资本过剩。信用货币增发的基本途径是信贷，信贷资本已经过剩了，再增发货币，不是难以实现货币流通量的扩大，就是货币难以供应到企业去。
马克思借贷资本过剩的理论同样蕴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效和不必要的结论。
凯恩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经济衰退的实质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但并不相信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他认为，克服需求不足归根到底依赖消费扩大，而所得越高，消费倾向就越低; 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增加有效需求，是“未来消费的准备”，为未来准备的消费即投资品不能被现实地消费掉，就需要以更多的投资即更多的“未来消费的准备”去带动，“已经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之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除非让失业增加，社会贫穷到一定程度，使得所得与消费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的这个条件之下，为准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
“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
二、马克思明确否定增加货币可以克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批评和否定了早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观点。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不畅是因为商品流通出了问题，不能由货币不足来解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
马克思引用英国学者达德利·诺思的观点指出，商品流通不畅即销售困难其原因是产品过剩、市场缩小、群众消费不足，因而用增加货币的办法无法解决，那种认为增加货币就可以解决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过程矛盾的观点是欺骗或错觉: “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国内缺乏货币; ……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 ……1． 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 2． 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3． 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
“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 由商品性质引起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
1830 年代至 1840 年代，英国爆发了两次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危机，导致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分别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货币不足或货币过多，分别从放松银行券发行和限制银行券发行的办法寻求抵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途径。马克思在批评以奥维尔斯顿为代表的通货学派时说: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 1825 年和 1836 年的大危机……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 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
在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已经售出的商品难以收回货款，其商业汇票难以向银行兑现，加上企业不愿赊销，要求现金支付，造成支付手段不足。而在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多次停止兑现，1844 年英国议会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废止了一般商业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制度，规定银行券由英格兰银行集中发行，且只能发行 1400 万英镑以政府借款为保证的银行券，超此限额的发行必须有100% 的黄金保证。马克思说这一立法在实践中遭到可耻的失败，但同时认为，像主张自由银行制度的银行学派那样，不设发行限额，让银行对产品积压的企业和投机者不受限制地供应他们所缺少的货币资本，也不会修复造成过剩的经济体系。马克思写到: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象1844—1845 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因为，生产过剩，以及投机造成的损失、被欺诈、产品贬值和无法追回的应收款，都不是增加货币可以解决的: “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马克思还指出，“在危机时期，接受贷款是为了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交易”。所以在经济危机期间增发货币虽有助于企业偿还旧债，防止债务链条更多断裂引起更大破坏，但并不会刺激新的投资或增加新的销售，达不到促进经济回升的作用。
三、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能成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根据
有一些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含有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思想或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其一，马克思说: “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
有观点认为，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经济衰退时期应实施信用扩张政策的思想，或明确指出了经济衰退时期必须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时代的英国，贵金属(即马克思所说的货币) 是基本的流通手段，同时商业信用中也使用可与汇票兑换的、或与贵金属互相兑换的银行券，即信用货币。马克思指出，在发生危机时，商业信用即赊销减少，从而商业信用工具汇票和银行券减少，商业赊销的减少还导致对现金需求增加; 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物价下跌、支付困难和销售困难，即“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不过“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信用货币，是缓解交易支付手段不足和债务链条上的资金困难，是在危机爆发时救急，缓和恐慌，减缓经济负增长，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因而增加信用货币不是“积极的”或“扩张性”货币政策; 积极的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通过增加货币量、降低利率来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增加。
西方主流货币政策理论是建立在衰退时期的主要困难是投资需求不足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都期望促进新投资的增加。从前文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政策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时期的主要困难是债务清偿困难，商品实现困难，并面临恐慌的威胁，所以正确货币管理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促进新增投资，而是应使货币供应量与商品流通的需要相适应，满足商业银行向那些有支持价值的企业提供信贷以帮助其清偿旧债务和购买商品(进货) 的需要，从而避免经济衰退加剧。
其二，马克思曾说，“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可供利用而未加利用的处于闲置状态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下，银行扩张信用，增大货币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其实，马克思这里是谈单个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不涉及社会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问题: “要使货币(即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 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 ……只要有订货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预先购买，预先出售，它们的生产就可以实际进行。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 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
这里讲的“再生产的要素”，不是指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是指另外一个企业生产的商品可以成为这一企业“生产资本的要素”; “一方面的货币”不是银行增发的而是企业自身的积累，且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不是增发货币刺激起来的，而是靠订单。马克思阐明的是，一个企业的积累要转化为扩大再生产并带动另外的企业扩大再生产，前提是另外的企业有能力制造产品为这一企业提供生产资本的实体或要素，即使没有货币，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单个资本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是假设市场已经存在的，如果许多资本都增加投资，就不能假设肯定有市场。
其三，马克思还说，“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有观点认为，这句话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处于可供利用而未加利用的闲置状态，国家就可以放松银根。考察这句话的上文，可知马克思这里是在“分析商业信用”，即企业间赊销，与央行放松银根的银行信用无关，“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
就是说，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的最大限度是产业资本的最大生产规模; 是生产规模决定信用规模，而不是信用规模决定生产规模; 信用的扩张，助长了生产的盲目扩大。
其四，马克思提过货币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通行的观点认为，在生产要素还未达到充分利用的状态，科学运用货币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理论，应当增加资金供应。马克思认为: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马克思的意思是，创办企业必须预付资本，因而微观单个企业的货币资本(不是“货币”) 是资本周转的起点或第一推动力; 在企业资本不断的循环周转中，流动资本反复购买原燃材料和劳动力，保证再生产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是持续的动力。“创办企业需要预付货币资本”，“生产维系需要货币资金”，绝不意味着如果在宏观上增加货币总量，企业就会做出扩大生产的决策来。马克思对货币资本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但完全没有提到货币可以推动生产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意思。
其五，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利率理论中隐含着利率的经济变量功能: 利息率与企业主收入成反比，投资是利息率的减函数; 根据马克思利率理论中蕴涵的利率对投资的反方向调节功能，可推出利率调节措施: 当经济处于低迷或衰退时期，中央银行应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使利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水平，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实际上，“利率与利润份额的关系”和“利率与投资的关系”是两个问题，经济低迷时期投资不足并不是因为利率过高，所以马克思完全没有说到降低利率会促进投资，完全没有“投资是利息率的反函数”的意思。虽然似乎偏高的利率会抑制经济发展，但过高的利率会引起可贷资金增加，借贷需求减少，从而市场利率会降到与经济状态相适应的水平。大量事实证明，由于企业没有扩大再生产的预期盈利机会，利率下降使企业成本些微降低也仍然没有乐观的投资机会; 由于借贷资金过剩，央行利率降低到零，商业银行也没有必要承接央行的货币供给。
四、货币政策有效性并非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共识
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一般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共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不仅不同学派的认识大不相同，凯恩斯主义者也并非普遍支持这一理论。凯恩斯本人就认为，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期间是无效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认同货币政策起作用，但政策主张不一，主要政策目标是稳定通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相信，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实际上不可能设计出合适的政策来。此外，新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家也不主张利用货币政策效应追求过高的产出和就业，而是提出了中性货币政策主张; 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当局没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根本否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认为货币政策有作用的学派中，只有自称“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在实施上是有效而且是可以利用的，但也认为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重要。
那些认同货币政策有作用的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仅仅是因为价格在短期内缺乏弹性，货币政策在长期内也是“中性的”。但实际上扩张性货币政策短期效应观点也远没有产生共识。李世美归纳道，总地来看，目前学术界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对产出产生影响。但他紧接着指出，案例研究表明紧缩(不是扩张) 的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效果。大量的模型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不一。
也就是说，案例研究没有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显著效果，而模型检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也无一致结论。在国内研究方面，结论亦是分歧重重。由于样本区间、研究方法、研究变量的不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货币是否“中性”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观点更是对货币政策短期效应的否定。学术界流行的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观点，即紧缩性货币政策作用明显而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不佳的理论，实际上否定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不是说其作用小而是结论为无作用。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问题可追溯到凯恩斯 1936 年关于“流动性陷阱”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产出和就业增长的能力极为有限，即理论无效。汉森(Hansen) 1941 年提到，1930 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在经济萧条期间扩张性货币政策没有起到有效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1960 年代弗里德曼(Friedman) 和施瓦兹(Schwar-tz) 等也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给予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上的研究，认为在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期间，表面上似乎扩张或者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复苏经济没有起到显著作用。弗里德曼(Friedman) 比喻道，“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在其后几十年中，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中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较为普遍地认同。
齐登(Tsiddon) 、卡巴耶诺(Caballaro) 、恩格尔(Engel) 以及曼昆(Mankiw) 等人的模型从理论上说明了由于粘性工资以及价格调整的成本等因素，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巴罗(Barro) 、曼昆(Mankiw) 和罗默(Romer) 等从理论上论证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实证研究比理论研究更为丰富。科费(Cover) 使用两方程方法对美国季度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不论货币供给是否被预期，正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没有影响。
这被认为是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里程碑意义的实证研究。如考夫曼(Kaufmann) 认为，在澳大利亚的非经济繁荣时期，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杨定华通过对我国 1984 －2005 年的货币政策实践的向量自回归分析，说明 M2 的正向冲击效应一直不超过 1%，几乎可以忽略，而负向冲击的效应达到 51． 47%; 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显著摆脱经济的恶性衰退。
参考文献：
［1］方健敏． 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意义［J］． 当代经济，2005，(10) ．
［2］方阳娥，张慕濒． 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 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J］． 经济评论，2006，(2) ．
［3］李济广． 扩张性货币政策批判: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无效性［J］． 财经科学，2013，(3) ．
［4］马克思 . 资本论: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5］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6］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7］马克思 . 资本论: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8］李世美． 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文献综述［J］． 现代经济探讨，2008，(7) ．
［9］张雪兰，杨丹． 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基于 1996 －2009 年季度数据的分析［J］． 财贸经济，2010，(6) ．
［10］楚尔鸣，赵凯．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研究综述［J］．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 ．
［11］苟小菊，徐子奕． 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研究综述［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
